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少数民族女性与民族教育发展

西北少数民族女性与民族教育发展

[内容提要]女性受教育程度对下一代人的成长和社会的进步有着直接而重要的作用。西北少数民族女性由于其生存与发展的特殊性,其受教育的历史与现状也不同于东、西部的其它汉族地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同时,她们由于受民族经济发展水平、民族传统文化因素、自然条件、教育体系和结构不合理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整体受教育程度偏低。为了进一步加快她们的发展,必须从加强发展民族教育入手,如增加民族地区的教育投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调整课程结构和教育内容等,以更好地适应这一地区社会发展的需要。

[关键词]西北少数民族女性教育发展

关注和加快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农牧区女性教育的发展,是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和人民群众整体素质提高的重要问题之一。有人说“教育一个男人,受教育的只是一个人;教育一个女人,受教育的是几代人。”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女性在家庭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因而母亲受教育的程度、知识水平的高低、教育方法的得当与否,直接关系到孩子智力的早期开发和他们的思想品质的形成,因而,对下一代人的成长和社会的进步有着直接而重要的作用。为此,我们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政法司《西北少数民族妇女问题调查与研究》课题的资助下,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同时,我们成立专门调查组,于2008年的1-2月,分别在新疆、甘肃、青海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部分地区对回族、维吾尔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做了为期一个多月的问卷调查,随后在当年的7-8月,又在以上地区做了相关的部门访谈和部分个案访谈。本文就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西北少数民族女性受教育的历史及现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和成因,并提出提高民族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具体措施。目的在于通过发展民族教育,进一步推动女性的发展乃至全民族的发展。

一、西北少数民族女性受教育的历史与现状

(一)西北少数民族女性受教育的历史状况

从文献资料来看,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无论是从受教育的人口数量来说,还是从教育质量上来说,或从政府的投入和重视层面,还是从群众的自觉自愿方面,都在向着积极健康的方向突飞猛进的变化着、发展着。以新疆地区为例来说,据《新疆图志·学校志》记载,1910年,全自治区只有中等学堂4所,学生320人,各类小学600所,学生1.4万余人。且这些学堂多为满汉子弟而设,在维吾尔族中,只有极少数会汉语文的上层人士子弟就读。到1942年,全区有小学2463所,在校小学生达271100人,中学生3700人。其中,维吾尔族小学生199042人,中学生310人,师范生约400人,维吾尔族教师训练班学员455人。到1949年新疆解放前夕,全自治区有一所大学、11所中等专业学校、中学9所,、小学1335所,少数民族人口中,高等学校在校学生185人,中等专业学校在校学生1266人,中学在校学生1891人,小学在校学生1824000,少数民族人口中有4.59%的人能够进入学校读书。在农牧区,基本上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学校。因此,当时学校多数集中在大城镇,县上只有1-2所小学,广大农牧民儿童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学龄儿童入学率仅占19.8%。而且,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新疆民族教育与宗教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教育内容主要是宗教教义,教育场所多在清真寺、经院,特别是全民信教的民族,教育离不开宗教,宗教离不开教育,二者密不可分。解放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集中人力财力物力,在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地区大力发展小学,稳步发展中学。到1965年,南疆地区办起中学181所,师范院校5所,中专6所,师专1所。1978年到1989年,相继成立了喀什师范学院、和田维吾尔医学专科学校。这些院校都以招收维吾尔族学生为主,其他高校也大量招收维吾尔族学生。1986年维吾尔族各级各类教育按人口平均,在数量上都已达到全国平均数以上。在校生每万人中有大学生18.5人,在新

