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蔡元培

蔡元培他来自于封建王朝，却是民主革命的开拓者；他出身于科举制度，却成为现代教育的奠基人。

在四十多年中，他建立了一个新的教育理念，塑造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北京大学，而继承他理想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为中国走向现代书写了开篇。

蔡元培（上集）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结束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体制，作为革命元老，蔡元培出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但窃国大盗袁世凯一心想当皇帝，蔡元培抱负难伸，于是他辞了官，又一次去欧洲游学。

当袁世凯死后，新任总统黎元洪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

这时，蔡元培在欧洲学习考察已四年，是个50岁的老留学生了，在接到邀请电报一个月后，他就回到了祖国。

（京师大学堂旧址）蔡元培将要出长的北京大学，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仅存的硕果，这座有最高学府地位的大学，从创立之日起就被时代和政局激荡颠簸，民国的建立也没能改变它多少。

老师多是北洋官僚，学问不大，架子不小，学生多是王公贵族官僚富家子弟。

上课了，听差们忙不迭去请：老爷，上课了！学生老爷才由鸦片床上爬起来。

学生中还流行“结十兄弟”，就是几个气味相投的同学结拜做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做官，谁的官大，其他人就到他手下做科长、做秘书，捞个一官半职。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梁柱——当时的北大，很多学生都喜欢读法律，而法律系呢？教员有很多都是官僚来兼任的，来兼任教授，没有学问，但是却受到学生的欢迎。

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愿意上法科呢？就是为了以后便于有靠山，便于升官。

那时的北大，其实就是一个官僚养成所，这是一座苦闷而又找不到出路的“太学”，这个中国高等教育的最高学府，就是以这样的状态等待蔡元培的到来。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接到任命的当天，没有直接去北京大学，而是步行到北京西河沿中西旅舍拜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陈独秀。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梁柱——蔡先生和陈独秀有过交往，他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有过共事。

【采访】蔡元培之女蔡睟盎——当时建立光复会，做炸药，陈独秀也去参加做炸药，蔡先生也是经常去，因为有这些关系，他又看了《新青年》杂志。

陈独秀是《新青年》的创办人，提供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

这时，他从上海来北京为杂志筹款。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梁柱——《新青年》当时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刊物，是传播新思想的，他（蔡元培）看了《新青年》以后，就认定这个人（陈独秀）可以成为青年的导师。

蔡元培希望他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但陈独秀放不下他在上海办的《新青年》，于是蔡元培三顾茅庐，一连几天早早来到旅社，遇陈独秀晚睡迟起，他就搬个凳子坐在房门口静候。

陈独秀被蔡元培感动了，他们共同决定，把《新青年》搬到北大来办，这无疑也是把新文化运动请进了北大。

（北京大学红楼）就任校长后，蔡元培做的头一件事不是举行仪式，不是发表治校主张，而是贴出这样的一张布告，宣布陈独秀为文科学长。

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的冯友兰说，看到这张布告，我们学生全明白了。

事实上，这是蔡元培带给北大的礼物，给暮气沉沉的北大带来了震撼。

连续五年，蔡元培在北大的开学典礼上都要强调一点：本校的宗旨，就是为学问而求学问。

他说，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大学究竟是做什么的？那么他是怎么定位的呢？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

他认为要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话，还是要通过知识分子，通过学术，从根本上来启发老百姓的觉悟，来提高国民的素质，他觉得这是要解决根本问题的一个途径。

（北京大学二院旧址）陈独秀到北大后，又聘请了胡适、刘半农、钱玄同等，启动了北大文科的改革。

同时，《新青年》在北大建立了新的编辑部，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鲁迅、刘半农、沈尹默等先后加入。

北大领集聚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坚，蔡元培自己也成为一个热心的撰稿人。

大学离不开学术，但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学术独立和学术本位的是蔡元培。

他的主张精练为16个字：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这就是被后人称道的著名的北大精神。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中国几千年的学术专制，使得我们很容易用自己的一己之见，来衡量、要求还有限制别人的思想行为，所以他觉得应该用兼容并包这一概念来取代。

在蔡元培看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世界各国办大学的普遍原则，而在封建文化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首倡这个原则，正是为新思潮和新文化张目。

蔡元培是《新青年》的支持者和撰稿人，但他也拨款给北大的《国故》杂志；当学生创办了《新潮》杂志，蔡元培亲自题写刊名，还在经济上予以支持。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当年上海的报纸发文章说，刘师培办《国故》月刊，起来挑战《新青年》，刘师培马上起来反对，说不能这么说，因为《国故》月刊也是校长支持的，也是校长给钱的。

换一句话来说，蔡元培既支持《新青年》《新潮》这样的激进的刊物，也支持持文化保守主义的《国故》这样的刊物，这才是我们所说的真正的蔡先生的兼容并包。

黄侃是一位目空一切的国学大师，他大谈魏晋文学；而钱玄同则倡导白话文，用新方法整理国故。

当年的北大学生王昆仑回忆说，钱玄同上课时，旁边教室里的黄侃骂声不绝。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梁柱——五十分钟的一切课啊，大概有半年钟头在骂亲派，骂钱玄同；而钱玄同的课堂呢，恰恰就在他的对面，他也听到了，也没关系，就照样讲他的新派主张。

