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学 文献综述 论文

略论梁启超之方志学思想摘要：作为我国近代方志学研究的奠基者，梁启超始倡“方志学”这一概念，简明扼要地概述我国数千年修志的历史，系统阐述了我国方志的编纂理论，并将其分列为单独的史学门类，其方志学理论体现在他所撰写的《说方志》、《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龙游县志·序》等文章中，为我国方志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梁启超；方志学；编修方法；章学诚；“三书”之法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著有《饮冰室合集》。

他作为我国近代方志学研究的第一人，首次提出“方志学”这一概念，并将其分列为单独的史学门类，其方志学理论体现在他所撰写的《说方志》、《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龙游县志·序》等文章中，为我国方志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始倡“方志学”一词方志是我国文化遗产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其在我国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占有很大比例。

但在封建社会里，方志一直被认为是地理书，属于地理学的范畴。

从《隋书·经籍志》以来的公私目录，大都把它列入史部地理类。

但到了宋代，很多学者提出方志是属于史的范畴的看法，甚至直接提出“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的看法，且这一时期方志编修十分普遍，统治者也格外重视图经的编修，使方志学在这一时期慢慢趋于定型。

到了明代，明太祖见过之始，为显示其统一之功，了解各地民情，于洪武三年命儒臣统一编修一统志，“编类天下州郡地理形势，降附始末”，由于得到统治者的支持，这一时期方志学得到迅速发展。

直至清朝，康熙、乾隆、嘉庆三次编撰《大清一统志》，加之清代学者的推动，方志学进入全盛时期。

但“方志学”一词，从现有材料看，是为梁启超首创。

梁启超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一文中提出，“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如孟子所称‘晋《乘》、楚《梼杌》、鲁《春秋》’，墨子所称‘周之《春秋》，宋之《春秋》，燕之《春秋》’；庄子所称‘百二十国宝书’，比附今著，则一府州县志而已。

”1他认为，方志即地方史，将“方志学”单独列为史学的一个门类，认为“夫方志之学，非小道也，吾诚欲自善其群立于大地，则吾群夙昔遗传之质性何若？现在所演进之实况何若？环境所熏习所驱引之方向何若？非纤悉周备，真知灼见，无以施对治焉。

舍历史而言治理。

其言虽辩无当也。

中国之大，各区域遗传实况环境之相差别盖甚颐，必先从事于部分的精密研索，然后可以观其全，不此之务。

漫然摭拾一姓兴亡之迹，或一都市偶发之变态，而曰吾既学史矣。

吾已知今之中国作何状，此又与不知甚也。

有良方志然后有良史，有良史然后开物成务之业有所凭借，故夫方志者，非直一州一邑文献之寄而已。

民之容瘁。

国之污隆，于兹系焉。

”2由此可知，如果想要彻底了解全国的状况，并不是要一地一地分开来研究不可，因为笼统地说中国如何，大多所指的是政治中心的状况，难以反映各地的特点，如此一来，方志的的编修与研究就势在必行了。

且在《新史学》一文中，梁启超先生将中国史学分为十类，其中第七类便是地方志。

另外，梁启超认为虽然方志属于史学，但史与志是有所区别，有所不同的，这一点在他所撰写的《龙游县志·序》一文中写到，“有良方志，然后有良史”，这无疑是对方志作用的很高的评价。

且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又提出：“地方的专史，就是方志的变相。

最古的方志，要算《华阳国志》了。

以后方志愈演愈多，省有省志，县有县志。

近代大史学家章实斋把方志看得极重，他的著作，研究正史与研究方志的各得其半。

方志，从前人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不认为史，自经章氏提倡后，地位才逐渐增高。

”3可以说，梁启超关于方志学的理论使方志学的研究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得到提升，关于方志学的性质做出界定，并积极肯定了方志学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作用。

二、以进化论观点，概括方志学发展脉络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一文中，用其进化论的史学观点，总结了方志学发展脉络：“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如孟子所称‘晋《乘》、楚《梼杌》、鲁《春秋》’，墨子所称‘周之《春秋》，宋之《春秋》，燕之《春秋》’；庄子所称‘百二十国宝书’，比附今著，则一府州县志而已。

惟封建与郡县组织既殊，故体例靡得而援焉。

自汉以降，幅员日恢，而分地纪载之著作亦孳乳浸多……”“自宋以后，荟萃以上各体成为方志。

方志之著述，最初者为府志，继则分析下达为县志，综括上达为省志。

明以前方志，今四库著录者尚二十七种，存目亦数十。

《四库》例：宋元旧志全收，明则选择綦严，仅收五种，清则惟收当时所有之省志而已。

然道、咸以后，学者搜罗遗佚，《四库》未收之宋元志续出重印者不少，以吾所见尚二十余种入清，则康熙十一年曾诏各郡县分辑志书，而成者似不多，佳构尤希。

雍正七年因修《大清一统志》，需省志作资料，因严谕促修，限期蒇事。

今《四库》著录自李卫等监修之《畿辅通志》起至鄂尔泰监修之《贵州通志》止，凡十六种，皆此次明诏之结果也。

成书最速者为《广东通志》，在雍正八年；最迟者为《贵州通志》，在乾隆六年旋复颁各省府州县志六十年一修之令。

虽奉行或力不力，然文化稍高之区，或长吏及士绅有贤而好事者，未尝不以修志为务，旧志未湮，新志踵起。

计今所存，恐不下二三千种也。

”4此说法肯定了方志是起源于春秋时的史书，而到了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组织机构不尽相同，所以编纂方志的名称和体例亦各不相同。