疆13个少数民族中位于第十;中专生21人,在新疆13个少数民族中位于第十一;高中生92人,在新疆13个少数民族中位于第十;初中生300人,在新疆13个少数民族中位于第十一;小学生1114人,在新疆13个少数民族中位于第九①。到2000年,全区的维吾尔在校学生中,普通高校学生25489人,占高校学生总人数的34.98%;普通中专生47329人,占44.97%;维吾尔族普通高中150所,学生62240人,占全区普通高中学生总人数的31.4%;初中485所,学生489570人,占52.4%;小学3727所,学生1348130人,占54.42%;维吾尔族职业高中学生5183人,占全区职业高中总人数的24.72%;职业初中学生26937人,占97%。维吾尔族每万人中有在校大学生30.89人,普通中专生57.36人,高中生75.44人,初中生593.32人,小学生1364.04人。在各级学校中,维吾尔族各类老师队伍不断壮大。2000年,高校有维吾尔族专任教师2227人,占老师总数的28.1%;普通中专有维吾尔族专任教师2828人,占教师总数的41.67%;高中有维吾尔族专任教师5270人,占教师总数的32.79%;实践有维吾尔族专任教师60381人,占教师总数的44.59%;小学中有维吾尔族专任教师60381人,占教师总数的46%②,因而使得维吾尔族各类教育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再比如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藏族教育,解放前几乎没有什么现代意义上的学校,但解放后,各类教育同样取得了迅猛的发展。至2003年,全州各级各类学校715所。其中幼儿园12所,小学638所,初级中学9所,9年制学校29所,高级中学2所,完全中学16所,职业中学5所,中专4所。实行藏汉双语教学的中小学237所(其中小学219所、中学18所)。寄宿制学校105所(其中小学85所、中学20所),占学校总数的14.7%。全州7巧所学校中,664所在农牧村,占学校总数的93%。中等专业学校有甘南卫生学校、甘南师范学校、藏族综合中专、畜牧学校。1989年,甘肃省中医学院在甘南卫生学校内正式成立了藏医系,并招收了第一批学生30名(高中毕业生),学制3年,培养具有大专学历的藏医实用型人才。③此外,在1985年经教育部批准建立甘南州府所在地合作市的“合作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是甘肃省属的惟一一所民族师范高等院校,于同年8月正式招生,现已发展成为拥有藏语系、汉语系、政史系、数学系、经济系、计算机系、外语系、教育系、自然科学系、体育系、艺术系、藏语理科等10数个系部与20多个专业的高等院校④。办学20多年来为甘肃各民族州、县、乡培养了“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人才7000多人,为民族地区的基础教育和地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从在校学生数来看,1990年,全州幼儿园学生1597人,小学生50927人(其中藏族25416人);小学藏汉双语学校的学生14531人(其中以藏文为主的有8396人,以汉文为主的有6135人);普通中学(其中藏族5011人),初中12905人(其中女生4418人),高中4023人(其中女生1673人):甘南藏族中学(含8年制学校)藏汉双语教学学生3356人(其中以藏文为主的有1246人,以汉文为主的有2110人);中等专业学校学生1277人(其中女生428人,藏族689人);职业中学学生316人(其中女生175人,藏族24人)。⑤到2003年底,全州在校学生达111700名。其中幼儿园学生3798名,小学生85384名,中学生20538名(初中15288名,高中5250名),职中生205名,中专生1775名。女生48251名,占学生总数的44.72%。少数民族学生64063名,其中藏族学生54029名,占学生总数的50.07%。寄宿学生22030名(其中小学17655名,中学4386名),占学生总数的20.4%。2003年,合作师专在校学生,己由最初成立招生时的114名上升到5328名(成人教育生近一千名),其中少数民族学生占学生总数的70%以上。

⑥至2003年底,甘南州适龄儿童入学率从1997年的79.49%,提高到目前的97.26%,巩固率为96.94%。其中藏族适龄儿童入学率由建州初期的3%,提高到现在的95.46%,小学升学率85.43%。2003年,初中中专报名人数1283人,录取1243人,占报考总数的96%。普通高校招生录取人数达1349人,创历史新高。自学考试共报考8479人(次),报考次20971科次,累计合格达8937科次,报考各类

①详细参看:新疆教育年鉴(1998)。新疆教育科研所编,新疆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②《中国民族人口·新疆卷》,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

③详细参看:甘南藏族自治州地方史志编委会编:《甘南州志》(下),1999年版,第1450、1451、1453页。

④详细参看:合作师专校长办公室、学生工作处编:《合作民族师专》,2003年,内部印发。

⑤详细参看:甘南藏族自治州地方史志编委会编:(甘南州志)(下),第1437、1440、1446、1445、1450、1453页。

⑥合作师专校长办公室、学生工作处编:《合作民族师专》,2003年,内部印发。

高校成人本、专科人数达2837人,录取1958人,录取率为74%,创历史最高。电大共设财税、法律等7个专业,招本、专科生574人,招收开放教育本、专科人员493人①。

