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
钱穆先生全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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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阶段是乾嘉时期,这个时期的学术特点是考据学的兴起和繁荣。钱穆先生详细介绍了考据 学的代表人物和他们的思想观点,以及考据学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他认为,考据学的兴起 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传统学术开始向现代学术转变。
“夫读书之道,贵以心通其意,意会其言。言辞义理之繁若委填,苟心不通 其意,则不能解其言;不能解其言则必至遗误其义理;遗误其义理则所学非所用, 所用非所学矣。”
这段话是钱穆先生对于读书的建议。他认为读书应该注重心通其意,意会其 言。如果不能理解书中的意思,就很容易遗误其中的义理。因此,他强调读书应 该注重理解而非死记硬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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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全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读书笔记
01 思维导图
03 精彩摘录 05 目录分析
目录
02 内容摘要 04 阅读感受 06 作者简介
思维导图
关键字分析思维导图
穆先生
中国
考据
穆先生
阶段
时期思想Biblioteka 学术中国学术 影响
三百年
全集
这个
史上
重要
冲突
兴起
特点
内容摘要
《钱穆先生全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钱穆先生的一部重要著作,全面论述了明末清初至民国 时期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历程。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学术史,更是一部民族文化史,展现了中华民 族在近三百年来的精神追求和思想探索。
历史科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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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致用的三种类型
致用的三种类型:贵族本位的致用观、民族本位的致用观和社会本位的致用 观 (1)贵族本位的致用
贵族本位的致用观将历史学的服务对象设定为当时的统治者,即帝王、贵族和官 僚。这是传统史学的致用观。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重心在政治和道德两大领域,因 此,史学的致用主要表现在资治和训诫。 资治是指为国家政府的政治统治、管理决策提供经验和教训。传统史学的产生和发 展与政治统治的需要密不可分。孔子作《春秋》即怀有“拨乱世之反正”的政治目 的;最典型的莫过于司马光之著《资治通鉴》,通过修史“鉴前代之兴衰,考当今 之得失”,“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再如传统史学中的典制史,更是以 历史上的种种制度模式,为现实的制度设计提供参考。唐代杜佑之《通典》序言即 明言:“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2、写实性:必须记述客观史事的真情实况
3、动态回顾性:历史学是把人类社会的变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来考察
在横向上,具体考察整体运动是怎样由阶级结构、政治结构、经济结 构、文化结构等主题结构构成的,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因果联系和相 互制约、相互影响的规律性关联是什么。在纵向上,考察时间上先后 联系的时序性,新旧交替的代谢性,跨越发展阶段的超越性,发展变 化上的多线性,多重方向的多线性等。
(2)民族本位的致用
近代意义的史学致用主要从属于民族主义运动,旨在唤醒或培育民族意识。
民族主义“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将一个民族和一个主权民族国家融入 到一种至关重要的内在价值体系并进而成功地鼓动整个民族或大部分人口的政 治意志的政治运动”(劳埃德· 克雷默:《历史叙事与民族主义的意义》)余英 时说: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历史进程中,“凡是能掀起一时人心的政治、社会 、文化运动,分析到最后,殆无不由民族主义的力量或明或暗地主持着”,因 此,民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主导力量”(余英时 《中国现代的民族主义与知识分子》,《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民族主义》)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与钱穆《国史大纲》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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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梅春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钱穆《国史大纲》在有关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动因、主体等问题上,表现出了不同甚 至对立的观点,代表了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中国历史的两种不同认识。《中国通史简编》强调经济基础在历史发 展中的决定作用,认为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推动力,而中国历史在这两股力量的推动下不断从低 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发展,合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国史大纲》则力图证明中国历史是在民族文化与 民族精神的推动下,以士大夫阶层为领导,于和平的环境中以舒齐的步骤不断进步,有异于在斗争中凸显其活力的 西方社会。有关中国历史认识的这种差异,一方面反映出其撰述者用以考察中国历史的指导思想有别,另一方面则 折射出面对历史巨变人们所采取的应变对策的不同。《中国通史简编》 第一次系统地说出了革命者对中国历史的全 部看法,而《国史大纲》则更多地代表传统知识分子面对国家民族危机所采取的应变策略。不难看出,人们对历史的 认识,不仅受制于其历史观,同时也与其对现实社会的思考和历史前途的憧憬密切相关。 关键词:范文澜;钱穆;《中国通史简编》;《国史大纲》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 3210(2014)05- 0051- 07
钱穆对革新派的看法-概述说明以及解释

钱穆对革新派的看法-概述说明以及解释1.引言1.1 概述革新派是指中国近代历史上推动变革和改革的一群人。
钱穆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和思想家,对于革新派的看法既有肯定,也有批评。
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钱穆对革新派的观点,并对他的看法进行评价。
