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记研究与二十世纪史记研究的优缺点比较

史记文献学论文

《史记》问世两千多年来, 有不可胜计的中外学者阅读和研究它, 因而《史记》早已走向世界, 成为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史记》作者司马迁是世界级文化名人, 集文、史、哲、经于一身的全能作家。《史记》全本在朝鲜、日本已流传一千四、五百年, 它的部分传纪在本世纪翻译成俄、英、德、法等文。前苏联及美、英、德、法等国的汉学家均开展了《史记》的研究。日本的《史记》研究, 历代累计名家、学者一百余人, 其成就可与中国的“史记学”成绩相颉颃。所谓“史记学”,就是指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的研究而形成的专门学术体系.

近代(1840-1919)这一时期研究者虽然不是很多，但他们的见解体现了传统研究与现代研究的学术分野，因而不可忽视，姚苧田、陈衍、梁启超等都对《史记》或《汉书》发表过自己的看法。

姚苧田的《史记菁华录》代表传统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方法，作者“抽挹菁华，批导窾却，使其天工人巧，刻削呈露”1(《题辞》，姚苧田节评，王兴康、周旻佳标点《史记菁华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此书并非对《史记》进行全部评点，而是选取原文的五分之一的篇章和文字，其中列传三十三篇，世家九篇，本纪、表、书各选三篇。在这些选中的篇章中，他亦并非全部摘录评点，而是大量删节，对于删除部分他也没有说明, 此书评点方式有眉批、夹批和篇末

评语等三种，既有章法结构分析，又有字法句法的探讨，是比较好的一个评点本。

陈衍的《史汉文学研究法》是第一本明确从“文学”角度研究《史记》的专著。此书注重从文学叙事的角度考察本书的写作特色，以极简洁的言语叙述文学特征，然后从《史记》中举大量例子加以证明，如开篇就讲“是时”、“当是时”的用法，再举大量例子加以论证，令人耳目一新。总的说来，陈衍基本上还是沿袭明代以来的评点路子，注重文本细读和文法点评，侧重研究《史记》、《汉书》文学手法相同的一面。

刘咸炘的研究也走传统路子，他著有《太史公书知意》六卷和《汉书知意》一卷，总结前人他的评论与明清学者相似，注重史料的真实与否，侧重史法研究，不只着眼《史记》一书，更着眼前人评论，称之为史评研究更为恰当。刘氏的研究类似于凌稚隆的《史记评林》和《汉书评林》，区别在于前者没有附加原文，且有较多的个人论断，后者以原文为主，在适当的地方附录前人评论。观点，并有新的阐发，同样偏向传统治学方式的还有李景星的《四史评议》，此书 1932 年由济南精艺公司刊印发行，此书是一部系统的研究前四史的专著，其中《史记评议》、《汉书评议》对《史》、《汉》多所比较。李氏读书非常精细，对每篇传记的写作意图、篇章主旨都深入发掘，对原文错讹之处进行了考订，表述简明扼要。韩兆琦总结道：“《四史评议》对于初读前四史的人是一部很有用的书，它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地理解作品，可以开拓我们的思路，而且在如何研究历史、如何欣赏文章、如

何品评历史人物等方面也都能给我们许多启发与借鉴。”1(（清）李景星著，韩兆琦、俞樟华校点《四史评议》，岳麓书社 1986 年版，第 4 页。)

真正从现代意义上对《史记》进行研究是从梁启超开始，《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他对写史、读史、研究史的方法总结，他的著述语言通俗，深入浅出，古今中外，如数家珍，他的现代性不仅体现在以白话叙述，更主要的是其分析跳出了古人研究的窠臼，注意到史中人物的社会阶层以及传记中作品与作家的关系等具有现代意义的因素。从书中内部人物身份上着眼，确定两书及其作者的立场，他认为《史记》为“国民的历史”分析颇为新颖。他也有一些叙事方法的概括，如他认为《史记·西南夷立传》运用了“类概法”，《货殖列传》运用了“鸟瞰法”. 梁启超指出《史记》侧重于文、多主观感情，《汉书》侧重于史、多客观叙述的事实，这一段评论对后世学者启发较大。

