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道、王道、霸道

战国之前，天子称“王”，诸侯称“公”，仅有死后被当作神来崇拜的少昊、颛顼、喾、尧、舜才被称作“帝”。

换句话说，这些传说中的人物的治国方式，就是“帝道”，亦称“黄老”学说，核心则是师法造化，无为而治。

儒家要求君王对百姓实施“仁政”，让百姓“近悦远来”，这就叫作“王道”。

秦国实施变法，核心便是“耕”与“战”。

变法之后，秦人财富地位与血统关系不大，而主要与战功挂钩。

于是，敌军首级，成了金钱地位的等价物。

从此，秦人特别嗜血好战。

因为，战场杀敌等于发家致富，“虎狼之师”由此养成。

可见，所谓“霸道”，就是对内严刑峻法，对外军国主义。

上古帝王治世，按宏观治理的四种模式来划分，大致分为皇道、帝道、王道、霸道，/ 按历史上出现的相应人物，大致如此：/ 伏羲与神农氏淳朴归真，道法自然，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国不扰民，民出而作，落而息，不感帝力而自得其乐。

何为道，为民者，出而作，落而息，即为道。

道在本心，无需教化，民在道中，行则合道，是以无为，是以弃智而愚民。

若伏羲与神农氏治天下者，务使百姓安，不知君德之何如，即：帝力於民何有哉？伏羲与神农氏皆为皇道，亦道教所称“无上大道”，混混沌沌恍恍惚惚，不分善恶不分正邪。

轩辕黄帝篡夺炎帝上台，本是以下犯上不义之举，加上轩辕黄帝为世界战争始作俑者，首开与蚩尤争夺帝位之血腥战端，成为暴力夺得天下第一人，导致天下干戈四起杀伐遍地，轩辕黄帝失和丧德，因此由伏羲与神农氏时的皇道堕落为帝道。