钱穆对革新派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他承认革新派在推动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另一方面,他对革新派的部分行为和主张持有批评态度。
首先,钱穆认为革新派在近代中国的革命和改革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他认可他们对封建社会传统观念的反思和挑战,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反思。
革新派通过提出新思想、新观念和新主张,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和现代化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他们对科学知识的追求和推广,对于推动中国的学术、教育和科技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然而,钱穆也对革新派的某些行为和主张持有批评态度。
他认为革新派在推动变革过程中过于急切,缺乏对传统价值的尊重和包容。
他指出,不顾社会和文化的历史传承,过分追求外来观念和模式的革新,容易导致社会动荡和文化的断裂。
此外,他也对他们过度追求西方文化和政治模式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并主张保持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和独立性。
综上所述,钱穆对革新派的看法可以说是既肯定又批评。
他认可革新派的积极贡献,但也对他们的一些行为和主张提出了批评。
他主张在社会变革和发展中不应过分追求急功近利,要保持对传统价值的尊重和包容,同时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钱穆的观点对于我们理解革新派的历史地位和对待变革与传统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2 文章结构文章结构部分的内容如下:文章结构:本文将分为引言、正文和结论三个部分来探讨钱穆对革新派的看法。
引言部分首先对整篇文章进行概述,介绍了研究的背景和目的,并对文章结构进行简要介绍。
正文部分将逐一探讨钱穆对革新派的看法。
其中,2.1节将首先介绍钱穆对革新派的看法的第一点,2.2节将进一步阐述钱穆对革新派的看法的第二点,2.3节将探讨钱穆对革新派的看法的第三点。
钱穆 心学 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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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心学史学
钱穆先生被誉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文化人。
他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尤其是在心学和史学领域。
钱穆先生对心学的研究有着深刻的见解,他认为心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中国文化的核心。
他对心学的理解不仅仅是对心灵的研究,更是对道德和伦理、政治和社会制度的研究。
他曾经说过:“一切真正的学问,皆起于心学。
”
在史学方面,钱穆先生的贡献也是不可忽视的。
他的史学观点强调历史的人文意义和价值,主张以人为本、以情为本,将历史视为人类精神和文明的宝库。
他主张把历史研究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强调历史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
总之,钱穆先生对心学和史学的贡献是深远而广泛的。
他的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也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1 -。
钱穆先生著作系列国史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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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摘录
“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一种人才选拔制度,它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为政府提 供了一批高素质的官员。”
精彩摘录
这句话肯定了科举制度的历史作用。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项重要制度, 它通过考试选拔人才,为政府提供了大量的优秀官员,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阅读感受
阅读感受
《国史新论》这本书,是钱穆先生对于中国历史的独到见解和深入剖析。读 完这本书,我对于中国历史有了更为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同时也对于历史研究的 方法和视角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目录分析
从整体上看,这本书的目录按照时间顺序分为几个部分,分别是古代、中古、 近代和现代。这种分法反映了钱穆先生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认识,即认为中 国历史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各个时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和影响。同时,这种 分法也突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各个时期的历 史背景和社会状况。
阅读感受
钱穆先生在书中从多个角度分析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他不仅了政治、经 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还深入探讨了社会结构、民族关系、思想观念等方面的 影响。这种综合性的研究方法使得我对于中国历史的认知更加全面和深入。同时, 钱穆先生的分析也让我认识到了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历史并不是简单的因果 关系,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阅读感受
钱穆先生在书中强调了历史研究应该以客观事实为基础,同时也要注重对于 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和判断。他认为,历史研究不仅应该事实的陈述,更应该 事实背后的意义和价值。这种观点让我认识到了历史研究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所在, 也让我更加注重在历史学习中思考和判断。
阅读感受
钱穆先生在书中还探讨了中国历史对于当今社会的意义和价值。他认为,中 国历史是中国文化的根基和源泉,只有深入了解中国历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文 化的内涵和价值。中国历史也为当今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当今社 会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种观点让我认识到了历史学习的真正目 的和意义所在,也让我更加注重在历史学习中寻找与现实生活的和启示。
钱穆《国史大纲》中最著名的一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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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国史大纲》中最著名的一段文字国史大纲·引论钱穆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
