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安文学与陈子昂诗中的名士风骨

论建安文学与陈子昂诗中的名士风骨

作者：陈逸鸣

来源：《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年第02期

摘要：林庚的《陈子昂与建安风骨》一文指出，当社会发展较好、充满希望时，更容易出现浪漫主义，并通过一系列的逻辑推理、论证，得出陈子昂诗歌和建安风骨属于浪漫主义的结论。本文对此提出了质疑，论证了建安时代的主流是战乱而非发展；建安文学不是平民文学，而是名士文学；陈子昂诗歌与建安文学一样，既关注现实、悲悯苦难，又雅好慷概、高扬理想。本文最后反思、批评了古代文学研究中常见的“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二分法的缺陷。

关键词：陈子昂；建安文学；名士风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8153（2018）02-0054-06

一、《陈子昂与建安风骨》内容概述

林庚的《陈子昂与建安风骨——古代诗歌中的浪漫主义传统》一文原载于《文学评论》1959年第5期，于1987年收入林先生《唐诗综论》一书。《陈子昂与建安风骨》全文分为提出问题的前言和论证观点五个章节。在前言部分林先生发问：“作为盛唐时代前夕的大诗人陈子昂，他在诗歌创作上以及主张上，究竟是属于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呢”[1]5；在之后的五个章节里，林先生力证自己的核心观点：陈子昂诗歌属于浪漫主义。

在前言里，林先生除了提出上述的问题外，还摆出了一个基本观点：当社会发展较好、充满希望时，更容易出现浪漫主义。林先生的原话是：“在全民意志盛旺的情况下是有利于文艺高潮出现的，这自然就更有利于浪漫主义的出现”[1]5；“当所遇见的矛盾较为单纯，可以有希望克服的时候，就容易生产浪漫主义；当所遇到的矛盾纠缠复杂，难以求得解决的时候，就容易产生现实主义”[1]6。随后林先生就在这个前提上开始论证自己的核心观点。在第一章“武则天的时代”里，林先生用“武则天预为唐玄宗选拔了开元名相”等事例，论证了一个观点：陈子昂所处的时代，并非一些人说得那么黑暗，而是“一个全民意志盛旺的前夕，一个上升发展中深具浪漫主义气质的时代”[1]12。在第二章“建安风骨”里，文章先指出陈子昂钦慕的“建安风骨”是指一种“爽朗遒劲的风格”，它符合浪漫主义的精神实质——“高瞻远瞩”、“有理想而不同于流俗”、“具有英雄性格”。然后说建安时代也是一个上升的时代，农民起义带来的“主要的是发展而不是战乱”，这就是建安风骨“雅好慷概”、“梗慨多气”的主要原因。在第三章“陈子昂的诗歌主张”、第四章“陈子昂诗歌中的浪漫主义精神”、第五章“《登幽州台歌》与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作者立足于陈子昂的具体作品——《修竹篇》《感遇诗》《登幽州台歌》等，说明陈子昂诗歌的确颇有浪漫主义的风骨。

如前所述，在《陈子昂与建安风骨》一文的前言与第一、第二章里，林庚是在摆设自己的逻辑链。此逻辑链可归纳如下。在前言道明一个论证的前提，即社会发展较好时更容易出现浪

漫主义。在论证部分，指出建安时代的农民起义带来的主要是发展，并根据前言的前提推导出建安时代容易出现浪漫主义；又推导出“建安风骨”便是这上升时代出现的浪漫主义；再根据陈子昂追慕建安风骨、陈子昂所处的武则天时代也是上升的，最终推导出陈子昂本人的诗也是浪漫主义的。《陈子昂与建安风骨》一文展现了林庚作为一位文学史专家的深厚的学术修养，不过文章的逻辑链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以《陈子昂与建安风骨》一文的逻辑链为切入点，探究建安文学与陈子昂诗的艺术风格，并对古代文学研究中常见的“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二分法的缺陷作出批评和反思。

二、汉末战乱的影响

先谈农民起义的问题。林庚想要说明，汉末农民起义对社会带来发展，是建安风骨出现的主要原因。他说：“农民起义的推动历史发展，因此不是由于带来了战乱，而是由于打破了封建社会某一个时期停滞不前的状态，打击了阻碍封建社会发展的豪强势力，教训了当时的统治阶级，解放了社会上的进步力量，因而出现了向人民让步的开明政治，保证了生产力的向前发展。”[1]15可见，林先生没有具体说明汉末农民起义到底带来什么样的发展，而是搬用唯物史观的阶级斗争理论来泛泛而谈。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以黄巾之乱为代表的民变爆发后的建安时代大致是怎么样的。由于统治者的昏庸腐化，在黄巾之乱前，东汉王朝的社会经济已遭到很大的破坏。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 年），黄巾之乱爆发。在镇压黄巾之乱的过程中，各地官僚、军阀趁机扩张自己的势力，相互征讨，形成了东汉末年群雄割据的局面。据《后汉书》记载，皇甫嵩、朱儁的军队镇压颍川黄巾军，杀敌近20 万人。[2]2301-2302初平二年（公元191 年），公孙瓒袭击青、徐州地区的黄巾军，屠杀黄巾军数万人，黄巾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江河。[2]2359此处记载的只是官兵杀死起义者的一部分。在殊死搏斗时，官兵的死亡当然不会少，至于死于黄巾之乱的无辜百姓更不知道有多少。黄巾之乱基本平息后，军阀混战给无辜百姓带来的浩劫更是怵目惊心。比如，据《三国志·董卓传》记载，初平元年（190年），董卓曾派军到阳城，正赶上百姓聚集举行祭社活动。卓军将祭社的男子全部砍头，掳走妇女和财物，返回洛阳后诈称破贼大胜。[3]131据《后汉书·陶谦传》记载，兴平元年（公元194 年），曹操攻打陶谦，下取虑、雎陵、夏丘等县后，“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

[2]2367

战争往往伴随着天灾和瘟疫的肆虐横行。黄巾之乱后，几乎每年都发生局部的天灾、瘟疫。严重的时候，灾区百姓易子而食是普遍的现象。各地军阀忙着逐鹿天下，他们并不注重也无余力去抗灾救民。战争、天灾、疾疫带来人口的大量死亡，导致建安年间全国人口的骇人听闻的骤减。根据《晋书·地理志上》的记载，东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全国总计有户10677960，有口56486856，及至太康元年（公元280 年），则不过有户2459804，有口16163863。[4]267-268而且，这是在经过三国半个世纪恢复后的太康元年的数字。那么，三国时期的户口数字当然比这更少。

黄巾之乱后，中国社会经济何止是雪上加霜，简直是陷入绝境了。建安时期人民流离失所，死亡众多，无主土地大量增加，正如《三国志·魏书·司马朗传》中说：“今承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3]352；《后汉书·仲长统传》说：“今者土广民稀，中地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