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同责任成立上的因果关系(韩世远)

论合同责任成立上的因果关系韩世远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上传时间:2003-1-6【内容提要】因果关系问题，在我国民法学说经历了必然因果关系通说地位的确立及其动摇之历程，其在民法上的存在价值大体上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责任的成立，二是责任的范围，此即国外通行的因果关系二分法。

事实因果关系主要解决责任的“定性”问题，即责任能否成立；法的因果关系主要解决责任的“定量”问题，即责任人在多大程度上承担责任。

文章还探讨了合同责任成立上的因果关系的检验方法、原因竞合与责任承担等问题。

【关键词】因果关系二分法、事实上的因果关系、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一、合同法上的因果关系问题的存在价值与理论现状（一）合同法上的因果关系问题的存在价值本文所说的合同法上的因果关系问题，主要是指合同责任上的因果关系问题，尤其是有关损害赔偿的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问题一向被视为法学理论上的一块硬骨头，之所以会是如此，原因大概不外乎这一问题本身千头万绪，而其中各式各样的学说林林总总，一旦步入这块领域，便使人如坠五里云雾，难以辨得庐山真面目。

正因为如此，人们似乎并不乐于去啃这块硬骨头。

对民法上的因果关系问题的讨论是以侵权行为法为模型。

应该说侵权行为法上的因果关系问题是非常具有典型和代表性的，而且必须承认，民法上的因果关系理论的发展主要的也是体现在侵权行为法上的发展，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英美学者的合同法著作中较少谈“因果关系”（causation）而更多地是在谈“远隔性”（remoteness）。

哈里斯先生在《奇蒂论合同》一书中专门论述“因果关系”时不得不特意注明：“此一课题的发展主要是在侵权行为法中，但也会在合同法中出现。

毫无疑问侵权行为法中有关因果关系的难以数计的判例也可类推适用于合同法。

”（注：Chitty on Contracts, V ol. 1, 24th ed. , Sweet & Maxwell 1977, p.743.）另一方面，这种状况也促使我们去思考，因果关系问题在合同法上的意义体现在哪里呢？换言之，在合同法上，因果关系问题的存在价值现在什么地方呢？本文认为，因果关系问题在民法上的存在价值大体上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现在责任的成立与否上，二是体现在责任的范围上。

针对合同法而言，同样也体现在这两个方面。

然而合同法上的因果关系问题的意义与侵权行为法上因果关系问题的存在意义，以本人看来，又表现出不同的侧重点。

可以说，合同法上的因果关系问题的存在意义更多地反映在责任范围上，而侵权行为法上因果关系的存在意义更多地体现在责任的成立上。

正如英国学者指出：“事实因果关系问题通常出现在侵权行为诉讼中，并在人身伤害案件中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注：P J Cooke & D W Oughton, The Common Law of Obligations, Butterworths,1993, p. 235.）之所以如此，其一，是因为合同关系是当事人之间的特别的结合关系，违约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比较简单，也比较直观；而侵权行为人与受害人之间通常并不要求具有这种特别的结合关系，侵权行为人所违反的通常不是当事人之间约定的特别义务，而是一般社会注意义务。

其二，就损害赔偿而言，侵权法上的损害赔偿通常是对固有利益的赔偿，而合同法上的损害赔偿则通常是对期待利益的赔偿，如此，在赔偿范围上后者更具复杂多样性。

不过，这么主张绝对不是说合同法上的因果关系问题在责任成立方面意义不大，恰恰相反，在许多场合，尤其是在“医疗过误、医药品事故、公害等被作为债务不履行问题而发生争论的场合，这种事实的因果关系的存否会与归责事由的问题一道成为重要的争论点。

”（注：［日］野村丰弘、栗田哲男、池田真朗、永田真三郎：《民法Ⅲ——债权总论》，有斐阁1995年版，第63页。

）（二）我国民法上因果关系问题研究的理论现状在我国民法上，可以说对因果关系问题的研究要远远落后于对其他问题的研究，而合同法上的因果关系问题的研究则更是匮乏。

如果要对历程和现状加以概括的话，则可以说经历了必然因果关系通说地位的确立及其动摇的渐进过程。

1. 必然因果关系说通说地位的确立这类学说认为，“所谓因果关系，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观点，它是各种自然现象和各种社会现象之间所存在的内存的合乎规律的客观联系”。

“确定因果关系，就是要从客观现象中去寻找揭示它们之间所存在的不依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联系。

”（注：李由义主编：《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03页。

）“违反民事义务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指的是违反民事义务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着客观的必然的因果联系。

就是说，一定的损害事实是由该违反民事义务的行为所引起的必然结果，而该违反民事义务的行为正是引起一定损害事实的原因，如果没有这一行为，就不会发生该损害事实。

”（注：陈国柱主编：《民法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49页。

）必然因果关系说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学者的通说（注：另外可以参见佟柔、赵中孚、郑立：《民法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08页；王作堂等：《民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3 页以下；王利明等：《民法新论》，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65页；唐德华、王利明主编：《民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87 年版，第444页；彭万林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521页。