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
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
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引论一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举其特点有三。
一者“悠久”。
从黄帝传说以来约得四千六百余年。
从古竹书纪年载夏以来,约得三千七百余年。
夏四七二,殷四九六,周武王至幽王二五七,自此以下至民国纪元二六八一。
二者“无间断”。
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二七五二。
自鲁隐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详。
春秋编年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二六三三。
鲁哀公卒,左传终,中间六十五年史文稍残缺。
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资治通鉴托始,至民国纪元凡二三一四年。
三者“详密”。
此指史书体裁言。
要别有三:一曰编年,此本春秋。
二曰纪传,此称正史,本史记。
三曰纪事本末,此本尚书。
其他不胜备举。
可看四库书目史部分类。
又中国史所包地域最广大,所含民族分子最复杂,因此益形成其繁富。
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
钱穆《国史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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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国史新论》再论中国社会演变近人治学,慕效西方,每好分别以求。
如治史,从政治史外又必分出经济史、社会史等,条分缕析,可至一二十种以上。
然合固可求其分,分亦必贵于能合。
中西双方历史,本非先有限定,必走同一道路。
如言社会史,中西显相异,进程亦不同,治史者必强纳之于一型。
马克思分西方社会为农奴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社会诸阶层,此据西方史立论,其是否尽当且勿究,但国人治中国史,何时为农奴社会,何时为封建社会,争辨纷纭,莫衷一是。
惟中国社会,显未走上西方道路,则已明白无疑。
而国人遂群认中国至今仍是一封建社会,相当于西方之中古时期,一时若几成定论。
余尝谓中国古代有封建政治,与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社会有不同。
中国封建政治,远自夏、商迄于周代,已有长时期之演进。
其前亦如西方曾有农奴社会与否,古史渺茫,可勿究。
而在夏、商、周三代封建政治下,固亦可称其时乃一封建社会,显分贵族、平民两阶层。
但平民决非农奴,此就西周一代种种文献足可证。
而在贵族、平民两阶层间,又有一中间阶层,此即当时之所谓“士”。
《管子》书起于战国,其书中已明白提出士、农、工、商四阶层。
余故谓中国社会自春秋战国以下,当称为“四民社会”。
而自战国以下,又递有演进,仍可续加分别,以见与西方社会之进程有不同。
士之一阶层,起于何时,暂不详论。
然如管仲、鲍叔牙在齐桓公时,其出身显非贵族而当系一士。
在此以前,亦尚有士。
以后更层出不穷,至孔子而士之地位始确立。
后人又称之曰儒。
《说文》:“儒,术士之称。
”可见儒即士。
术士犹云艺士。
礼、乐、射、御、书、数为当时之六艺,能通一艺以上,即可上通贵族阶层,以供任用,甚至可当国政,为卿相。
一部《春秋左氏传》中,自管仲至孔子,其他尚多其例,兹不列举。
儒之后有墨,墨亦士,其自称则曰兼士。
儒、墨以下,百家竞兴,亦皆属士。
因于士阶层之兴起,而贵族阶层渐趋没落。
我故名战国时期曰“游士社会”。
至秦灭六国,封建政治终歇,继起者为郡县政治,而社会则仍为一游士社会。
钱穆 《国史新论》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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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国史新论》自序一国家当动荡变进之时,其已往历史,在冥冥中必会发生无限力量,诱导着它的前程,规范着它的旁趋,此乃人类历史本身无可避免之大例。
否则历史将不成为一种学问,而人类亦根本不会有历史性之演进。
中国近百年来,可谓走上前古未有最富动荡变进性的阶段,但不幸在此期间,国人对已往历史之认识,特别贫乏,特别模糊。
作者窃不自揆,常望能就新时代之需要,探讨旧历史之真相,期能对当前国内一切问题,有一本源的追溯,与较切情实之考查。
寝馈史籍,数十寒暑,发意著新史三部:一通史,就一般政治社会史实作大体之叙述。
一文化史,推广及于历史人生之多方面作综合性之观察。
一思想史,此乃指导历史前进最后最主要的动力。
第一部分先成《国史大纲》一种(商务出版),第二部分续成《中国文化史导论》一种(正中出版),第三部分于四五年前,曾在昆明继续公开作四十次之讲演,而未整理成稿。
其他尚有《政学私言》一种(商务出版),亦于第一第二两部分有所发挥。
积年所有杂文及专书,亦均就此三部分集中心力,就题阐述。
要之,根据已往史实,平心作客观之寻求,决不愿为一时某一运动某一势力之方便而歪曲事实,迁就当前。
如是学术始可以独立,而知识始有真实之价值与效用。
顷来蒿目时艰,受友好敦促,拟继续撰写《国史新论》一种,大体所见,仍与前成各种无多违异。
惟旨求通俗,义取综合,限于篇幅,语焉不详。
其为前数种所已经阐发者,能避则避,能略则略。
读者傥能就此新撰,进窥前构,庶可益明其立论之根据。
总之,求在发明古史真相,其于国人现代思潮有合有离,非所计及。
诊病必须查询病源,建屋必先路看墓地。
中国以往四千年历史,必为判断近百年中国病态之最要资料,与建设将来新中国惟一不可背弃之最实基础。
此层必先求国人之首肯,然后可以进读吾书,而无不着痛痒之责难,与别具用心之猜测。
至于语语有本,事事着实,以史籍浩瀚,囊括匪易,尚祈读者恕其疏失,匡其未逮。
循此而往,中国历史必有重见光明之一日,而国运重新,亦将于此乎赖。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2023届高三高考适应性月考卷(九)语文试题及答案 人教版高三总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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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2023届高三高考适应性月考卷(九)语文试题及答案人教版高三总复习秘密★启用前语文试卷注意事项:1.答题前,考生务必用黑色碳素笔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考场号、座位号在答题卡上填清楚。
2.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2B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
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
在试题卷上作答无效。
3.考试结束后,请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满分150分,考试用时150分钟。
一、现代文阅读(36分)(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3题。
钱穆编纂中国通史,对时代需求有清醒的认识。
从1933年秋在北大担任“中国通史”讲席起,他先后多次撰文呼吁建设“今日所需的新史学”。
1934年3月,他在《大公报》发表的《评夏曾佑〈中国古代史〉》一文中指出:“今日所需者,厥为一种简要而有系统之通史,与国人以一种对于以往大体明晰之认识,为进而治本国政治、社会、文化、学术种种学问树其基础,尤当为解决当前种种问题提供以活泼新鲜之刺激。
