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评价

学之泰斗，人之楷模

——蔡元培

综观中外高等教育发展史,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历程无不与众多著名的大学校长紧密相连,杰出的大学校长往往对大学理念都有着深刻的理解。在大学改革与发展过程中,他们将正确的大学理念运用到指导治校的实践中,牢牢把握着大学的方向。他们奠基性的工作和开创性的努力,影响了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他们的创新同时也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北大校长蔡元培,也是这样一位杰出的校长。蔡元培先生提出了“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等大学理念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并在高等教育管理实践中身体力行。他对传统文化的选择吸收,对先进的民主与科学思想的认可和执行,以及他所受到的中西合璧的教育,使他的大学的价值和理念具有划时代意义。蔡元培在北京大学任校长期间,制定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革新了北京大学,使其成为当时全国的一流学府。这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创立和发展确定了一种范式,奠定了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基础。蔡元培博大精深的高等教育管理理念对今天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如果按照现代的标准，51岁已经不是一个青年，最多也只能算做是中年。然而，当我们回首上世纪初的五四运动时，一位51岁的中年人却往往被我们归到青年之列。

他，就是蔡元培。

1917年1月4日，北京大学迎来了新校长——蔡元培，校工们恭恭敬敬地在校门口排好队，向这位昔日的教育总长、现在的校长行礼。没想到蔡元培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而是脱下自己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躬。要知道，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校长的职位相当于三品大员，蔡元培当过的教育总长更是相当二品高官。这一鞠躬震动了北大，瞬间成为北大的新闻。作为“镀金”的地方，北大这座衙门式旧学堂处处散发着颓败的气息。北大老师多是北洋官僚，学生多为官僚富家子弟，上课铃一响就有当差的来说一声：请老爷上课。大学的颓靡的风气可见一斑。蔡元培从进入校门的鞠躬开始，决心要给中国一个全新的北京大学。他在就职演说中说：“诸位来北大求学必有一定宗旨，要求宗旨正大，必先知大学性质，我以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蔡元培认为，对学校的改革，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而现代教育发展最重要最根本的精神，它就在于学校首先要培养一种自由的精神，尤其是学术自由，它首先是要容纳一大批各个学科的大师级的学者，让他们都能自由发展。当时，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以“启蒙和救亡”为主的新文化运动，蔡元培看了之后，认定陈独秀可以成为青年的导师。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三顾茅庐，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教授。陈独秀来了以后确实，在各个方面，因为他是个革新人物么，起了很大作用。继陈独秀之后，蔡元培又聘请了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人，还请鲁迅重新设计了北大的校徽，这个校徽沿用至今。胡适被蔡元培聘为教授时只有26岁，碰巧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都属兔，分别是50、38、26岁，人称三代兔子党。蔡元培在聘用新人的同时，一些不学无术的教员纷纷被解聘，经过调整，全校两百多个教员中，教授的平均年龄只有33岁。如果有人能够复制1917年到1919

年北京大学，你一定会发现这样的怪现象：教室的这边，目空一切的国学大师黄侃大谈魏晋文学；那边，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钱玄同极力倡导白话文。黄侃在课堂上大骂钱玄同的观点荒谬不合古训，而在对面教室讲课的钱玄同毫不在乎照讲我的现代白话。一时间，北大校园里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各种主义层出不穷，国学、哲学、政治学等各种学说风起云涌，《新青年》《新潮》《国故》等或激进或保守的刊物百家争鸣。

北大有宽容之心，蔡元培有将将之才。北大怪人——辜鸿铭曾说：“中国只有两个好人，我一个蔡元培一个”。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时，辜鸿铭说，中国可以没有皇帝，北大不能没有蔡校长。英年早逝的国学狂人黄侃说：“我和蔡元培志不同道不合，但如果蔡元培走了，我也不能留，因为全中国没有人能够用我。”

蔡元培在北大的学术上更是下定决心改革，在当时来说他的教育模式新颖，不拘一格，认为教育是国家兴旺之根本，是国家富强之根基。教育思想灵活，兼容并包，不因学术争议而排斥，广泛吸收各家所长。“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他主张教育应注重学生，反对呆板僵化。他还提倡美育、健康教育、人格教育等新的教育观念。彻底的革除了封建教育，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同时他又提出很大一部分改革措施。如教授治校，民主管理1912年由蔡元培主持制定的《大学令》中，即已确立了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大学校务管理原则，规定大学设立评议会，各科设立教授会，但在北大没有得到很好施行。蔡元培初到北大时，仍然“是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办理，并学长也没有与闻的”。蔡元培任校长后，当年即组织了评议会，从全校每5名教授中选举评议员1人，校长为当然的评议长。评议会为全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凡学校重大事务都必须经过评议会审核通过，如制定和审核学校各种章程、条令，决定学科的废立，审核教师学衔，提出学校经费的预决算等。接着组织各门教授会，由各门的教授公举教授会主任，任期两年，其职责是：分管各学门的教务，规划本学门的教学工作。沟通文理，废科设系，改变“轻学而重术”的思想。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又进一步主张“学术分校”理由有两条：第一、文理两科，专署学里，其他各科偏重于致用；第二、文理两科，设有研究所，实验室等设备，如若遍设其他各科，就要增设病院，工场等，困难更大。

主张学术分校，大学专设文理两科，显然是对民国元年“大学以文理两科为主”见解的发展，目的是为了突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学理，在蔡元培看来，“学”与“术”可分为两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文、理是“学”，法、商、医、工、农皆为应用，为“术”。学与术虽然关系密切，但学为基本，术为枝干。

蔡元培在看到了文、理分科所造成的流弊之后，进一步主张“沟通文理”。他说文理是不能分科的，文科的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同样，理科各学科都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的归纳。而且，由于学科之间的彼此交错，有些学科简直无法以文、理科来区分。因此，他主张沟通文理，和为一科。1919年，北大进行改革，撤销文、理、法三科界限。全校设立14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蔡元培在北大短短两年的改革，就彻底改变了北大的面貌，新派知识分子在北大越聚越多，新文化运动规模也越来越大。后人在书写蔡元培的传记时，常常这样评价蔡元培：“他是新文化运动之父，他通过改变一所大学进而改变了一个民族！”

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列强们拒绝了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的合理要求，将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