从上述资料可见,建国以来,少数民族地区女性受教育的广度和深度都有着巨大的发展,因而是不可抹杀的,但存在的问题更是不能忽视。从上述资料中不难发现,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与其它地区,尤其是东部地区相比,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和诸多的问题,突出的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西北少数民族女性受教育机会不平等。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与东部等发达地区相比,受教育水平不平衡;其二是民族内部相比,女性与男性受教育的机会不平等。这一结论还可以从2000年东部五省区与西北五省区分性别15岁及15岁以上文盲半文盲人口比较中得到进一步证明(见表1)。

表1:2000年东部五省区与西北五省区分性别15岁及15岁以上文盲半文盲人口比较(单位:人)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转引自杨军:《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页。

从表1可以看出,西部地区文盲半文盲人口远高于东部地区,而且在西部地区,女性文盲半文盲人口是男性的一倍多,因而受教育方面的地区差别与性别差别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其次,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这一结论可以从6岁及6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反映出来(见表2):

表2:1998年全国和不同地区受教育程度的6岁及6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单位:%)

①尔杰草:《关于甘南藏区教育中的现实问题调查》,载《中国藏学》2007年第2期(总第78期)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转引自杨军:《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125页。

从表2来看,1998年,在全国6岁及6岁以上人口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比例为11.5%,其中男性为7.2%,女性为16.5%;小学程度的占34.2%,初中程度的占38.9%;高中程度的占11.9%,而西北地区则更低。西北地区6岁及6岁以上人口占全国的28.4%,其中男性为28.6%,女性为28.2%,但在西北地区的6岁及6岁以上人口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比例为23.2%,其中男性为16.2%,女性为31.1%,均超出全国平均水平一倍左右;小学程度的占3027,初中程度的占29.8%,均低于全国水平;高中程度的占12.1%,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又不难看出,其原因主要是陕西和新疆的比例较高所致,甘肃和青海的比例均低于全国水平。

(二)西北少数民族女性受教育的现状

本此调查问卷主要针对成年男女性人口,6岁及6岁以上人口总计584份,其中城市男性问卷95份,城市女性问卷128份,农牧区男性问卷178份,农牧区女性问卷181份(见表3)。

表3:社区、性别、年龄结构表

资料来源:《西北少数民族女性问题调查与研究》项目组调查资料(2008年1-2月)从民族构成来说,城市回族男性人口36人,女性人口40人,农牧区回族男性人口63人,女性人口65人;城市维族男性人口33人,女性人口45人,农牧区维族男性人口53人,女性人口61人;城市藏族男性人口24人,女性人口44人,农牧区藏族男性人口61人,女性人口53人(所占比例如表4所示)。

表4:社区、性别、民族结构示意图

资料来源:“西北少数民族女性问题调查与研究”项目组调查资料(2008年1-2月)从受教育的程度来看,文盲人口主要集中在成年人当中,而且人数一般随年龄的递增而递增,城镇人口文盲率低于农牧区人口,男性人口文盲率低于女性(见表5—1),而且从受教育的层次来看,从小学到

表5—1:性别、社区、年龄、文化程度分析表

资料来源:“西北少数民族女性问题调查与研究”项目组调查资料(2008年1-2月)

研究生的不同层次中,城市人口受教育程度高于农牧区人口,在农牧区人口中,男性受教育程度高于女性的特点(见表5—2)。从表5—2中我们发现,18岁收下的男女人口中,无论城市还是农牧区,九年义务教育中入学率相对较高,失学相对较小,但在高中阶段,明显存在着女性失学严重的情况。其他各组年龄的人口当中,城市人口受教育的层次明显高于农牧区人口。农牧区人口中,尤其是女性受教育的层次主要集中在小学和初中。而且从我们访谈的过程中也了解到,由于国家实施农牧区义务教育“三免一补”的政策,使得更多的贫困家庭解除后顾之忧,除一些特殊地区外,男女童的入学率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流失率也相对较小。但就其整体而言,农牧区成年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偏低,而且主要集中在小学初中段。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两组不同的循环形式:在农牧区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女童教育被忽视→高生育率→生活贫困→女童失学(多重视男孩的教育);在城市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女性受良好教育→生育率低→生活有保障→重视子女的培养

(无论男女)。因此,若长此以往,其后果是不难设想的。

表5—2:性别、社区、年龄、文化程度分析表

资料来源:“西北少数民族女性问题调查与研究”项目组调查资料(2008年1-2月)

表5—2续:性别、社区、年龄、文化程度分析表

资料来源:“西北少数民族女性问题调查与研究”项目组调查资料(2008年1-2月)