”1937年1月,他以“未学斋主”为笔名,在《中央日报》发表《论近代中国新史学之创造》,再次呼吁撰写适合时代需要的新通史。
他说:“所谓新史学之创建,要言之,此当为一种极其艰巨的工作,应扼要而简单,应有一贯的系统,而自能照应我国家现代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尤要者,……要能发挥中国民族文化以往之真面目与真精神,阐明其文化经历之真过程,以期解释现在,指示将来。
”此后,钱穆又发表了《国学史教育》《新史学与新中国》《中国今日所需的新史学与新史学家》等多篇文章,阐述他的史学主张。
其中,以《国学大纲·引论》对新撰通史的时代价值和意义表述得最为系统。
综合钱穆所说,围绕民族教亡这一根本问题,《国史大纲》至少肩负三项任务。
第一,简要阐明“我国家民族以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指出中国“生力”何在。
“我民族文化之唯一足以自骄者,正在其历史。
足以证明吾民族文化之深厚与伟大,而可以推想吾民族前途之无限。
钱穆认为“国民应该了解本国的历史”

观点:钱穆认为“国民应该了解本国的历史”,此观点正确。
论证:国民读史可知:中国为人类物质文明做出贡献,如中国最早培植了粟、水稻,创造了丝绸、瓷器文明,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中国为人类政治文明做出贡献,如创立了先进的选官制度---科举制,促进了人才的流动;中国为人类精神文明做出贡献,如孔子创立儒家,逐步形成儒家文化圈的格局,四大发明推动了世界的进步,文学艺术的繁荣丰富了国人精神文化,影响了周边国家的发展。
1940年钱穆强调“国民应该了解本国的历史”,是为了宏扬民族精神,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
综上,读史可使国民增强民族自豪感、民族自信心。
钱穆的生平及学问

钱穆的生平及学问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字宾四,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一生勤奋,著述甚丰,被誉为“国学大师”。
本文试图对先生一生经历作一简单勾勒,并进一步探讨其学术对于今天的意义。
一、勤奋自学成大家钱穆7岁入私塾,10岁进入新式小学——无锡荡口镇的果育小学。
他的体操老师是钱伯圭,系当时的革命党人。
他听说钱穆读《三国演义》已经读得很熟,就对他说:“此等书可勿再读。
此书一开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
若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
我们此后正该学他们。
”钱穆听了,极受震动,他八十多岁时,在《师友杂忆》中写道:“余此后读书,伯圭师此数言常在心中。
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
而年方十龄,伯圭师即耳提面令,揭示此一问题,如巨雷轰顶,使余全心震撼。
从此七十四年来,脑中所疑,心中所计,全属此一问题。
余之用心,亦全在此一问题上。
余之毕生从事学问,实皆伯圭师此一番话有以启之。
”当时欧洲诸国正是最强盛之时,而中国正当最衰颓之际,故知识分子往往反思自己历史、文化之不如人处。
虽然后来欧洲经过了两次惨烈的世界大战,又不断从大帝国分裂为许多小民族国家,历史证明他们也并非“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但是这一问题在当时的提出,是有其重大意义的。
面对亡国的压力,中国知识分子苦思国家前途。
1910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力证中国不会亡。
这篇文章激动了无数中国青少年的国家民族的情感,也包括16岁的钱穆。
“但是钱先生和大多数青少年读者不同,他读了此文之后没有走上政治救国的道路,而转入了历史的研究。
他深深为梁启超的历史论证所吸引,希望更深入地在中国史上寻找中国不会亡的根据。
钱先生以下八十年的历史研究也可以说全是为此一念所驱使。
”(余英时《一生为故国招魂——敬悼钱宾四师》)13岁时,钱穆入常州府中学堂,在这里,他遇到了日后成为大历史学家的吕思勉先生,得到了吕先生的欣赏和教诲。
钱穆的历史观与政治哲学

钱穆的历史观与政治哲学钱穆是中国近代知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和思想家,他的历史观和政治哲学在当时对中国知识分子有深远的影响,现在仍然具有重要的学理和实践意义。
一、钱穆的历史观钱穆的历史观可以用“兴衰史观”来概括。
他认为历史的变迁是由于政治、道德和精神文化等因素的变化所导致的。
其中,道德素质和道德规范的衰落是导致国家和社会衰退的主要原因。
他强调道德伦理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通过修身养德,以德施治,才能达到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
钱穆还强调了历史的继承性。
他认为,世上的事物都有其历史渊源和演变轨迹,只有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和继承,才能保持和发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
二、钱穆的政治哲学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和教育家,钱穆对政治有着深刻的思考和独特的理解。
他提出了“君民一体”、“民本主义”、“中道政治”等政治理念。
“君民一体”是钱穆提出的一种政治理念,它主张君主与民众应该保持一种亲和的关系,君主应该尊重民众的权利和意见,以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民本主义”是另一种政治理念,它强调国家的根本目的是为民服务,国家权力的行使应该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
钱穆认为,只有实现民本主义,才能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政府。
“中道政治”则是钱穆的政治哲学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
他认为,要想保持一个国家的稳定和繁荣,必须在传统与现代、自由与秩序、权力与责任等方面寻求一种平衡点,这就是中道政治的核心。
三、钱穆的思想意义钱穆的历史观和政治哲学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对今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国家治理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首先,钱穆提出的“兴衰史观”是一种历史观,对今天我们的历史研究和启示有着重要意义,因为它强调了道德的重要性,提出了修身养德的观念。
这对于当今中国社会在道德重建、公民素质提升、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次,钱穆的政治哲学对于今天中国的国家治理有着积极的实践意义。
因为他提出的“君民一体”、“民本主义”、“中道政治”等政治理念引导我们制定政策和方针时应该更多考虑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意见,以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
钱穆先生全集:国史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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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表达了中国人对国家命运的深刻。中国历 史上的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朝气和生命力,同时也面临着各自的挑战和危机。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句话表达了中国人对道德和财富的看法。在中 国历史上,道德和财富往往是相互矛盾的,但真正的君子应该以正当的方式获得 财富,而不是通过不义之举。
