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诗话与盛唐诗歌的经典化

《沧浪诗话》与盛唐诗歌的经典化邓新跃【内容提要】严羽《沧浪诗话》是集宋代诗学辨体理论大成的理论著作，它对明清诗学批评理论影响最大的是对盛唐诗歌的经典化。

《沧浪诗话》对盛唐诗歌的经典化，是宋代诗学批评辨唐宋诗风差异的理论总结，也是对江西诗派的全面清算，同时显示了严羽试图在儒家理学体系之外建构诗学话语的努力，指引着明清诗学批评的基本路径，具有极其重要的诗学批评史意义。

【关键词】《沧浪诗话》；盛唐诗歌；宋代诗学严羽《沧浪诗话》是整个宋代诗话中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著作，也是集宋代诗学辨体理论之大成的理论著作，它对明清诗学批评的最大影响是在标榜格调的理论旗帜下对唐诗尤其是盛唐诗歌的经典化。

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宇文所安教授认为：“《沧浪诗话》的流行产生了一个严重后果，那就是把盛唐诗经典化了，盛唐诗从此成为诗歌的永恒标准，其代价是牺牲了中晚唐诗人。

虽然盛唐代表诗歌高峰的信念可以一直追溯到盛唐时代，但严羽给盛唐赋予了一种特殊的权威，一种类似禅宗之正统的文学之正统。

绝对的诗歌价值存在于过去的某个历史时刻，这种观念，或好或坏，一直左右着后世读者对诗歌的理解。

以盛唐诗为正统的观念时不时受到谨逊的限制或激烈的反对，但它始终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认识，其他见解都围绕着它做文章。

”①对盛唐诗歌的经典化，侧重于强调诗学批评中存在着某种凌驾于具体创作之上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标准与典范，这种标准与典范首先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假设上，即任何一种文学体裁都具有某种最典范的创作阶段，这一阶段该体裁的创作具有整齐划一的时代风格，而这一风格则是超越时代的典型范本，必然成为后世长期师法遵循但永远无法达到的创作楷模。

对这种典型范本的归依与膜拜是古代诗学辨体理论的重要特征，也是格调派诗学复古的潜在内涵。

首先，《沧浪诗话》对盛唐诗歌的经典化，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是从贬抑宋诗新变的成就，重新思考诗歌发展路径开始的，具有正本清源的意味，也是宋代诗学批评辨析唐宋诗风差异的理论总结。

在严羽确立盛唐诗审美规范之前，北宋诗人黄庭坚、陈师道试图从中唐诗人杜甫、韩愈的刻意锤炼、辞必己出出发来奠定宋诗的崛奇拗峭、朴拙生硬的诗风；南宋诗人如陆游、杨万里试图从古诗及唐诗的美文传统中寻找新的审美规范来补救江西诗派末流的枯瘦艰涩、拗硬奇险的弊病，但是他们所景仰与效法的只是中晚唐诗歌的清新自然、圆转流丽的诗歌风格，与严羽取法乎上，效法盛唐的雄浑雅健、华采空灵的诗歌风格迥异。

尤其是宋代诗人对传统儒家道德气节价值观与以美刺讽谏为中心的诗歌政治功能的强化，冲淡了其文学风格论的独特的诗学意义。

故《沧浪诗话·诗评》称：“唐人诗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

”②《沧浪诗话》对盛唐诗歌的经典化，尤其是建立在对江西诗派的全面清算的基础上的。

严羽在论述具体诗体上，如：“五言绝句中，众唐人人是一样，少陵是一样，韩退之是一样，王荆公是一样，本朝诸公是一样。

”尤其是论宋诗演变发展及其与唐诗的承继与新变非常深刻：“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

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

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为诗，唐人之风变矣。

山谷用功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诗派。

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

”他明确批评苏、黄与江西诗风道：“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

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

……诗之至此，可谓一厄也。

”③他从整体上肯定了唐宋诗之间的明显而又巨大的差异，把宋诗当作与唐诗完全不同的审美规范的产物，并且在两种不同诗学取向之间作出非常鲜明的价值品评，对以苏、黄为代表的宋诗的卖弄学问，堆砌典故的习气非常不满，是对张戒的“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坏于苏、黄”（《岁寒堂诗话》）的继承与发展。

