近代启蒙哲学与新人的发现_康有为_谭嗣同_严复_梁启超思想合论

收稿日期:2000207205

作者简介:宋志明(19472),男,汉族,吉林省吉林市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近代启蒙哲学与新人的发现

——康有为、谭嗣同、严　复、梁启超思想合论

宋志明,许　静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北京　100872)

摘　要: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重新发现人,揭开中国哲学史新的一页。康有为批判旧的人学观,打开缺口,为新人学开辟了道路;谭嗣同身体力行,向封建制度公开挑战;严复不懈地寻求西学,对思想变革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梁启超疾呼呐喊,倡导启蒙教育,呼唤新民早日问世。他们前后相继,一脉相承,为开拓近代中国新人学思想发展之路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关　键　词:博爱哲学;冲决网罗说;进化人学观;新民说

中图分类号:B 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013(2000)0320001205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经济状况各方面都有重大变化,中国该向何处去?这是摆

在中国人面前的时代课题。为了拯救国家,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发起了变法维新运动。他们为了给变法维新寻求理论上的支持,一方面致力于中国传统思想的重铸与改造,另一方面第一次吸收西方的人道主义、天赋人权论、进化论等思想。在与守旧派的斗争中,维新派的启蒙思想家们认识到对社会的改造首先是对人的改造,只有首先深刻地理解人的本质,了解新时代所需要的新人格,才能更好地推动变法维新,推动中国的进步。因而,此时的思想焦点就集中在批判旧的人学观、对人的重新发现上面,于是建立新的人学观成为哲学变革的主调。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等启蒙思想家把握住时代的脉博,对人学观念的变革都各自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的思想前后相继,构成近代新人学观发展的基本线索。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儒家人学向来偏重于人伦而忽视个人,尤其是到了汉代大儒董仲舒那里,随着三纲五常的确立,君权、父权、夫权的无上权力被合法化,人也被异化成纲常伦理之网上的纽结。中国传统人学注重群体,忽视个人;注重义务,忽视权力;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强调弱者对强者的依附,强者对弱

者的支配;在封建伦理的大网上,人实际上变成了种种社会关系的附属品。然而,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之后,国门大开,中西文化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人们的观念也在不断革新,这种旧的人学观显然已经过时。此时维新派思想家们顺应时代的要求,对旧的人学观发起了理论上的挑战,开始思索时代所需要的人格。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近代哲学革新意义的所在。正是由于重新发现了人,意识到人应有的价值和尊严,中国哲学史才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一、康有为的博爱哲学

康有为是19世纪末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也是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他学贯古今,揉合中西,率先开启建构新人学的风气。他提出的博爱哲学就是一种新的人生哲学。

康有为的哲学是从传统元气说开始的。他提出:“天地之始,易所谓乾元统天者也。天地阴阳四时鬼

神,皆元之分转变化,万物资始也。”(康有为:《礼运注》

)“孔子之道运本于元,以统天地,故谓为万物本。”(康有为:《春秋董氏学》)接着,他将“元为本”归

为“仁为本”,以“不忍人之心”——“仁”作为宇宙之本,从而建立起他的“重仁而爱人”的博爱哲学。正如他的学生梁启超所说:“先生之哲学,博爱派哲学也,先生之伦理的‘仁’字为唯一宗有,以为世界之所以立,众生之所以出,家园之所以存,礼义之所以起,无一不本于仁,苟无爱力,则乾坤应时而灭矣。……故先生之论政论学,皆发于不忍人之心。人人有不忍人

第1卷第3期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 o l .1N o.3

2000年9月

Journal of H unan A gricultural U 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

Sep.2000

之心,则其救国救天下也,故已不能自已。……其哲学之大本,盖在于是。”(《康南海传》,转引自《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康有为的博爱哲学对于人的观念的更新,具有以下几点意义。