内容摘要
书中还涉及了一些现代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使得读者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历史的本质和特点。 《钱穆先生全集:国史大纲》是一本关于中国历史的经典著作,对于研究中国历史具有重要的参 考价值。
精彩摘录
《国史大纲》是钱穆先生于抗日战争时期在云南昆明写成的一部重要著作, 该书对中国历史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梳理。以下是一些精彩的摘录: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表达了中国人对自我完善的追求。在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们一直强调要不断努力完善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和 能力。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句话表达了中国人对社会公正的追求。在中 国的传统文化中,社会公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观,它强调每个人都应该享有 平等的机会和待遇。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话表达了中国人对民生的。在中国的 传统文化中,民生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政府应该民生问题,为人民谋福 利。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句话表达了中国人对知识的态度。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们一直强调要实事求是地看待知识,不要盲目相信自己 的想法或传闻。
内容摘要
在文化方面,钱穆先生阐述了各个时期的文化特点和重要文化成果。他介绍了中国古代的哲学、 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历程,以及不同时期的文化交流和影响。 在社会方面,钱穆先生介绍了各个时期的社会结构和人民生活情况。他分析了中国古代的社会组 织和家庭制度等方面的情况,以及不同时期的社会问题和人民生活的状况。 钱穆先生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为基础,对每个时期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阐 述。 书中采用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文献,使得读者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 书中采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将不同时期的历史进行比较,从而更好地揭示了中国历史的演变过 程。
近代著名史学家资料汇集

近现代及当代重要学者资料汇集1、钱穆(1895——1990)国学大师,自学成才,曾为小学教师,后历任北大、清华、西南联大老师,1949年后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
主要从事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代表作有《国史大纲》、《中国近三百年》、《师友杂艺》、《中国知识分子》、《论语文解》、《论语要略》、《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中国文化史导论》、《孟子研究》、《中国人之宗教社会及人生观》、《中国社会演变》、《阳明学述要》、《秦汉史》、《中国史学名著》、《中国史学发微》等。
代表性弟子有余英时,曾受顾颉刚推荐,但与胡适、傅斯年观点不合。
2、周一良﹙1913——2001﹚曾祖父周馥(曾国藩的幕僚),祖父周学海,叔祖周学熙,父亲周叔弢﹙著名民族资本家﹚。
周一良从小受师塾教育,后先后到辅仁大学、清华大学学习,通晓数种外语,甚笃汉学,学贯中西。
曾留学哈佛,任教北大、清华。
主要致力于魏晋南北朝研究,代表作有《魏晋南北朝史论集》、《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魏收之史学》、此外,周一良精通日语和梵文,著有《中日文治维新的几个问题》、《中外文化关系史论》、《中外文化交流史》、《唐代印度来华密宗三僧考》、《中国的梵文研究》、《敦煌写本书仪考》等。
文革时期曾受到痛批,还要加入过为“四人帮”效力的“梁效”。
见《毕竟是书生》。
与陈寅恪、吴于廑、杨连升等关系密切。
3、陈寅恪﹙1890——1969﹚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著名诗人)。
曾就读师塾,贯通中国传统文化,后游学日本、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师,一生精通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尤以巴利文和梵文最精。
后受梁启超推荐,任教清华,抗日战胜期间转向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后一直任教于中山大学。
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热爱传统文化,其思想被认为处于“”之间。
主要从事隋唐史研究,提出小说的史料价值应该重视以及“以诗证史”,代表作有《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
读钱穆国史新论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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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钱穆《国史新论》有感——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及封建专制浅谈葛喜生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系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鏐之后,近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堪称自学成才而荣登中国最高学府历史教授宝位的奇才。
著作等身,著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先秦诸子系年》、《中国思想史》、《国史新论》、《中国历史研究法》、《朱子新学案》、《中国史学名著》、《孔子与春秋》、《论语新解》、《古史地理论丛》等,其夫人及门生整理结集的《钱宾四先生全集》凡1700万言。
早年因《刘向、歆父子年谱》出名,被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赏识推荐至燕京大学教国文,后又任教于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教授历史,大陆解放后赴香港任亚洲文商学院院长,后创办新亚书院。
为香港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名誉博士。
1967年受蒋介石之邀定居台湾台北,去世后骨灰撒在太湖之滨魂归故里。
钱穆一生致力于历史学教育、研究和弘扬国学精神,年逾八旬双目失明仍治学著述不辍,此精神令人十分敬佩。
窃慕钱先生大名,购《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5年2月北京第二版)拜读。