二、西北少数民族女性受教育程度偏低的成因分析

综合史料和调研资料,笔者认为,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女性受教育程度偏低的成因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受民族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西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西北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相对滞后,因而严重地制约了整个西北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地区经济的发展能力直接决定着该地区的教育发展能力,地区经济的结构和规模,直接决定着本地区教育的结构和规模,因而只有具备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才有可能有足够的财力来办教育,也才有可能更进一步的推动地区的发展。但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的传统的民族的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地区经济落后,而且发展也极不平衡,大部分地区人口还没摆脱或完全摆脱贫困。以甘肃省甘南州的卓尼县为例,至2003年底,尚有贫困人口6.78万,占总人口的76.2%,其中绝对贫困人口1.52万(还未解决温饱、人均收入在625元以下人口),占人口比重为17.1%;低水平温饱、低收入人口有5.26万(人均收入在865-625元之间),占总人口比重为59.1%。经济的落后必然导致教育的落后,而教育的落后又必然制约和

影响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从公布的数据来看,仅2005年,该县财政支出高达15638万元,而大口径财政收入仅达到1001万元,财政供养人口有5029人,仅人头费支出就达9800万元,吃饭与建设矛盾尖锐,当地政府对教育的投资也就可想而知。

也正是因为受经济因素的严重制约,许多群众往往从眼前利益出发,认为“读书不如种地,因为读书花了钱还不一定有结果,但种地却可以收粮”,“拿钱送孩子上学堂,不如上山放牛羊”,“进寺念经吃油香,上学读书无指望”。这些说法,一方面既反应了经济发展的缓慢和滞后带给教育的不良后果,也反应了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也反应人们对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尤其是对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还没有或者没有完全认识清楚。

(二)受民族传统文化因素的制约

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有它自己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过程。民族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种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这四个特征是民族形成和发展不可缺少的特征。这些特征也必然在教育中体现出来。例如民族心理的不同,就会产生不同民族的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民族性格、不同的民族审美情趣等等,因而也形成了各民族不同的教育形式。中国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有蒙古族、藏族、裕固族、土族、回族、维吾尔族、满族、哈萨克族、东乡族、柯尔克孜族、达斡尔族、撒拉族、锡伯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鄂温克族、保安族、塔塔尔族、鄂伦春族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其中除回族等少数民族外,其他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而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不仅有自己的语言而且有自己的文字。所以,大多数民族儿童在入学前都使用母语或者根本不讲汉语,这就使得民族教育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双语教学的问题。

现代教育是发展人的智能,扫除文盲、愚昧与贫困的有力工具,民族成员对现代教育只有持积极态度,扩大对个人智力开发的教育投资,使新一代民族成员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才能在民族发展和治穷致富中成为带头人。但是,传统观念的价值取向却不是以知识的获取为标准鼓励接受教育,而是以陈旧、落后的价值观左右个体的思想,束缚个体对知识的追求,低估并轻视女子接受教育的重要性。这种情况越是经济落后的地区,程度越是严重,尤其是在农牧区人口当中。女性受教育的重大意义不言而喻,但在各民族成员那里,他们会以自己在传统中形成的价值观来估价女童教育,会从自己的生产生活等实用方面来认识女童教育,从而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教育的特点和功能决定了女童教育必须着眼于未来、面向未来、顾及长远利益,但是各民族成员则往往注重传统,而且主要着眼于眼前的实际生活和实际利益,他们或者认为女孩最终是别人家的人,所以上上小学或者初中就可以了,没必要投入太多的财力给女孩子,或者认为送女孩子上学不如让她们在家里当个帮手,并且早点找个婆家嫁出去,从而摆脱家庭的人口负担等等,因而导致女童“小学有,初中少,高中没到不见了”的现实。根据调查表明(见表六),一般而言,文化、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对教育的作用评价越高,适龄儿童的家长越重视女孩的教育。反之,文化、经济越落后,生活越贫困的地区,对教育作用评价越低,越容易忽视对女童的教育。所以,女童教育与民族文化背景是密切相关的。