周武王首启臣弑君之恶例，悬纣王首级于太白旗示众，丧失君臣之道，由帝道进一步沦为王道。

尧逢囚即曰：“此吾未教之过也。

”事事皆背在自己身上，此王道也，未入帝道也。

舜继尧再治天下，历数十年垂拱而治，已由王道至于帝道。

刘邦以张良为帝师、以萧何韩愈曹参陈平等为臣，此帝、王、霸道杂用者也。

隋文帝治下猛将如云、人才济济，从谏如流且能臣众多，百姓安居乐业，可为帝、王道兼用者也。

嬴政，刘彻、曹操，皆霸者也，春秋时齐桓公与管仲、现今美国亦是。

皇道：用无为，以道率民，民以道而归之。

人民居德而崇道功，以道化教世人为己任，为功德。

与生俱来处高德，都有崇高的思想和智慧学识，且胸怀大志。

世盛德朴，化度众人。

使人民灵魂转向道并处身德朴，此时人对诡诈、刁蛮陌生，不理解，处于研究状态。

视智巧为贼，视德朴为人本该就有的天性。

上天以德生人，人当以德报之，去智巧而行德朴，不浪费财物。

帝道：用恩信以德行世，民有贤德，动之以理，晓之以情，民重礼节，当时时以道德端正己行。

诡诈难以立足，以德教民，民感恩戴德以德报之。

以德高之人为官作吏，人民相互谦让，先人后己。

不为己得己失，人民相互尊敬，视诡诈为贼。

人民亲融和顺，民心纯朴。

以诡为耻，以德为尊。

帝有皇帝王三象。

王道：用公正，以功率民。

公买公卖，除暴安良，使民丰衣足食，公平致富，使人各具才能，重功绩成果。

规劝人们辨善恶识好坏，处世公平。

那是自己的，那是别人的，很明确，君用道劝民以功，民崇以功，做实际事，王低一步入霸，高一步入帝故有帝王霸三象。

霸道：用智、以力。

赏罚必信，法令显明，以力率民，民亦以力归之。

以力逞势，政令不出二门，借虚名以争实利。

以力而争，只求效率数量，以利而重视技能之人，以诡诈为智谋，争强斗势，取利不以德而以争，小争以言，大争以兵，霸走高一步为王，走低一步逞豪匪，故霸有王霸匪三象。

最高明的统治者行用皇道，中等贤明的统治者行用帝道，下等贤明的统治者行用王道、霸道。

具体体现在实际中，皇道好比人体的头部，帝道好比人体的腹部，王道好比人体的臀部，霸道好比人体的手脚。

按东南西北划分，能无为而治、德盛贤明、如同皇天普照的皇道统治者萌生于北方（如伏羲）；能明辨事象、定制立法、德合天地的帝道统治者萌生于南方（如虞舜）；能推行仁政、辅以刑罚、使神灵和民众乐于归往的王道统治者萌生于东方（如商汤）；靠刑罚武力征服天下的霸道统治者萌生于西方。

（如秦始皇）三皇无言，化流四海，故天下无所归功；帝者体天则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

君臣让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

故使臣不用礼赏功，美而无害；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霸主制士以权，结士以信，使士以赏。

信衰士疏，赏毁士不为用。

三皇虽然没有传下修身治国的言论，但是他们潜移默化的仁德遍布四海，所以天下老百姓不知把功劳记在谁的名下。

依照自然的法则，有理论，有法规，因此天下太平。

有了功劳，君臣谦让，他们的美德，无形中变成了老百姓的行动，百姓当然不明白其中的奥妙。

所以古代的帝王使用群臣不必有那么多的礼仪法规、赏罚奖励，就能使四海和美而不互相伤害。

五帝依据天象制定历法，崇拜山川之神，并按其尊卑秩序制定礼仪，依四时五行之气教化民众，虔诚地祭祀天地之神、祖先之灵。

凡天下之物，活动的禽兽，静止的草木，大到名山大川的神灵，小到丘陵坟莹的鬼魂，日月所照之处，没有不归顺的。

“王道”重于“德”，“德”胜“术”而“王”：而“霸道”重于“术”，“术”胜“德”则“霸”。

（理同“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王”之道，万民敬而仰之；“霸”之道，众人畏而惧之。