严羽指出论诗的风格不宜倡导“雄浑雅健”，因为“健”字只宜于文而不宜于诗，是对诗文体制风格特征的深入细致的辨析，是对江西诗派以文为诗倾向的刻意防范，他说：“又谓盛唐之诗‘雄深雅健’，仆谓此四字但可评文，于诗则用‘健’字不得，不若《诗辨》‘雄浑悲壮’之语为得诗之体也。

毫厘之差，不可不辨。

坡、谷诸公之诗，如米元章之字，虽笔力劲健，终有子路未事夫子时气象。

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之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其不同如此。

”（《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他认为苏轼、黄庭坚的诗，相对于汉魏古诗与盛唐律诗，正如未师从孔子之前的勇而无礼的子路，过于劲健与雄壮，缺乏的是浑成自然、含蓄蕴藉的气度，不符合“气象浑沌”的审美标准。

严羽反对以“健”论诗，语出刘克庄称引张嵲语对黄庭坚的批评：“鲁直自以为出于《诗》与《楚辞》，过矣，盖规模汉、魏以下者也。

……其古、律诗酷学少陵，雄健太过，遂流而入于险怪。

要其病在太著意，欲道古今人所未道语。

”（《后村诗话》）如果说严羽主张“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是对江西诗派后学淆乱诗歌体制的针砭的话，王士祯对于盛唐诗歌风格的辨析尤其是对明人所效法的空疏肤阔的唐诗的批判与对王、孟、韦、柳含蓄蕴藉风格的推崇，则是对明代格调派的矫枉，其立论的目的各异，而其对于唐诗风格的辨体意识则是一脉相承的。

如果说严羽批评江西诗派学唐是变而不得其正的话，那么他批评当时的江湖诗派则是学唐而不得其门而入。

严羽倡导盛唐诗歌的“正眼法藏”，更是直接对四灵师法晚唐诗的反动。

严羽首先以禅喻诗，从宏观的诗体演变的角度为诗歌发展史伸正黜变，他说：“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

”先树立了评判的标准，然后就对南宋后期诗风批判道：“正法眼无传久矣。

唐诗之说未倡，唐诗之道或有时而明也。

今既倡其体，曰唐诗矣，则学者谓唐诗诚止耳，得非诗道之重不幸耶？”严羽认为，当时四灵与江湖诗派诗歌的最大的问题是在学唐取向上的误导，为此，他呐喊疾呼，以图起衰救弊，使诗歌复归于“正法眼”，他说：“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不知止入声闻辟支果，岂盛唐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沧浪诗话·诗辨》）四灵本以倡导“唐音”自命，可严羽认为四灵专宗晚唐姚、贾是误入歧途，是导致当时诗学流弊的主要原因。

由此可见，严羽认为，宋诗三百年的发展路径是完全错误的，学唐者也是在沿袭唐诗的流弊。

对宋诗特征与创作成就的否定，为严羽辨唐宋诗体制、树立尊唐抑宋的话语权威，尤其是为盛唐诗歌的经典化，奠定了理论前提。

其次，《沧浪诗话》对盛唐诗歌的经典化，显示了严羽试图在理学思想体系之外建构诗学话语的努力。

宋代理学家打着宣扬性命义理的口号，认为诗歌只是“艺焉而已”（周敦颐语），是供人娱乐的玩物，在“学诗用功甚妨事”（程颐《二程遗书》卷18）的极端观点下，取消了独立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理学家偶尔也吟诗作文，可大都搁置诗歌艺术特征于不顾，一味于诗中谈性议理，忽视了诗歌作为独立的文体所具有的基本审美特征，完全沦为了阐述理学思想的工具。