传统道德伦理观和宗教观把女子拒于教育大门之外。我国大部分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重男轻女”、“重阳贱阴”的伦理道德观,是造成女童在接受教育机会上不平等的重要原因。新中国成立后,这种传统的封建道德观并未从民族成员的潜意识中完全消除。当然,这种落后的观念不仅存在于少数民族中,也存在于汉族中。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信息传播的加快,传统观念势力的顽固性在少数民族地区比汉族地区表现得更突出,因而少数民族女性受教育的机会相对于汉族女性要少得多。而在少数民族中,男性受教育的机会多于女性,这在我们的问卷中也可得到印证(见表7)表6:你认为妇女接受何种程度的学校教育最合适

资料来源:“西北少数民族女性问题调查与研究”项目组调查资料(2008年1-2月)

表7:是否完成九年义务教育

资料来源:“西北少数民族女性问题调查与研究”项目组调查资料(2008年1-2月)由于受宗教观的束缚,我国有些少数民族地区还存在歧视女性的现象。就整个西北地区而言主要有两个宗教文化圈,一是佛教文化圈,一是伊斯兰教文化圈。无论是佛教还是伊斯兰教,就其教育观的整体导向看,宗教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能够受教育或教育人的,依旧是以男子为中心而排除女性,其鼓励人们接受宗教教育的对象主流仍是男子,这就造成一般民众的教育观是重男轻女的,从而剥夺了女性受教育的权利。虽然现代教育的大门是自由敞开的,但在传统教育观的支配下,许多女孩子都难入其门。据青海省女童教育课题组抽样调查表明,在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成员中,相当多的家长受宗教教规礼仪束缚,有些父母对男女合校、女孩子唱歌跳舞感到不放心。如在回族地区问卷调查表明,允许6一8岁女童唱歌跳舞的家长占80%,到12岁左右只占25%.而到15岁左右仅占10%左右。①学生家长对新事物持不同的看法,认为现代学校太自由了,教育会使女童有了文化,见多识广,助长了学生自由恋爱,影响了父母对她们的控制,怕“伤风败俗”。有些回族信教群众认为,姑娘到9岁就是成人了,就得履行封斋、戴盖头、收敛言行等教规的责任,而这些束缚恰恰与学校教育相悖。而且女童年龄越大,这种相悖性对女童受教育的影响也越大②。正是由于民族成员对男女儿童在观念上形成的认识差异,加之传统的自然经济观、伦理道德观和宗教观的影响,形成了男女儿童在未来社会生产生活中不同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进而产生了他们在接受教育权力和机会上的不平等性,最终将女童拒于教育大门之外。

(三)受自然条件因素的制约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往往位于偏远、高寒山区,大多是山大沟深、交通闭塞、地广人稀、戈壁沙漠高原等自然条件很差的困难地区,对自然灾害的抗击力弱,给生产生活带来很大影响。就农作物而言,主要种植小麦、玉米、洋芋、青稞、大豆等(见表8)

除农业外,家庭的其他经济收入来源也比较单一(见表9),主要是种植业、养殖业、出外打工、经商、服务加工等,而外出又主要包括作建筑工人、餐馆服务人员、摆小地摊、当保姆等临时性工作,缺乏技术含量较高的工种(见表10)。

表8:主要农作物表

①数据资料引自《青海民族女童教育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页。

②数据资料引自《青海民族女童教育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4页。

资料来源:“西北少数民族女性问题调查与研究”项目组调查资料(2008年1-2月)

表9:家庭收入主要来源表

资料来源:“西北少数民族女性问题调查与研究”项目组调查资料(2008年1-2月)从整个地区的经济结构来看,各地区的经济结构呈现出多样化而普遍落后的特点,所以也导致了教育发展的缓慢和严重的不平衡性。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为例来看,2005年,该县的藏巴乡适龄儿童入学率和适龄少年入学率达98%和95%,分别超考核指标3个百分点和25个百分点,而完冒乡只达到70.7%和11.39,与考核指标相差24.3个百分点和38.61个百分点。同一个县境内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原因是不言而喻的。

表10:农牧区人口外出打工的主要内容

资料来源:“西北少数民族女性问题调查与研究”项目组调查资料(2008年1-2月)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山大沟深、居住分散的特点导致学生尤其是小学生上学的困难。西北少数民族居住的好多地区,学生居住地与学校的距离少则几里地,多则几十里,寄宿没有条件,走路又缺少安全感,冬天上学情况更为严重,尤其是女孩子家长就更不放心了。二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导致经济发展的缓慢和落后,使得社会生产力总体水平普遍低下,商品观念单一,多数地区基本上保持着较为古老而传统的生产方式,同时,加之少数民族地区农牧业基础本身就很

