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柏文书》

《李柏文书》

《李柏文书》当瑞典人斯文·赫定发现楼兰遗址时，日本人大谷光瑞正在伦敦留学。斯文·赫定在罗布沙漠之中发现古代中国的边城楼兰一事，在当时欧洲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斯坦因随后在1900年-1901年的首次中亚探险，也因所获颇丰而震惊了欧洲。受到欧洲人西域掠宝的感染，日本人也迫不及待地加入了掠宝行列。

大谷光瑞是日本净土真宗本愿寺教派的第22代长老。他在从伦敦归国的途中，于1902年8月，和其他人一起在俄国组成商队，进入喀什，对塔里木盆地进行了调查。在库车的克孜尔千佛洞，他盗割了一些壁画，运回了日本。

1908年，大谷光瑞又一次派橘瑞超和野村荣三郎到新疆。他们从北京到达蒙古乌兰巴托，横穿蒙古，从科布多进入准噶尔。此时在中国的新疆，各欧洲列强们正进行着一场夺宝大战，德国、俄国甚至为争夺"主权"而欲武力相向。各帝国主义列强睁大了贪婪的眼睛，跃跃欲试，塔克拉玛干被剑拔弩张的气氛烘烤得更热了。

橘瑞超在1909年2月到达库尔勒，然后进入罗布泊地区，直奔楼兰。在一座古城内，橘瑞超获得了著名的"李柏文书"。李柏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前凉派遣到此的西域长史。他于公元328年到达罗布泊地区。"李柏文书"即李柏当时写给焉耆

国王等的信函，其中两封是完整的，还有39片残片。还有些信是前凉张骏讨伐高昌（吐鲁番）的晋戊己校尉赵贞时，为了安抚与高昌邻近的各国而写的。信涵写于麻纸上，两封信的草稿分别长23厘米，（约相当于晋代一尺）宽27厘米；长23厘米，宽39厘米

二、

李柏文书《李柏文书》，李柏书于晋咸和三年(328)。纸本墨迹。1908一1909年日本西本阬寺探检队在楼兰发掘。现存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此书共有三件：一件为残纸，疑为初稿；另一件为9行，用墨丰润，为二稿；再一件为12行，墨色枯，全用笔尖写，为三稿。作品名称

李柏文书

作者

李柏

年代

晋咸和三年（328）

发现地

楼兰

现存地

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

目录

1作品简介

2年代背景

3作品鉴赏

4考古发现

内容

争议

研究价值

1作品简介

《李柏文书》是前凉惟一有史书可证的重要人物的文书遗

迹，李柏是前凉时西域长史，文书为李柏于公元328年从海头--罗布淖尔湖畔给焉耆王等几个国王发出信函而留的草稿，是前凉简牍资料中最为集中、内涵最为丰富的文书资料。《李柏文书》之一长23厘米，宽27厘米，《李柏文书》之二长23厘米，宽39厘米。文书的书法有笔画带有隶书的笔意，但已显露出东晋流行的行书风貌。因此，文书的出土,

对研究行书发展的历史具有很高参考价值。

2年代背景

从公元220年开始，魏、晋王朝一统内地，继承了东汉遗制，依然保持着对西域的统治。焉耆以西虽然出现了小邦分立的局面，新疆东部地区由于有大量汉军垦区存在，仍然处于中央王朝的有效治理之下。魏、晋在中国西部最大的城市凉州(今武威)设凉州刺史、护羌校尉，其管辖范围包括全部河西地区和西域部分地区。护羌校尉权限很大，其职权主要是兼总西域事务，号令西部诸边裔民族，包括号令西域诸侯。下设西域长史驻节楼兰，保护丝路交通，迎送来往使者，主持本地区的屯田。两汉时期的西域城邦之国，至魏、晋之时已分属六大政权，其中且末、小宛、精绝并入楼兰，并改名鄯善；戎卢、扜弥、渠勒、皮山以及曾为汉军屯驻中心的轮台、乌垒并入于阗，以上为丝路南道两大国。尉犁、危须、山国并入焉耆；姑墨、温宿、尉头并入龟兹；莎车、竭石、渠沙、

捐毒、休循等并入疏勒，是为丝路中道三大国，原来迁入天山北麓的车师后国等山北六国并入车师前部，以车师为名。前凉继承晋代遗制，在楼兰设置西域长史府，在高昌设置戊己校尉。晋咸和二年(公元327年)，戊己校尉赵贞叛，自署高昌郡太守，意图分裂割据称雄，独霸一方。晋咸和三年五月，西域长史李柏请求出击赵贞，反为所败，得到张骏宽恕，免予死罪。不久，张骏亲自征讨高昌，大获全胜，生擒赵贞，并于咸和四年(公元329年)在高昌设郡，是为中原汉人在高昌正式设郡之始。咸康元年(公元335年)，李柏第二次出任西域长史。“李柏文书”是李柏在出击赵贞之前致书给焉耆国王龙的书信稿，意在善言问候，表示关心与尊重，先取得焉耆王对讨逆的支持，庶免腹背受敌之虞。

3作品鉴赏

这三件文书虽是同日写就，但是由于所写时的心理状况、思路的不同，所表现出宋的意趣也稍有不同。从第一件残纸和第二件看，均属初稿，书风大体相同，用墨都很饱满。临文把笔，边想边思，姿态平和，风神沉静。纵横之笔，基本上采用尖锋顺笔入纸法，故起笔尖圆，中截微丰，收笔圆润，如第三行”恒不去心，今奉台使宋西。”句。所使用的毛笔，大体与《平复帖》相同，笔腰甚为圆健，故只要直按而下,

顺势行笔，无须藏锋，起行自圆。捺法大都易用点法或折法，

前者如“史”、“今”、“奉”、“大”等字；后者如“迥”、“足”、“遣”、“通”；心字大都釆用点法，如“心”、“息”、“意”，但第二笔较长，有上挑之势，此乃未脱尽隶法的缘故。转折虽方圆兼备，但颇不自然，却与汉简中的折法一致。总的来说，其书风与羲之早期书《姨母帖》较为接近，都是介于隶行之间的书体形弍。但第三件同前二件的书风相差很大．不仅用笔大有所异，结体也不都相同，其原因主要是两个万面：此三件文书句法大都同似，文字又不多，几次改稿后，对文中的内容和句法已熟记心中，故一旦下笔，几乎达到了不加思索的程度。匆匆写来，笔势与书势也就因此而发生了变化，即所谓“翰逸神飞”；其二，当书者写到第二稿时。墨已不多，他也无心再去磨墨，就用仅有的那么一点残墨一口气写来，这便造成了满纸飞白的特点，没想到反而使作品显得神采飞扬，古拙老辣，与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这不是任何人有了上述条件就能达到的，只有当书者的书艺达到了熟而又熟、心手双畅的程度，这种潜意识的发挥才能达到最佳境界；书者的用笔技能并不十分丰富，而是他严守着古老的顺笔中锋的原则，笔笔能中，笔笔能压住纸，中截入纸最深，故锋能留得住，不使轻滑。也正是这一点，尽管其运笔甚枯，但笔画的中心线上墨色最深，而两边墨虚似有口子，这是书法中最难得的笔法，意味也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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