一口气读了《中国社会演变》等篇,觉得钱穆把握中国历史社会的特点比较到位,故在中西方社会对比方面还是有自己的见地。
虽然他对中国古代历史了解得比较多、比较深,对各时期历史的特点归纳分析比较精当,但是,由于他缺乏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所以,看问题常常只是浮于表面而没有深入本质。
例如,他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封建社会,中国的封建社会仅存于夏商周,是自上而下的分封,西方的封建社会则是由下而上的契约式的,实不知他已将形式代替了本质内容,特别是他的封建社会的概念并不是唯物史观的封建社会概念,夏商周实际上是奴隶制社会。
他没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正确认识,认为全国人民都在同一个法律下生活,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平民可以经举贤良、察孝廉或参加科举考试而走上仕途、登上政治舞台。
钱穆的中国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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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的中国史观钱穆认为,中国历史可以大致分为先秦、秦汉、唐宋元明清和近现代四个时期。
在先秦时期,中国思想文化繁荣,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钱穆特别强调了孔子和墨子等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秦汉时期,中国实现了统一,钱穆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唐宋元明清时期,中国封建制度逐渐完善,文化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近现代时期,西方文化涌入中国,钱穆强调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继续发展的可能性。
钱穆认为,中国文化是独特的,具有自己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
他强调了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核心。
同时,钱穆也指出了中国文化存在的问题,比如封建思想、保守主义等。
但是,他坚信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创新能力。
在政治方面,钱穆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是逐渐完善的,但是这种完善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需要统治者的努力和人民的配合。
他强调了“民本”思想的重要性,认为这是中国政治思想的核心。
同时,他也指出了中国政治制度存在的问题,比如封建制度的弊端以及贪污腐败等。
但是,他坚信中国政治制度具有自我修复和改良的能力。
钱穆的中国史观强调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连续性,以及中国政治制度的自我修复和改良能力。
他认为,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创新能力,能够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中国政治制度也具有自我修复和改良的能力,能够逐渐克服封建制度的弊端以及贪污腐败等问题。
钱穆的这些观点为我们认识中国历史和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示。
总之,钱穆的中国史观是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深入研究和思考的结果。
他的观点为我们认识中国历史和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示,也为我们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在钱穆看来,中等教育是人才培养的重要阶段,是学生从青少年进入成年的关键时期。
他认为,中等教育的目标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品德、独立思考能力和实践能力。
因此,钱穆强调中等教育应该注重对学生的全面教育,以培养他们成为具有社会责任感、创造力和实践能力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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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
历史乃人事之记载,故史学亦为一种人事之研究。惟历史所载人事,虽若限于过去,而按实殊不然。人事必有持续性,有持续数年之久者,亦有持续数十年数百年乃至数千年以上者。既有持续,即有变动。当其尚在持续、变动之中,即不得遽目之谓过去。且人事惟其有持续,故方其端绪初生,即有必然之将来随以俱至,严格言之,亦不得尽目今日以下者为未来。请举实事言之。当前之对日抗战,其事持续已逾五年,然不得谓今日以前五年内事俱属过去也。当知此等事皆尚现在,皆在持续与变动中,绝未过去。今日中日战争尚未到最后决定之阶段,吾侪即绝不当认为首都已沦陷,平津沪杭武汉广州已丧失,五年来战事已失败,此等虽若为过去之事实,而此事实实未过去,实尚现在,而正在不断演变进展中。此不得遽目今日以前为已属过去之说也。而今日以下,亦不得尽谓之未来,因其已有将来之必然性,虽未来而实已来。吾侪当知今日以后小日战事仍必持续,兼必持续一相当之年月,决非旬日间所能决,此虽至愚者亦知之。其事之有绝对把握,较之过去宕,更为坚强。首都沦陷虽属过去事,然其事尚在变动中,绝非永成沦陷,然则过去事转无把握,以尚在变动中也.至谓此后半年数月内中日仍必在战争局面下相持,则此事既绝对真确,亦绝对可信,故知虽为未来事,而实有极坚强之把握,可信其将来之必然,则不得全认其为未来。当民二十六年"七·七”事变初起,中日双方稍有识者均知必演成一中日长期战争,“七·七”仅属此一事件之端绪,此一事件早已于“七·七”之变全身涌现。若谓只"七·七”一天乃属现在,其下即属未来,即当归之渺茫不可知之域,其人当为狂惑之流。故知就入事论之,大体上自有其起迄,自始至终,自有其必然之持续与可能之演变。惟其有必然之持续,故未来者等于已来。惟其有可能之演变,故已往者实尚未往。换辞言之,过去者尚未去,未来者亦已来。就人事言之,必有其时间上之宽度。人事之现在性,绝非如普通所想,过去者已过去,未来者尚未来,而现在则在刹那刹那之间刻刻转换,刻刻消失。此等观念,惟排除一切人事,冥坐观心,或排除一切人事,凝神注视时钟针摆之移转乃有之,此可谓之心理上之时间感或物理上之时间感。若就事理言之,则绝不然。事理上之现在必有宽度,其事愈大,持续性愈久,变动性愈多,其现在之宽度亦愈广。即如中国抗战,其事现在已愈五足年,绝不能谓其刹那刹那全成过去,全归消失。今再就此推进一层言之,中日战事亦不得谓其起于民二十六年之“七·七”。当知自民二十年“九·一八”以来,其事端绪已见,此不待深识洞鉴之士,亦可预瞩中日战局之必然性。其事早已逐步展开,惟昧者不察,必待事变之愈著乃始觉耳。如此再推前实之,当知中日抗争,共事亦不待于民二十年“九·一八”事件,今为省却文字累赘,径可谓中日相争,其事远始于甲午之役,而甲午之役尚复有其前因,当知甲午一役,中国虽败,日本虽胜,然不得谓共事已属过去,甲午一役之胜败,仅为中日两邦开始斗争之第一幕,其事必有持续,而于持续中又必有变动,故绝不当竟目日本为胜者,中国为败者。旅顺大连之割据,台湾之吞并,东四省之丧失,亦与平津沪武汉粤广之占领,同在持续演变之中.同为一现今尚存在之事变之一部分,不得径目之为过去,其事实尚活跃而现在。而中日抗争,亦绝不能在今日煞然遽止,而仍必有其必然之将来。则此中日战争一大历史事件之有其活跃之现在性者至少当近及百年之久。举此一例,始知人事乃由过去穿透现在而直达将来,过去与将来凝成一片,而共成其为一有宽度之现在,研究历史者,实即研究此一有宽度之现在事件也。其事活跃现在,而且已直透而达将来,岂得谓历史只属于过去人事?