很民主，思想上很自由，那么这就是有助于学生在比较中吸收、培养他独立思考，而不是盲从，而不是只听一个先生的话。

在北大，辜鸿铭被称为怪人。

有学生对聘请他在北大任教不理解，蔡元培开导说，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

辜鸿铭上讲台演讲，穿戴的是马褂和瓜皮小帽，背后拖了一根细小焦黄的辫子。

这身奇怪装束引来哄堂大笑，然而辜鸿铭不紧不慢地说，你们不要笑我这小小的尾巴，我留下这并不重要，剪下它极其容易，至于你们精神上那根辫子，依我看，想去掉并不容易。

更称奇的是，蔡元培把只有中学学历的梁漱溟也请进了北大。

当时梁漱溟只有24岁，他潜心佛学，酷爱儒学，又主张学习西方，蔡元培请他讲授哲学，后来成为一代大家的冯友兰、顾颉刚、朱自清等，都听过他的课，都得益于北大浓郁的哲学气氛。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有的人，可能他常识所限，他只能欣赏某一种、某一个学科、某一个学派的优长，他能欣赏，他能理解，但对于其它学科，其它学派，他不能理解，不是故意的，而是他没有这个眼光，没有这个趣味。

蔡先生有这个魄力，更重要的是有这个趣味。

他对于北京大学里面的人文学者的支持，使得他们得以革新，最后影响社会，对于日后的新文化运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兼容并包，一方面是包括了各种思想流派的并包，同时也包括了所有的人都应该得到尊重，都应该得到自己的地位，他确实有一个教育民主和教育平等的这样一个思想。

校长总是学校里的最高权威，但蔡元培一到北大就建立教授治校的评议会制度，蔡元培推行的这种教授治校制度，究其实质就是民主办校，这在一个封建根基很深的国家里实属难得，他前无古人，似乎也无来者。

【采访】同济大学教授蔡建国——评议会是一个民主的精神的体现，自由精神的体现，也就是说，大学里头的大政方针，是由教授来决定的，不是我一个校长来决定的，少数人决定的，是要发动大家的智慧，来决定一件大事的，所以这样就把教授的地位提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

从此，北大脱胎换骨，从一所太学转变成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这是划时代的。

蔡元培，1868年1月生于浙江绍兴，父亲是钱庄的掌柜，去世很早，于是家道中落，变得贫穷起来。

在亲戚的帮助下，蔡元培接受了严格而完整的旧式教育。

26岁考中进士，两年后，成为翰林院编修。

这是封建时代的读书人的最高学历，他是他们梦寐以求的荣耀。

然而，他在翰林院并没有多少事可做，但却目睹了中国发生的两件大事。

一是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惨败而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二是1898年维新派提出变法自强，发展成声势浩大的维新变法运动，但以失败告终。

这两件事对于年青而充满抱负的蔡元培无疑是巨大的打击，他的一生就此发生转变。

【采访】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中国到底应该怎么走？有一条，他不赞成康有为他们，他认为康有为他们没有训练人才，结果就匆匆忙忙地改革，所以他就感觉到这个是，他在那个时代啦，在戊戌政变以前他就感觉到要失败，不会搞好的。

甲午战争使中国的读书人前所未有地认识到亡国的危险，随后的变法维新的失败又是对读书人的重重一击。

蔡元培从中酝酿了这样的思想：中国这样大，积弊这样深，不在根本上从培养人才着手，要从事改革是不可能的。

【采访】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戊戌维新以后，有一些人（因为）戊戌维新失败了，我赶快回到那个原点去，他倒没有，他是作为翰林院编修，他要继续地要想搞新的东西。

戊戌变法失败不到一个月，蔡元培离开了满清王朝的翰林院，回到绍兴。

他以一介布衣来实践教书育人、启发民智的理想。

四年里，他在绍兴、上海等地创办和主持了七所新式学校。

办学期间，蔡元培发起创立光复会，反对腐朽的满清王朝。

【采访】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光复会的主要的领袖是蔡元培和章太炎，在光复会的实干家里面，就是陶成章。

那么应该说在辛亥革命以前，光复会在江南这一带，它发动群众，搞起义，是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的。

以后的十几年间，革命和教育成了蔡元培奋斗的双重轨迹。

同时，他游注欧洲，对西方的学术思想广泛涉猎，深入研究，这样的视野和积累，使他对中国社会和教育的症结有了清醒的认识。

蔡元培走进北大时，已不是把改造北大看成仅仅是治理一所学校，而是为中国的现代大学教育奠基。

【采访】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天纲——在北京办学不是那么容易的，为什么呢？保守势力太足。

举办一个新的学校，有一点新措施，就会受到传统势力的包围以及阻挠。

蔡元培在那个时候，他已经有能力把他在上海办学、在欧洲游学所形成的一整套的办学理念在北大推广。

在蔡元培实际担任校长的5年多时间里，他把太多的理想付诸了实践，付诸了这所学校。

这是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时，李大钊和会员们的合影。

北大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在中国是最早的。

【采访】同济大学教授蔡建国——我曾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拜访过当时北大学生罗章龙先生。

他就回忆，他说：我们要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我们就去找蔡校长，蔡校长他就批准我们成立，给了我们两间办公室。

而且在成立的会上，他还参加我们的成立大会。

蔡元培认为：在学术上，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要使各种学派、各种观点并存，让老师有自由研究的空间，让学生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这种思想自由、学术平等的方针，造成了从未有过的百家争鸣的气象，激发了学生们崇尚和研究学问的兴趣，这是以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声。

蔡元培在北大还有一个发明，将学生的学年制改为选科制，就是今天的学分制。

蔡元培的出发点是崇尚自然、发展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