薄弱,综合开发能力不足,许多地方靠天吃饭,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普遍较低,从而影响和制约着当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贫困地区女性一般既要承担大量的家务劳动和繁重的生产劳动,又要照看子女,这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女性,使他们无法像男子一样去争取学习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了成年女性接受成人教育的积极性。三是恶劣的环境加上落后的经济导致教师队伍的不稳定,使得好多老师尤其是教学水平较高的好老师不能安心于工作。例如据统计, 1990年至1996年甘南洲共减少教师1132人,其中调出189人(本科20人、专科83人)、转行511人(本科18人、专科108人)、离退休432人(本科7人、专科30人)。7年间总计减少本科学历教师45人、专科学历教师221人①,这就导致师资力量不够甚至严重不足的后果。据甘南州卓尼县教育局领导介绍,2005年底,该县高中、初中、小学教师学历合格率分别是56%、89%、96%,全部低于甘肃省全省水平(全省分别是67.7%、92.5%、96.7%),虽然比1999年分别提高了16.8%、2.5%、3.6%个百分点,但与“普九”指标和全省平均水平仍有不小的差距,尤其是高中教师的合格率达标就更加困难,从而严重的影响和制约着少数民族专区教育的发展。

(四)受教育体系和结构不合理因素的制约

就少数民族生存的各省而言,各地都已基本形成了多层次、多学科、专业门类比较齐全的教育体系,但各省内部,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县(市)由于受经济、地理环境、人口等等因素的制约,其教育体系和结构却存在着许多的问题,除九年制义务教育外,突出的表现在缺少适合少数民族地域特点的专业设置。

三、西北少数民族女性教育发展的几点思考

(一)增加民族地区教育投入,改善教育环境

增加教育投入是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基本条件。近几年来,民族地区不少省区的教育投人虽然逐年增长,并基本实现了“三个增长”(即预算内教育经费增长高于地方财政收人的增长,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逐年增长,平均教育事业费支出逐年增长),但由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基础薄弱,教育存量太少,再加上人口增长、自然灾害频繁等原因,教育投入远不能满足教育发展的需要。从民族地区教育与中部、东部地区教育的投人比较来看,不仅绝对量少,除西藏和新疆两个自治区以外,其它区(省)人均教育经费、人均财政性教育比例极低,与民族地区教育及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很不适应(见表11)。

民族地区要进一步“加大对教育的投人和对农牧区教育的支持,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完善国家资助贫困学生的政策和制度。”②切实增加对民族地区教育的投人,一方面,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设法加大投资力度;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多元化的教育投资体制,积极鼓励企业、团体、私人、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等到民族地区投资教育事业,逐步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办学体制”。国家要继续实施“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并把重点放在贫困山区、牧区和边远地区。现行的乡、县、自治区(省)三级教育财政体制未考虑各地区自然条件差别和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现实,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义务教育的经费问题。国家应加强中央财政对地方教育的支持,给予民族地区教育以援助和扶植,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多种形式帮助民族地区,继续利用银行贷款及国际组织捐款等支持民族地区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主要是解决学校经费紧缺、教师工资发放困难、教室紧缺、教学设备陈旧、教师住房紧张等基本的现实的问题。需要强调的是,笔者在调研的过程中发现,国和家和各级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种类扶贫资助金(物)总量上来说确实不少,但落实到每个人(户)的手里后,却发现起不到多大的作用,而且还加大了基层单位的工作难度。因为“一袋面或者一袋化肥,对于一般的贫困家庭来说,有或者没有意义都不大,因为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还会助长懒惰的不良习气,不利于促进人们的劳动积极性……”。

①根据甘南州、夏河、碌曲、迭部、玛曲、卓尼、临潭、舟曲等县政协1997年底人才情况汇报材料整理。

②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文汇报,2002.11.18。

由此看来,这些资助的使用问题就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当地群众或者领导都认为,这些资助金(物)若能集中一点攻其主要部位,也许能起到更为直接和现实的作用,比如集中起来重点解决村校的硬件设施等,其观点是值得考虑和借鉴的。

表11:2001年民族地区人口教育经费情况比较表

资料来源:陈厚义:《.对贵州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几点认识》〔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4年2期。其中,民族地区平均数为2000年普查人口数。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R〕。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2001年9月版第99页数据计算得出。