今再就此更进一步论之,当知中日抗争虽为百年来之一事件,而目前活跃现在之事件,则尚有不尽限于百年之间者。如东西文化势力之互相接触而发生交涉,此又一事件也。就其某一性质论之,中日抗争亦可消纳融化东西文化势力之互相接触而发生交涉之过程中而认为仅属于彼事件之一节。而此东西文化势力相接触而生交涉之一大历史事件,则其端绪之涌现已不止三百年之久,而其事尚活跃而现在,为人类当前一大事件,而此事仍有其必然之持续与演变。此一事件之活跃之现在性,较之前论中日抗争更为宽阔,更为持久,而其全历程之可能的变动亦更大。吾侪研究历史,实即研究此一活跃现在之事件,惟此事件之现在性既甚宽阔,故研究此一事件者,势必回瞻数百年之前,远眺数百年之后,乃克胜任。否则若仅目历史研究为只限于人事之已往者,则其人与骨既已朽矣,其事亦如烟消云散,不复存在于天壤之间,吾侪何必耗此闲心血为陈死人算旧账,为许子之不惮烦?
割截前后,只就一语一字衡量全讲,其为无当,画已显矣。若其人只听半截讲演,即离席他去,此亦未必能知得全讲大意。不仅不知得全讲,抑且其所听前半截,亦尚在动荡变化中,苟非听彻下半截,将仍不明其究竟意义之所在。此则如读中日战史者,若仅看至今日为止,亦安知此次战争之究竟结束乎?古语云:“盖棺论定。”此谓人之一生非到终极,即不易判其真相。历史事件亦。各有一终极,若非彻底研寻,只认得过去,便谓一成不变,则是震于项王之破邯郸而不知其有陔下之围也。然若就大题目大纲领看之,则历史事件之较大较有关系者莫刁;活跃现在,莫不各有其将来,莫不如神龙之见首不见尾,然则研究历史断不在记忆过去,而在了解现在,把握将来,其理自显。故谓过去为一成不变者误:矣,而谓将来茫无把握者则亦误。当知将来可以改定过去,而过去亦可控制将来,此如听演讲人,虽听前半截,虽未彻底领略后半截,然此后半截讲演辞之路子倾向则大体自可预知。其实过去真模糊不清者甚多,听一小时讲演岂能从头到尼,语语记得,字字勿忘。未来事清楚有把握者亦甚多,听人讲演,所讲尚在此,而所听已可越而至彼,故所听有早於所讲而呈现于听众之脑际者。若听前言绝不知后语,此必讲者漫无章则,首尾衡决,听者非索然寡味,即蒙然欲睡。过去不能包孕未来,过去不能控制未来,则此过去便成死绝,便成寂灭,亦便与历史无关。人之一生,以前种种早经忘却者不知几何,以后种种可以预料者亦不知几何。故谓过去必可知,未来必不可知者,亦妄也。然则过去有可知有不可知,未来亦然,亦有可知有不可知,过去与未来相互拥抱,相互渗透,而其机括则操之于现在。而现在则绝非一瞬息一刹那,即过去即未来皆在现在之宽度中。必领略此意,乃始于历史研究得有神悟,得有妙契。
今再推进一步论之,则所谓历史事件之活跃而现在,其事复有不尽限于三百年之久者。姑随意想偶及,再举数例言之。如中国人之南洋移殖,中国西南与东北之开发,中国西北部之经济衰替,此等事件,继续演进,皆不止三百年之久,其事皆远在东西文化势力相互接触以前早已开端发轫,而持续迄于今日,尚未见-其停歇。然则历史如千丝万缕,长悠垂挂,各自有其端末,亦各自有其体状。同时又相互牵搭,经纬交织,而成一整幅。其间有长条,亦有短缕。如辛亥革命,其事虽属过去而实未过去,此乃一长丝,将绵延永恒,影响于中国民族历史之将来者,缦无穷竭。如洪宪称帝,其事则只成为一短缕,只为经纬交错中一人褡,其在历史事变中,仅属昙花一现,其仅有之消极妨害性,终将随历史大浪冲刷渐尽,而无所谓积极之持续。故凡一历史事件,莫不有其相当之持续性,而其间复有积极消极之分。积极者,乃此历史大流之主潮;消极者,乃此历史大流之旋伏。更有泡沫浪花,虽亦历史大流之一相,而实无当于大体。然则为吾中国历史之主要大流者系何?曰:此必为吾国家民族文化之绵历与发皇,吾国家民族文化之奋斗与争存,舍此则皆不足以当历史之主流。此一事活跃现在,而姑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辜较言之,亦已持续及于五千年之久,而继此以往,仍必继续演进,继续不失其活跃之现在性。研究历史者,苟得此总纲,则千条万缕,纵经横纬,无不入扣。故研究历史者,其最要宗旨,厥为研究此当前活跃现在广大事,直上直下,无过去无将来而一囊括尽,非此则不足以语夫历史研究之终极意义而克胜任愉快者。