朱熹对于文道合一的明确论述在宋代道学家的文论中无疑具有典范意义，他说：“道者，文之根本。

文者，道之枝叶。

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

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

今东坡之言曰：‘吾所谓文，必与道俱。

’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入放里面，此是它大病处。

”（《朱子语类》卷139）严羽《沧浪诗话》的辨体批评主要从诗体艺术形式与风格的角度出发，论诗往往舍弃经典，与刘勰、韩愈等人首先标举“明道尊经”大异。

《沧浪诗话》中除《诗体》中有“《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一句之外，更无称引《诗经》之处，根本没有涉及到《诗经》的经典示范意义。

这种形式主义的理论倾向构成了《沧浪诗话》的最大的诗学意义，就是在宋代理学话语背境下寻求诗学批评超载于儒家道统外的独立的存在意义，谋图建立一种与“道统”道不同不相与谋的“诗统”。

严羽的这种意图与努力，是宋代诗学日趋专业化的产物，对于儒家道统的话语权威是具有颠覆意义的。

《沧浪诗话》代表着一种想在儒家正统道统之外，另建独立于整个宋儒理学之外的诗学话语体系的一种努力，这种诗学话语体系的存在的根基就在于，必须承认有独力于儒家理学话语之外的自成体系的诗学的存在，这种诗学应该有自己的独立的价值体系、权威系统与批评话语，应该是自我满足而非依附性的存在。

也许严羽是无意的，但他的这种试图挣脱理学话语约束的努力及其在明代诗学批评的重大影响，都昭示了他的反儒学的本质，而以禅喻诗只是其批评手段之一。

最后，《沧浪诗话》对盛唐诗歌的经典化，也指引着明清诗学批评的基本路径，也蕴涵着理论的误区，具有重要的诗学批评史意义与影响。

明代前后七子复古派诗学批评突出地肯定诗歌审美特征，把审美特征的兴衰演变作为考察与评价前代诗歌成就的标准，与宋代理学影响下的诗学批评强调政教伦理有明显区别。

如李东阳在《麓堂诗话》中开篇就明确标榜“诗在六经中别是一教”，就明显受《沧浪诗话》的影响。

从现代文艺学的角度看来，严羽《沧浪诗话》具有独到的批评史意义。

我们从明中后期以理学家为主体的唐宋派、清代标榜宋儒理学的思想家以及代表清代官方正统舆论的《四库全书总目》对明代诗学批评尊唐风尚的贬抑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所以我们认为，对盛唐诗歌的经典化，包含有自觉与宋代诗学批评乃至宋型文化立异的因素，在其本质上带有动摇宋儒理学思想的意义。

但明代诗学批评家在继承严羽的辨体批评理论的同时，都忽视了他存在着一个明显的逻辑上的矛盾。

严羽论诗，首在辨别家数，曾自诩道：“辨家数如辨苍素，方可言诗。

”在《答吴景仙书》中又云：“作诗正须辨尽诸家体制，然后不为旁门所惑。

今人作诗差入门户者，正以体制莫辨也。

”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作诗最高目标为逼真古人而不能辨：“诗之是非不必争，试以已诗置之古人诗中，与识者观之，而不能辨，其真古人矣。

”被郭绍虞讥评为“依附影响，立论殊谬。

不特诚斋、白石耻言之，即醇正如水心、晦庵，亦不为此言也。

”④这种对理论上的背谬的长期的忽视昭示了我国古代诗学批评逻辑严密性的薄弱。

这也是明代诗学复古理论与辨体批评之间的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长期使得明代人的诗歌创作、诗学理论与批评实践三者之间处在一种相对分裂状态而无法调和，于是我们在研究明代诗文批评时就可以看到这种颇有意思的现象：严格的复古的诗学理论长期制约着诗歌创作的发展，可是以严格的复古理论为基础的辨体批评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重大成就，而辨体意识的进一步强化所带来的唯古是尊与申正黜变的诗学观念，又反过来制约了明代诗歌创作的发展，诗歌创作的日趋孱弱与诗学批评的日趋细密形成鲜明的对比。

不过无论是创获还是流弊，这种数百年间的巨大的影响力都是严羽本人所始料不及的，正如清人所说的：“（严羽）为此一家之言，以救一时之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