(二)加强师资力量建设,保证教师队伍稳定

我国800万农牧区教师,承担着6600万农牧区中小学生的教育,肩负着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并将我国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变为高素质人力资源的神圣使命。关注800万农牧区教师的生存和生活,是确保农牧区教育发展的关键,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也不例外。在调研过程我们发现,一方面,由于教育经费、生活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的师资,尤其是农牧区中小学师资严重不足。师范院校的毕业生不愿意到农牧区中小学任教,而优秀的农牧区中小学教师则又设法向城镇流动。此外,由于实行了“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教师工资由县财政统筹,并且不得拖欠,考虑到各县的财政负担,每年所能补充的教师人数也相当有限,而好多毕业的学生却闲置在家不能就业。以上种种不利因素使得原本已经十分缺乏师资的农牧区中小学更加举步维艰。例如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固原地区,是回族的一个主要聚居区,据该地区教育主管领导介绍,在1992年初这一地区的6个县中缺小学教师多达4000余人,若把西吉县1994年中小学全体公(民)办教师3600人作为补充的话,还缺400余人。1994年海原县尚需教师1178人,相当于现有专任教师2837人的41.6%,预计在“九五”计划期间,该县缺少中小学教师1058人。在现有教师队伍中,女教师很少。据1992年固原地区教育情况报表反映,固原地区平均两所小学有一名女教师,平均一所中学有3名女教师,她们大都集中在县城学校。农牧区小学、教学点几乎没有女教师。少数民族地区农牧区中小学中,情况大体相当,即教师队伍中男女比例失衡。这既不利于学生身心的和谐发展,也不利于吸引少数民族女童的入学积极性,还给大龄男教师带来婚配难的问题。另一方面,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不仅存在着教师短缺,尤其是女教师短缺的严重问题,而且,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仍有待提高。相当部分农牧区教师教育观念陈旧、知识老化、方法落后,难以适应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学历达标与能力达标存在

较大落差,进一步提高农牧区教师实际教学能力,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农牧区教师中民转公教师多,代课教师多,层层拔高使用的多,教师整体水平难以保证。此外,由于待遇低、工资拖欠、专业教育程度低、师资来源复杂、管理松散等多方面原因,造成一些农牧区教师工作责任心、职业意识淡漠。

鉴于存在的这些实际问题,加上当地群众和领导的建议,我们认为,目前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尤其是农牧区的中小学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师资队伍素质的提高,缺少“名师”,因而缺乏活力和吸引力。为此建议:一要考虑农牧区中小学区域广、生源分散、教学点较多等特点,适当放宽农牧区中小学的教师编制,特别是在考虑专职教师的编制时,也要考虑其他如校医、门卫等的编制。二要对新聘中小学教师进行严格审核,原则上应分别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对不具备教师资格的在任教师,要坚决淘汰。三要实行和坚持一定行政区域内(如市或县)的教师交流制度,规定城市(镇)学校每年必须接受一定数量的农牧区教师进修培训,鼓励城镇“名师”到农牧区中小学任教,并把它作为教师晋升职称的硬件之一。四是为保障农牧区中小学的利益,对流向城镇及其他条件优越的学校的教师,流入学校应向流出学校缴纳一定的培养费。五是政府投资每年安排一定数量农牧区教师脱产进修,实行农牧区教师终身教育制度。六是针对农牧区中小学校点分散、办学规模小、效益低等特点,进行重点投入,建立竞争机制。同一区域内(例如以乡为单位),对那些教育教学能力强、质量高的农牧区中小学,各级政府及其他社会力量应进行重点投入,扩大和加深其教育教学能力,主要是配置优越的教室、宿舍、师资等,实行优胜劣汰、竞争生存的管理模式。七是加强双语教学研究和开发,尤其是加强双语教师的培训和民族文字教材的编写工作,以适应民族地区的教育教学实际。对少数民族地区来讲,双语教师的缺乏的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加强双语教学对提高民族教育质量和效益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因而应进一步探讨如何,以及适当应用信息技术教育手段提高双语教学等途径。