今请再设一譬以喻吾意。作者曾将此文大旨于某大学作一公开之讲演,讲演亦人生中一事业,此一事业亦自有首尾起迄与其宽度之现在。莅出听讲者,虽在事前,早知讲者为谁,讲题系何,讲演过程当历几何时,此则事虽未来,尽可前知。若论所讲内容,则听者非通贯前后,不能遽晓。若中途入席羼听一二语即行离去,将茫然不知所讲:之何义。当知一番讲演乃整个一现在,不可分割。岂可谓前半时所讲已属过去,后半时所欲讲者则尚未来。实则其事乃全体涌现,不过自有其时间上之宽度以为其持续与变动之地而已。若将一篇演训,一分一秒割裂,即失去演训之意义。即将所讲某语,一字一声割裂,亦将失去此一语之意义。今独于全部讲演叶’羼听一语,又于全语中羼听一字,即就此字此语自谓明得全部所讲宗旨,岂不大谬。同样言之,若其人对“七·七”以来中日战争全未理会,只看今日报纸,便谓了解目前战局,其谬妄直与听一语一字自谓已知其全篇演辞者正相等耳。今之谋国是论时局者,皆寸:已往历史绝不晓嘹,彼其意特谓历史乃前人陈迹,与己不涉,而不悟其犹听训:演只闻一语一字便妄加评衡测度,则宜乎其多戾也。
今再转辞申说,历史乃一时间性的学问。而历史上之时间性,则与心理物理上之时间不同。如循钟上针尖,一分一秒,历历移转,此一秒以前为无穷之过去,此一秒以后为无穷之将来,仅此针尖目前所指乃属现在,而针尖又息息不停,目视所指而所指已移,一秒之间,仍可划分,推极言之,势必更无现在。世界只有过去与未来两大片,上无端,下无底,现在则晃荡移动,更无著落。譬之一纸,黑白相半,白属过去,黑为未来,黑白之间,若有一线判其际限,此为现在,实则纸上只有黑白,黑白以外更无他线。则世间亦当如是,只有过去未来,别无现在。再以内心默观相证,念念相续,而亦念念不停,前念倏去,后念倏来,前后念际,别无空隙可驻一现在。方认此念现在,而此念早成过去,一如钟上针尖,刻刻移动,刻刻转变,前推后拥,转瞬同归消灭。然此等皆超乎事外,始有此象。若一落事业,则性质复为不同。事业莫不有其相当宽度之现在,不得割裂划分,如钟行一秒,心转一念,而实为一有距离之进行。在此进行中,有持续,亦有变动,而自有其起迄,而成为一事业,或为一生命。历史正为一大事业,一大生命。故历史上之过去非过去,而历史上之未来非未来,历史学者当凝合过去未来为一大现在,而后始克当历史研究之任务。然由此再深入—层论之,历史上之过去非过去而依然现在,历史上之未来非未来而亦俨然现在,则过去尚未来,未来早已来,过去与未来将如两大厚铁板交压在现在之上,岂不将使现在丝毫动抬不得,历史成一十分命定之怪局乎刹那即逝,诚有不可控搏之感。若就本乎事为之时间言之,则现在有无限量之宽度,吾侪正可在此无限量宽度之现在中不断努力以把握将来而改变过去,以完成其理想与完美之现在。此何以言之,请再举实事为证。若谓中日已往冲突全成过去,则过去不可改,此如钟针一移,时不再来,前一秒之光阴即永久消失。心念一转,前一念亦如空华,瞬息逝去,万马难追。如此则不仅朝鲜台湾东四省尽成敌境,即南京沪杭平津武汉粤广亦永属沦陷。惟其不然,故事虽过而未过,犹可改变。所谓改变过去者,其实即改变将来。此将来与过去,实同一现在也。故将来虽若不可知,而早巳全身涌现,俨然现在,如是吾侪始得著手将其改变。否则如后念未起,永不知后念是何,又如何著手用力?故凡历史上之事变,扼要言之,乃尽属一种改变过去与改变将来之事业也。若不能改变过去,复不能改变将来,则人类历史将永远如水之流,如花之放,成一自然景象,复和历史可言,故历史实为人类事业之不断改进,而决非命定。研究历史即谓之乃研究如何改进现在人事之一种学问,亦无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