虽然存在着差异，但都属于方志学的范畴应是无疑的。

这其中列出汉代地纪增多，自宋代起方志公私著述兴盛，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多次颁诏各郡县分辑志书，形成了各省府州县六十年一修志的定制，中国的方志编纂在清代进入了第一个鼎盛期。

这大体上符合中国方志发展历史的实际。

梁启超认为方志体例的形成过程是自汉代以后的图经、政纪、人物、风土、古迹、谱牒、文徵等七类地方记载作品变化发展而来的，至宋以后，荟萃以上各种体例成为方志。

梁启超在《说方志》一文中还提到：“后此方志，则糅合诸类斟酌损益以为体例也”。

说明梁启超认为宋以前的方志是以一种比较分散的形式存在，而到宋代时，已发展为地方上的综合性著述，体例也基本完备、定型。

这种看法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可，后人在研究方志学上也多沿用此说法。

方志的内容“大抵初期作品，囿于古代图经的观念，以记山川、城邑、宫室、名胜等为最主要部分；稍进，则注重人物传记；更进，则及于古迹、遗书、遗文、金石等；更进，则注重现代风俗、掌故、经制、因革等，而年代愈晚，则陈迹之须考证者愈繁，故去取剐择，亦成为专门技术，…要之自宋迄明六七百年间，方志观念日趋扩大，其内容日趋复杂，可断言也”。

梁启超指出了方志“亦代有进化”，以历史进化论的观点研究方志，因而超过了前人，可谓方志学研究的另一重要进步。

三、阐述方志学编修方法梁启超在学术研究上向来十分注重方法的总结，他的《读书分月课程》《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国历史研究法》等系列论著中经常谈及治学的方法问题。

同样地，在史学方面，梁启超也对史学研究和编撰方法做出许多理论总结。

中国的史学著作虽然数不胜数，但往往由于史学家门注重一家一姓的兴亡和所谓的正经正史的正统地位，更由于“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思想作祟，往往不足以称之为信史。

而方志著作亦多由地方官奉旨行事，编修地方史往往流于形式，很少能够列入史学著作之林。

但是，由于方志中保存了大量的正经正史里不太注意的材料，对于现在史学研究而言，可谓提供了大量丰富的材料。

通过研究这些方志，后人可以窥见古代各种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分化发展等情况，是为极珍贵的文献资料。

认识到方志的这一价值后，梁启超认为编纂方志亟需科学的理论指导。

于是，经过对各种方志材料的比对研究后，梁启超创造性提出方志的编修应公私结合，提倡私修。

他认为，应“由地方长官开局篡撰者”“本籍负重望之学者个人私著或稍借官力，亦仅立于辅助之地位”，即方志编修必须公私结合，由政府出钱，聘请专家编纂，并且要让他们真正做到有职有权，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

梁启超从清代修志中总结出的经验，即使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他认为，身居修志领导地位的人，对于所请专家既要“隆其以礼”，又要“专其委任”。

编修方志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因而梁启超感叹说：“夫方志之著述，非如哲学家、文学家可以闭户瞑目其理想而遂有创获也，其最重要之工作在调查事实，搜集资料，斯固非一手一足之烈，而且非借助于有司或其他团体，则往往不能如意，故学者欲独立任之，其事甚难。

而一谋于众，则情实纠纷，牵制百出，此则所以虽区区一隅之志乘，而踌躇满志者且不一二赌也。

”5这里，梁启超一再强调编修方志应编成信史，为达到此目的，其先决条件就是要搜集材料，并且要保证资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没有充分的资料，修志就无从谈起，而充足的资料则是编修方志的必要条件。

而对于方志编纂体例，梁启超认为，方志的“内容门类之区分，由繁而日趋于简，其所述范围，则由简而扩于丰，此方志进化之大凡也”。

四、客观对待章学诚之方志观在对待方志学研究与编修方面，梁启超十分推崇章学诚，多以章学诚的理论为出发点。

他继承了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但不为章学诚的学说所束缚。

他对前人的理论有继承，也有发展。

而由于他视野开阔，思路宽广，知识渊博，可以触类旁通，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更好的理论创新，同时也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

梁启超首先肯定了章学诚创立方志学之举，提高了方志在史书中的地位。

他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一文中指出：“实斋以清代惟一之史学大师而不能得所藉手以独撰一史，除著成一精深博大之《文史通义》，及造端太宏未能卒业之《史籍考》外，其创作天才，悉表现于和州、毫州、永清三志及《湖北通志》稿中。

‘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

”“实斋‘三书’之法，其通志一部分纯为‘词尚体要’，‘成一家言’之著述；掌故、文徵两部分，则专以保存著述所需之资料；既别有两书以保存资料，故纯著述体之通志，可以肃括闳深，文极简而不虞遗阙”。

6因而，梁启超对于章学诚提高方志地位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时，章学诚在《方志立三书议》和《州县设立志科议》中，提出了“三书”之法，即一部地方志要由志、掌故、文徵三书组成，这标志我国旧方志理论的成熟和修志体例的完备。

章学诚经过长期的研究和实践，认为修好地方志必须分立三书，梁启超对此表示赞同并推崇——（章学诚）“晚年应毕秋帆聘，总鄂志局事，即实行其理想，分泐《湖北通志》、《湖北掌故》、《湖北文征》三书，彼又以此为志须继续增修，而资料非随时保存整理，则过此将散失不可复理，于是倡议各州县设立志科，使文献得有所典守而不坠，而国史取材，亦可以有成式而免参差芜猥之患。

又晰言省志与府志、府志与县志之差别，大旨谓府县志为省志资料，省志为国史资料，各自有其任务与其组织；省志非拼合府县志而成，府县志非割裂省志可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