王者称王多依德智，而固其王业则多假术力；霸者则恰恰相反，霸者称霸多借术力，而定其霸业则多附德智。

但无论“王”“霸”取得并固持其基业均是“德”“术”并用。

对于帝道和霸道他是两个对立的矛盾层次。

一个是以德以礼教育感化，一个是铁手腕硬来。

读史偶得（2）历史记载，商鞅离开母国卫国，前往秦国，游说秦孝公。

通过关系，商鞅见到孝公，言说“帝道”，孝公没有兴趣，不时昏睡，并将引荐者责骂一通。

接着，商鞅再次求见，言说“王道”，孝公不像上次那样打瞌睡，可还是觉得不合己意，并且再次责备了引荐者。

尽管如此，商鞅并未放弃，而是第三次求见孝公，向他言说“霸道”。

这一次，孝公非常满意。

后来，孝公与商鞅竟然连谈数日而不厌倦。

当然，他们谈的具体内容，外人所知不多。

不过，关于“霸道”，人们可从变法各项举措窥之一二；而关于“帝道”与“王道”，内容则基本付之阙如。

秦国实施变法，核心便是“耕”与“战”。

变法之后，秦人财富地位与血统关系不大，而主要与战功挂钩。

于是，敌军首级，成了金钱地位的等价物。

从此，秦人特别嗜血好战。

因为，战场杀敌等于发家致富，“虎狼之师”由此养成。

可见，所谓“霸道”，就是对内严刑峻法，对外军国主义。

儒家要求君王对百姓实施“仁政”，让百姓“近悦远来”，这就叫作“王道”。

两千多年来，中国统治者“杂王霸之用”，亦即嘴巴上说的是“王道”，实际做的则是“霸道”。

成效如何，史籍汗牛充栋，无须赘言。

当年日军侵华，打正旗号，说是为了建设“王道乐土”。

然而，令人好奇的是，什么叫“帝道”？秦孝公为什么听得打瞌睡？战国之前，天子称“王”，诸侯称“公”，仅有死后被当作神来崇拜的少昊、颛顼、喾、尧、舜才被称作“帝”。

换句话说，这些传说中的人物的治国方式，就是“帝道”，亦称“黄老”学说，核心则是师法造化，无为而治。

秦孝公是个有为之君，所以，商鞅对他言说“帝道”，实在是对牛弹琴。

在漫长的中华帝国历史上，“帝道”也曾展示它的非凡魅力，可惜仅此一次，而且为时短暂。

公元前195年，刘邦病死，吕后执掌朝廷大权。

之后，外戚势力一直非常强势。

前135年，窦太后死，汉武帝全权处理国政，“帝道”治国实验宣告结束。

史书记载，刘邦夺得天下时，民生凋敝，天子座驾，四匹马配不齐同一毛色，而政府高官只能乘坐牛车。

到了文帝、景帝执政时，社会富裕、国力强盛，“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可见，“文景之治”，并非浪得虚名。

老子说过：“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悠兮其贵言。

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这段文字，可以意译如下：“最好的时代，百姓根本不感到统治者的存在；次一等的，百姓亲近并赞誉他；再次一等的，百姓畏惧他；更次一等的，百姓轻侮、蔑视他。

统治者诚信不足，所以，百姓不相信他。

最好的统治者，应该是悠哉游哉的啊，不轻易发号施令。

事情办成功了，百姓都说：‘我们本来就是这样子的’。

”以是观之，“霸道”不如“王道”，“王道”不如“帝道”。

所以，“康乾之治”不如“贞观之治”；“贞观之治”不如“文景之治”。

君主专制时代，则是一代不如一代。

帝道王道霸道从本质来讲都是治理国家的方式方法，是构建国家内外秩序的手段而已，都能保障国家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但是，因所倡导路线主张的差异也注定了最后面临的结局不尽相同。

但是，作为国家道路的选择方式，必然也会受到时代背景的制约，因此，帝道和王道虽然看着远比霸道完美，但是如果逆潮流而动，最后只能是国破人亡的凄惨闹剧，也正是因此，商鞅见秦孝公时，先后谈论了帝道、王道、霸道，打动秦孝公的却是最后才谈及的霸道。

帝道恃“德”、王道恃“义”、霸道恃“信”，用国者德立而帝，“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

帝道一般是指三皇五帝时采取的治理国家方式，有些接近于道家的提纲挈目的“无为而治”思想，那时是部落联盟时代，能够在与大自然的抗争以及其它部落的战争中生存下来是最大的课题，因此，解决温饱是最大的任务，各方其实都经不起战争的消耗，战争只是最后的手段。

因此，在这种历史环境下，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下，首先在内政方面是要选贤任能，发展生产，惠及部落民众，粮食多了，人口就增长，部落也会强大，部落内部就呈向心的稳定；其次，部落关系方面，由于自己部落的强大，为其他弱小的部落提供了一个示范作用，无法解决生存问题的部落自然就会归附，所以，“有苗不服，执干戚以舞”，也就是说“修德”使其他部落“慕义”而归，而不是采取战争的方式；再次，民主的禅让制度，保证了领导层能够得到万民和各部落的敬服，保证了部落领导层延续的稳定性和先进性；最后，武力讨伐天下敌对，保证部落联盟的安定外部生存环境。

除了最后一项的征伐较多的具有维护自己领导地位的现实意味之外，其他方面来讲帝道是一种崇尚“德天下德万民”的治理天下的态度。

王道和霸道是私有制地位确立后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产物，帝道这种较为原始民主的制度已经被明确的君臣关系所取代，帝道注定成了不可追的过往。

王道是一种在私有制社会君臣关系体制下对帝道的一种改良，从“德天下德万民”转变为了强调能维护事务和谐共处秩序的“义”，更多的接近于儒家思想。

荀子认为，在国家层面倡导礼义，在政治方面举“义士”任贤选能、在诉讼方面举“义法”保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在社会举“义志”形成社会的导向。

也就是说，“义”从社会层面来说，是一种保证君臣民三方内在秩序和三方利益的内在规范，国君要推行“仁政”，从根本上保证国民的利益，大臣要堪为士民表率，教化国民，国民要努力发展生产，服从各项义务。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义”也提供了一种变革的理论基础，君臣民三方中，如果有谁破坏了这种内在规范，积累到了其他两方无法容忍的程度，那就可以“义”的需求进行阶级矛盾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