首先,突破旧的人学观念,找到了人本学的新视角。他不再将人视为封建伦理大网上的纽结,而是视为有个性的具体存在。他突破了传统儒家的人伦观念,对“爱有差等”的思想做了改造,这是他的博爱哲学的亮点。他说:“仁者,博爱。”(康有为:《孟子微》)并说:“仁,从二人,人道相偶,有吸引之意,即爱力也。而道本于身,施由亲始,故爱亲最大焉。……盖仁者无所不爱,而行之不能无断限”(康有为:《中庸注》)他承认爱有差等,但是他以历史进化论的观点看待社会的发展,认为随着社会发展,“爱有差等”会为“爱无差等”所代替。他强调,人类社会是按照据乱之世、升平之世、太平之世的级次发展进化的。“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世,大同之世,远近大小若一,文教全备也。”(《春秋董氏学》)“据乱世”是“亲亲”的时代,人们之间不平等;到了“升平世”,进入“仁民”的时代,人们之间逐渐平等;到了“太平世”,一切平等,贬及天子,无王可言。”也就真正实现了爱无差等,实现了仁的目标。“至太平则人人平等,人人自立,远近大小若一,仁之至也。”(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卷一)康有为的“爱无差等”说其实就是近代的平等、博爱思想。由此可见,他的三世说是针对封建主义的等级观念而发的。

其次,康有为摒弃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靠拢。他提出:“圣人不以天为主,而以人为主”(《康先生口说》)因为“人为万物之先”,“超然贵于万物”,“可以参赞天地”(康有为:《礼运注》)“人禀阴阳之气而生也。能食味、别声、被色,质为之也。”(《内外篇・爱恶篇》,转引自《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他直接了当地肯定人欲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向存理禁欲的理欲观提出了挑战。他说:“夫天生人必有情欲,今人只有顺之而不绝之。”人欲包含的内容极为广泛,几乎涵盖了现实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口之欲美饮食也,居之欲美宫室也,身之欲美衣服也,……用之欲美机器也,知识之欲美学问图书也,……情义妙道之欲入干心耳也……”[1]等等。总之,这种种欲望正如康有为所说:“普天之下,有生这徒,皆以求乐免苦而已,无他道矣。……”[1]正是由于人生而有欲,要不断地“求乐免苦”,不断地为满足欲望而努力奋斗,社会历史才得以前进,“不得则忧,得之则乐”,所以人类“日益思为求乐免苦之计,是为进化”。[1]同时,他提出,礼乐伦理等正是“圣人因人情之所欲悉代宣达之”“其术不过为人增益其乐而已”。这样,伦理道德就不应是压制人们个性天性的工具,而是“为人谋免苦求乐之具”。不仅仅伦理道德是这样,“一切政教,无非力求乐利生人之事。”[1]可见,他将人欲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大力倡导具有现实色彩的新人格,而不再推崇传统儒学中几乎不食人间烟火的“君子”。

再次,康有为立足于人类学的新高度,展望人类社会的未来,企慕理想的大同之世。在他看来,现实世界尤其是他所处的黑暗时代,充满了种种痛苦。那么,人间苦难的根源何在?“总诸苦之根源,皆因九界而已。”[1]所谓九界,是指国界、级界、种界、形界等等。“吾救苦之道,即在破除九界。”[1]只有破除九界,才能建立起一个“至平、至公、至仁、治之至”的大同世界。通过对这个理想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方面的具体描述,他构想出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国家,没有私人财产,只有平等和富裕的乌托邦。这个与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对立的大同社会,其实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虽然这只是康有为的空想,但是它体现了康有为一贯提倡的仁爱、平等的新观念,反映出他对人生目标的追求。由此看来,康有为的大同学也是对传统人学观的猛烈冲击,具有时代的进步性,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开新人学之先河,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二、谭嗣同的冲决网罗说

谭嗣同是康有为的“私淑弟子”,也是戊戌维新运动中著名的激进派。他寻求新学,试图把西学同中国的传统思想加以融合。他的代表作《仁学》,猛烈抨击封建纲常礼教,发出了“冲决网罗”的时代最强音。

谭嗣同的《仁学》以仁为核心,以“仁—通—平等”为基本框架。他吸收西方最新科学知识,提出“以太”这一哲学范畴。他说:“遍流界,虚空界,众生界,有至大至精微,无所不胶粘、不贯洽、不管络而充满之一物焉,目不得而色,耳不得而声,口鼻不得而臭味,无以名之,名之曰以太。其显于用也,孔谓之仁,谓之元,谓之性;墨谓之兼爱;佛谓之性海,谓之慈悲;耶谓之灵魂,谓之爱人如己、视敌如友;格致家谓之爱力、吸力,咸是物也。法界由是生,虚空由是立,众生由是出。”[2]可见他力求从哲学的高度寻找世界

2湖　南　农　业　大　学　学　报200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