此外，鲁迅对两书也有过简略评论，他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称《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2，以极为精炼的语言概括了《史记》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

20 世纪以来, 司马迁与《史记》的学术研究队伍日益壮大① , 学者除了对司马迁生年、生平、家世②和《史记》的名称、断限、体制、取材、篇章残缺与补窜、义例等具体问题的考证之外, 更加扩展了《史记》的综合集成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进化论影响了一个世纪的学者, 他们以文献为本,汲取本土考古学成果, 结合西方史

学学理与方法, 考证精严, 论断谨慎, 逻辑分析严密, 极大地推动

了大陆《史记》从“史料学”到“《史记) 学”的进展, 突破性成果较多。例如王国维首用甲骨文、金文证明( 史记》记载的三代历史为可信, 从王国维与郭沫若同用汉简考证司马迁的生年到陈直的《史记新证), 都可看出考古文献得到了极大利用。而这一百年的考据研究主要集中于司马迁的行年、《史记》疑案、马班异同考论、《史记》与公羊学、《史记》三家注等领域。学者借鉴西方心理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的学理, 又带动了司马迁人格与社会、民族、民俗思想的更进一层研究, 而《史记》的文学研究仍是百年来的重头戏。

1 94 9 至1 9 7 9 年的30 年间, 因政治气候的影响, 学术力量与研究论著较为有限, 《史记》的研究打上深深的时代教条化的文学理论的烙印, 此时段的论文侧重《史记》的人民性、道德观、阶级性等方面的分析, 而文学上的突破性研究成果较少。值得一提的是郑鹤声《司马迁年谱》、季镇淮《司马迁》对司马迁行年和传署的研究, 尤其是季著侧重于用文学纪传的特质来剖析《史记》的纪传文学价值, 堪称佳作。另外, 陈直对《史记》名称及早期传播的研究, 卢南乔对《史记》体例的研究,侯外庐、任继愈对司马迁哲学思想的研究, 齐思和对《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的研究, 程金造对《史记》三家注的研究, 都独具新见。同

时, 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贺次君《史记书录》、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陈直《史记新证》、钱钟书《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五十八则》也具代表性。1 9 8 0 年至今, 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正

常

化和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司马迁与《史记》的研究步人一个新的历史阶段。80 年代以来, 学者数量激增, 论著超过百部, 论文

超过千余篇。历史文献与西方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相结合成为一大潮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历史进化论的客观运用, 澄清了第二时段

的极左思潮, 心理学、历史地理学、考古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学科学理的引人, 拓宽了《史记》的研究领域。对司马迁思想和《史记》在文学、史学、哲学、经学等方面的研究, 使《史记》一书的百科全书价值得到彰显,论著的综合性涵盖了司马迁的历史观、政治观、经

济观、战争观、社会伦理观、学术观、历史编纂意识、历史文学观、美学思想、法律思想、民族思想、人才观、妇女观、天文学、医学见解等。在各种司马迁的评传和《史记》综论的著作中, 以及数千篇的单篇论文中, 论者都涉及《史记》不同侧面的文学成就评价。

小结:时代的变动导致了学术方法的改变，《史》、《汉》研究同其他学术研究一样，逐渐从传统走向现代，从考据走向整体研究。古代的研究或侧重评点，注重感发，或注重考据，考察字句差异，往往篇幅有限，很多评论虽然精准犀利，可惜没有详细展开，有些评论仅仅下一个断语，没有足够的例子来佐证，有时显得缺乏说服力。但是我们仍然要看到，中国式的评点在中国叙事学的建构上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古代学者们在文本细读基础上总结出的叙事方法虽然零散、琐碎，但具有中国特色，更适合于本土研究。通过对历代《史》、《汉》研究尤其是叙事研究的梳理，笔者认为，古代研究偏于感性，缺乏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