），这种必然因果关系说的形成无疑是受前苏联民法理论的影响。

苏联学者认为，“因果关系永远是现象的这样一种联系，其中一个现象（原因）在该具体条件下，必然引起该种后果（结果）”（注：［苏］格里巴诺夫：《苏联民法》，上册，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506页。

）。

这里所强调的是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必然性联系。

2. 必然因果关系说通说地位的动摇必然因果关系说虽然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支持而取得通说地位，然而近些年来不断有学者对之提出质疑，如魏振瀛先生认为要正确地认识民事责任中的因果关系，必须正确认识哲学因果关系、法律因果关系、民法因果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正确掌握因果关系相对性的原理；正确认识民法因果关系中的偶然原因与间接原因；正确区分民法因果关系中的主要原因与次要原因。

该说虽然怀疑必然因果关系说的正确性，但同时也反对相当因果关系说，认为相当因果关系说是“违反唯物辩证法”的学说。

（注：魏振瀛：《论构成民事责任条件的因果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3期。

）张佩霖先生对必然因果关系说提出质疑，认为必须分清因果关系有无，主要是不能被时间上的先后等表面现象所迷惑，而要根据科学的鉴定以确定因果关系的有无；不能把间接的偶然的因果关系说成没有因果关系；确定责任的有无或大小不能单凭因果关系的有无，而必须与其他三个条件特别是过错的有无结合起来全面考虑。

（注：张佩霖：《民事损害赔偿中的因果关系探疑》，《政法论坛》1986年第2期。

）梁慧星先生更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因果关系说而主张相当因果关系说，认为相当因果关系说与必然因果关系说，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结果发生的“可能性”；而后者强调结果发生的“必然性”。

且前者所强调的“可能性”，取决于“社会一般见解”，“在通常情形下，依一般社会经验，认为有此可能性”，即有相当因果关系；而后者的强调的“必然性”是“客观的”存在，与人的认识无关。

必然因果关系说的缺陷在于混淆了哲学上的因果关系与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以哲学因果关系概念代替法律因果关系概念。

必然因果关系说貌似符合唯物辩证法，实为形而上学。

依唯物辩证法，客观事物的必然联系，即客观规律是可以认知的。

但这种认识有待于整个人类的实践活动，而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

要求法官处理每一个具体案件，均能准确掌握其必然性因果联系，恰恰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

并且，这一学说违背法律之本质。

法律的任务在于协调社会生活中各种利益冲突，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

法官在裁判案件时，主要是依循社会生活的共同准则，公平正义观念及善良风俗习惯和人之常情。

与必然因果关系说相反，相当因果关系说不要求法官对每一个案件均脱离一般人的智识经验和认识水平，去追求所谓“客观的、本质的必然联系”，只要求判明原因事实与损害结果之间在通常情形下存在的可能性。

作为一种法律学说，相当因果关系说是科学的，而必然因果关系说是不科学的。

（注：参见梁慧星：《雇主承包厂房拆除工程违章施工致雇工受伤感染死亡案评释》，《法学研究》1989年第6期。

）必然因果关系说的通说地位虽然已被动摇，但是有关因果关系问题的研究此后似乎又趋于平淡，一是新提出的学说的种类较少，二是在新说中尚没有哪一个能够完全取代必然因果关系说而成为通说。

在司法实践中，完全可以说依然是必然因果关系说在发挥着作用。

为了将民法上的因果关系问题的理论研究深入进行下去，实有必要借鉴外国学说继续展开此一问题的讨论。

（注：对国外有关因果关系问题的介绍可以参见王家福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王卫国执笔），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475页以下；李薇：《日本侵权行为法的因果关系理论》，《外国法译评》1995年第4期。

）二、因果关系的二分法很多国家的学说采纳了因果关系二分法（a bifurcated approachto problems of causation），认为被告的行为（或应由其负责的事件）在法律上不得被作为造成原告损害的一个“原因”，除非事先已将其确认为至少是损害发生的一个“条件”。

由此引发了两方面的考察，第一方面意在确定被告的行为在带来原告的损害上是否发挥了某些作用。

由于这方面的考察主要是专注于发现事实究竟是什么以及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方面的讨论多冠以“事实的原因（cause in fact）”、“自然科学的原因（scientific cause）”等等。

第二方面的考察是基于如下信念：并非所有的“条件”均能够（或应当）在法律上作为损害发生的原因。

正如赖特勋爵（Lord Wright ）所言：“在变化多端的事态网中，法律须抽取一些相关的结果，并非基于纯粹的逻辑，只不过是出于实践的原因。

”（注：Liesbosch Dredger v.Edison Steamshim(1993) A.C.449 at 460.）这种选择应如何作出，对此虽存有不少的理论分歧，但可被普遍接受的一点是，这主要是一个法律政策的问题。

在德国民法学上，将民法上的因果关系区分为两种，即责任根据因果关系和责任充足因果关系（注：参见［日］平井宜雄：《损害赔偿法の理论》，东京大学出版会1971年版，第27页。

）前者是指责任构成的因果关系，而后者则是指损害赔偿范围的因果关系。

在瑞士传统民法理论上，事实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之概念被分成两支，换言之，采用了二分法：“首先，必须存在自然因果关系：如果没有前者事件的发生，后者就不会发生；这是一个事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