(三)调整课程结构和教育内容,适应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需求

在调研过程发现,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体制相对僵化,办学形式也比较单一,从整个地区来说职业教育不能满足地区发展的需求,就农牧区的中小学基础教育来说,也脱离农牧区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诚如甘南州主管所言,全州干部职工中,中专以上学历的人员比例已高达75%以上,但科技类、经济类、管理类、实用类人才却严重缺乏,“大多成为有学历而低能力的人”。因而教育教学内容缺乏与农牧区社会的血肉联系,这是当前农牧区教育问题的瓶颈。就其原因,保守、消极的教育观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前的学校教育内容与少数民族生活需求关联度不大所致,因此,要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地区特点,调整教育内容,使之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相适应,促进教育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以及学生发展服务,尤其要注意教育内容和教育结构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适应性。为此,我们认为,首先,要加强地方课程开发,促进教育内容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相适应。

长期以来,少数民族聚居区学校的课程设置都是按国家的统一计划制定的,缺少对地方特色的反映,学生在学校学到的知识与之所处的环境和生产活动相关性太小,而且也造成学生理解的难度,从而使学生的学习缺乏热情,降低了学校教育的吸引力。因而,根据本地的社会、经济、文化、自然和民族等方面的实际需要开设一定数量的课程,或对已有的课程进行某些完善、补充和改编,使学生更加了解家乡、热爱家乡,更加了解本民族、热爱本民族,从而立志将来为家乡的现代化建设、为传承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而贡献力量;同时还有助于克服课程、教材脱离实际的弊病,有利于学生把学得的知识运用于实际,促进学用的一致。

其次,要调整和完善多层次教育结构,特别是完善职业教育结构。少数民族聚居区教育结构应该与当地的社会发展相适应,因此需要建立多层次的教育结构体系,特别是根据当地学生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特点来调整、丰富和完善当地的教育结构特别是职业教育结构。将教学内容与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相结合,使他们感受到所学有所用,由此来调动他们积极的教育观念。

再次,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大力加强各类职业教育。在教育体制上,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

成人教育各成体系,实行条条管理,各自强化,没有充分利用农牧区中、小学已有的教育设施和相对雄厚的师资力量办职教和成教,而是大量占用有限的地区教育资源,因而即制约了农村中、小学教育的发展,也由于设施、经费和人员的限制,使这些教学单位流于形式,收效甚微。从教育目标上来看,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上学就是拿文凭的观念”,因而周而复始的走着一条“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升学之路,因而大量的毕业生缺乏专业技术能力和农村职业技术能力,造成一方面大量的无一技之长的初、高中毕业生返乡后无法务农,流动到城镇的无一技之长只好待业,另一方面,乡镇企业缺乏大量的初、中级技术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和有一定技术基础的工人的尴尬局面。因而,如何使步入社会的成员都拥有一己之长,是当前职业教育和培训所应重点关注和解决的焦点之一。

(四)大力发展生产力,为民族教育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生产力的落后,是我国社会主义初过阶段的重要特点,也是教育发展中最为不利的因素,少数民族地区表现尤为突出。为了发展教育事业,就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重要位上上: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对生产者文化科学知识的要求提高了,客观上将促进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将为社会提供更多的财富,为教育的发展打下经济基础和物质保障。后一点在一些落后的回族地区是尤为重要的。

(五)加大社会舆论力度,提高对文化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观念不仅受来自于本民族传统观念的影响,而且也深受汉文化传统的影响,因此要使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迈向现代化,不仅要在设施上、教学手段上实现现代化,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心理状态、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文化背景的耦合运动,是民族地区文化总体的变迁。只有把民族地区传统观念的变革和传统的民族教育观的更新作为民族教育的基本方向,才能实现民族地区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才能真正谈得上顺应和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的振兴和各项管理制度的健全和发展。应该看到,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当中,还存在着诸如“毕业证不如营业证”、“上学当不如进寺当和尚”、“人才不如钱财”等更多地顾及眼前利益观念,而不考虑本民族的长远利益。这些观念在调查问卷中也有同样的反应,例如在回答受教育目的这一问题上,群众回答的顺序依次是有一个轻松的工作、更多的挣钱、算账、写信、为社会创造价值等,而女性则更倾向于前三类(见表12)。

表12:群众对受教育目的的不同认识

资料来源:“西北少数民族女性问题调查与研究”项目组调查资料(2008年1-2月)

由此可见,如何加强舆论力度,增强群众尤其是女性对历史和现实社会局面的认识,清楚造成今天民族落后地区落后局面的主客观原因,动员群众自发地去改造和改革那些不适应社会发展的传统观念和落后习俗,树立和逐步完善与社会进步相适应的新的教育观念,共同为振兴民族教育做贡献,也是我们今后努力的一个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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