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何处安放青春

全球化时代，何处安放青春
在“阿拉伯变局”中的中东北非，在泰国街头的红衫军和黄衫军中，在乌克兰“橙色革命”以来反对派发起的历次重大活动中，都活跃着青年的身影。

这是否意味着历史重新回到了20世纪初期，青年再次成为社会的主力乃至领导性力量呢？很遗憾的是，答案可能不是这样的。

全球化的一代
在中国，社会上很多人对“90后”抱有较多的担忧。

这一代人出生时，多数中国家庭的生活水平已经大幅提高，同时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一个家庭普遍只有一个孩子，因此家庭在孩子身上的投入更多。

因此，“90后”这代人身上表现出了一些前面几代人所没有的特点，比如更加热衷于物质生活，思想观念上更加开放，责任感也更少，合作精神较差，吃苦耐劳远不如前面几代人等等。

实际上，这一情况不仅出现在中国。

环球同此凉热，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如此，在发达国家同样如此。

苏东剧变之后，“历史终结了”，西方人甚至认为，全世界只剩下了一种唯一正确的道路，也就是欧美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无论是接轨还是改革，目标都是向这种唯一正确的道路前进。

意识形态上新自由主义一统江湖，在他们看来，私有化、自由贸易、代议制民主、言论自由、崇尚个人自由等成为全世界都必须遵循的“普世价值”。

欧美的一切都成为全人类必须努力学习的典范，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概莫能外。

在此前提下，全世界大多国家都被动或主动地被吸纳进了欧美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其实，这是被曲解的全球化。

在一切似乎都有了正确的答案和标准的同时，“人应该怎样生活”这个古老的哲学命题似乎就不再成其为问题了，因为答案已经是确定的了，即像美国人那样生活。

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能够在全世界得到广泛传播和认同，是基于互联网的兴起和迅速普及。

出生于1990年代的这一代的成长与电脑和互联网普及几乎同步，因此他们在观念上天然地亲近美国的文化价值观。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这代人的民族、国家观念淡漠，反感集体生活，以反对和疏离主流社会生活、价值观为荣。

但全球化的首要含义是资本能够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这就意味着资本会本能地流向成本更低、利润更高的地区。

由于各种产业资本向中国及新兴市场国家流动，一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传统优势产业迅速衰落了。

比如埃及的纺织业曾经是该国的重要产业，现在已完全衰落，中国台湾地区1990年代以来形成优势的电子产业近年来也已经进入衰落期。

产业结构的变化当然会反映为就业机会的变化，随着传统优势产业的衰落，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就业机
会也减少了。

在各国国内，同样存在着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区域发展差距逐步扩大，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同时扩大，这就为政治动荡埋下了伏笔。

年轻人渴望的生活是像美国人那样的物质丰富的生活，而这需要稳定的收入来支撑，就业机会减少了，他们过上心目中渴望的那种生活的机会也就减少了。

近年来世界各地反全球化运动中，就不断出现年轻人的身影。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代年轻人可谓“全球化的一代”，既享受到了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也要承担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他们对全球化的态度也是复杂的。

网络化的一代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90后”一代青年最大的特点是对公共事务冷漠，对政治不感兴趣。

但在近年来不同地区和国家发生的社会运动中，年轻人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否意味着人们之前的观察是错误的，或者他们又对政治感兴趣了？
至少就他们目前的表现而言，作出这一结论为时尚早。

这一代人在消费主义文化盛行的环境下成长起来，又是网络化生存的第一代，因此他们对社会的认知严重依赖于网络所提供的信息。

网络给人一种虚假的自由的感觉，实际上网络中的权力结构与控制无所不在，只是常常被人们忽视罢了。

对年轻人而言，网络提供的自由既不同于自由主义理论中的消极自由，也不同于积极自由，而是另外一种状态，即无所事事、百无聊赖，以看客的心态对待每一个新闻热点事件，无论是灾难、战争还是政治危机。

社交网络的兴起与繁荣是这种状态的集中反映。

在这里，无论是否具备相关知识，他们都可以随意对任何人、任何问题发言，表达自己的看法，嘲笑政府、官员、学者、专家和各种权威。

这里给他们提供了一种虚幻的平等的感觉，但他们可能忘记了这只是网络，离开网络，他们嘲笑和讽刺的对象与他们实际上并不平等。

在每一个新闻热点事件中表达自己的看法，得到别人的认同，的确能增强他们的存在感，但这只不过是对在现实生活中深刻的无力感的一点虚幻的补充罢了。

灾难性的后果
同样的，他们走上街头，并不意味着他们真正理解了运动的意义，也不意味着他们认同发起者的目标。

更多的时候，他们仍然只是从这种参与集体行动的过程中获取自己的存在感。

比如在乌克兰持续的政治动荡中，同样的一群人可以因为反对尤先科走上街头，也可以因为反对季莫申科走上街头，然后又因为反对亚努科维奇而走上街头。

而且，每次都会有人采取暴力措施，破坏公共设施，或者向警察投掷燃烧瓶。

在埃及，同样的一群年轻人，反对穆巴拉克的时候非常积极，穆尔西上台后又反对穆尔西，穆尔西下台了他们又可能以穆尔西的支持者的面目出现，继续留在广场上。

对缺乏真正的主体意识的青年来说，重要的是参与政治带来的存在感，而不是为了一个确定的政治目标而斗争；毋宁说，参与政治并没有改变青年对政治的淡漠，即使他们表现非常极端，他们在内心中也并不确定自己究竟要什么。

就政治而言，在变革和转型过程中，不仅需要破坏旧秩序，同样需要建设新秩序，甚至
可以说，建立新秩序比破坏旧秩序更重要。

如果没有确定的政治目标就破坏掉原有的政治秩序，带来的只能是灾难性的后果。

在埃及、乌克兰都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青年们热衷于破坏现存的政治秩序，却不知道如何建立更好的新秩序，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于是便导致了持续的政治动荡、经济衰退、民众生活水平大幅下降。

在这些运动中，青年人更多的是扮演着破坏性的力量，很少发挥建设性作用。

更重要的是，在网络时代，“世界是平的”，人们不再相信任何权威，不愿意让别人来领导自己。

领导就意味着约束，这是这一代年轻人与生俱来地反感的东西，因此没有人和组织能够领导他们。

所以，街头运动在网络时代变得越来越容易，每一次街头运动结束，可能就是下一波运
动酝酿的开始，青年的动能难以被纳入建设性的轨道，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在今天的环境下还无法对青年人参与运动抱以过高的期待。

只有首先在思想上成熟起来，提出更加明确的目标，实现自我约束和规制，并在此基础上扩大建设性的公民参与，全球化一代的青年才可能担当起促成进步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