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

龚自珍是清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及改良主义的先驱者。

虽然他在鸦片战争一年后便辞世，但他生平的思想和文学创作则为近代思想和文学的发展打开了局面，开拓了道路，因而他成为近代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和继往开来，打破传统文学腐朽局面的进步文学家，在中国古代文学和近代文学的发展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谈及龚自珍作为近代文学先行者的理由，具体地可以从其政治思想和文学创作等方面来分析。

—，政治思想方面
龚自珍是晚清时期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开创议政新风的先驱者。

他开创的议论时改、倡言改革的政治风气，在当时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对以后的思想界也产生很大的影响。

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和封建社会危机构无情揭露，是龚自珍政治思想中最为突出的部分。

首先，龚自珍揭露了清朝官僚政治的极端腐败，指出封建官僚统治集团的寡廉鲜耻，只知榨取民脂民膏，根本不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

在《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等文中，他即对腐朽黑暗的现实政治和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其次，龚自珍深刻揭露了清王朝封建统治已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

他认为，由于贵族地主、大小官吏贪得无厌地剥削、压迫农民，而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事业不闻不问，农业生产凋蔽，农民走投无路，啼饥号寒（参见龚自珍《平均篇》：“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加之鸦片烟锅泛滥，使国弱民贫，环视九州，四面不撑。

虽然清王朝还维持着表面的“太平”“盛世”，而实际上整个封建统治已陷入了衰世的困境。

他预感到一场社会变革的暴风雨即将来临。

除了对封建清王朝内部腐败的大胆揭露，龚自珍亦深刻认识到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造成严重的民族危机，指出“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阮尚书年谱第一序》）。

面对民族危亡，龚自珍提出了诸多社会改革方案。

政治上，他主张修礼仪，变科考，重臣威，限制王权。

龚自珍认为，君主一人专制，不尊重大臣，上下 F 隔绝，没有发挥大臣们在管理国家中的作用，这是造成封建统治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

他指出由于君主集权力于一身，加之君臣之间关系不正常，皇帝待大臣如“犬马”，这样君臣、上下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可能做到共商国事，而必将导致君主昏庸、吏治腐败的局面，所以他主张君主只“总其大纲大纪”， ( 《明良论》四 ) 而将权力分移于臣吏。

同时，要调整君臣之间关系，君对臣要以礼相待，一起商量国事，“共治天下”。

经济上，龚自珍主张采取富国利民的措施，反对贵族地主兼并土地。

他认为社会财富分配“贫富不相齐”是社会产生动乱的原因之一。

而要安定天下，必须解决土地财富过分集中的问题。

他提出实行“田相齐”的办法。

所谓“田相齐”，产是平均分配土地，而是按“大宗”、“小宗”、“群宗”、“闲民”的封建等级授田，各守其分，互不侵犯。

龚自珍“田相齐”的主张不是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而是在维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进行局部的调整。

外交上，龚自珍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坚决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

早在 1823 年，鸦片战争前夕，他主张采取断然措施，严厉禁烟，支持林则徐去广州禁烟。

此外，龚自珍还建议要加强西北边防，防止沙俄的侵略。

龚自珍在政治方面的思想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

它客观上唤起人们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怀疑和不满，对改革封建弊政抨击君主专制有一定积极的意义。

他倡导“经世致用”之举，开创了晚情思想界议论时政、研究现实社会问题的新风气，打破了万马齐喑的沉寂局面，对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以后资产阶级改良派把他看作变法维新思想的先驱。

2，文学创作方面
龚自珍的政治思想也反映到了他的文学创作之中。

龚自珍的文学创作，表现了前所未有
的新特点，开创了近代文学的新篇章。

首先，龚自珍认为文学必须有用。

他说，“曰圣之时，以有用为主”，“求政事在斯，求言语在斯，求文学之美，岂不在斯”（《同年生吴侍御杰疏请唐陆宣公从祀瞽宗……》）。

指出儒学、政事和诗文具有共同目的，就是有用。

其次，龚自珍结合创作实践和时代需求——人的意识的觉醒和人性的解放,提出了具有启蒙革新意义上的“大变”文学观:“尊情”说,即完全地、不受束缚地表达作家的心迹,完整地彰显主体创作的独立人格和个性,完好地表露感情的人性本真诉求。

龚自珍认为，感情是人类生活的产物，文学则由感情而生成：“民饮食，则生其情也，情则生其文也。

”如此，则“尊情”本是文学题中应有之义。

但是，“尊情说”?的提出，却远非如此简单。

“情之为物也，亦尝有意乎锄之矣；锄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

”他由锄情，而宥情，而尊情，是一个突破现实的和传统的思想束缚的过程。

他认为，“尊情”首先是对现实中思想专制的反抗，表达对社会历史的真实认识，抒发忧患愤恨的感情。

他从戒诗，到破戒，而至“戒诗以后诗还富”的转变，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龚自珍所“尊”的“情”，包含甚广，而他突出强调的，则是“童心”、“感慨”、“忧患”。

他论《宥情》时，就特别指明童年时代，“一切境未起诗，一切哀乐未中时，一切语言未造时，当彼之时，亦尝阴气沉沉而来袭心。

”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自然的人性和感情，他称之为“六九童心”（《易》卦以阳数为九、阴数为六，“六九”即阴阳、自然）。

童心，意味着纯真（注：《己亥杂诗》：“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

既壮周旋杂痴黠，童心来复梦中身。

”《龚自珍全集》。

），意味着未曾“汨没”的“真气”（注：［百字令］：“客气渐多真气少，汨没心灵何已。

……心头搁住，儿时那种情味。

”《龚自珍全集》），更意味着与“道焰”的对抗——“道焰十丈，不敌童心一车”！他又说：“我论文章恕中晚，略工感慨是名家。

”抨击文坛上“阅历名场万态更，感慨原非为苍生。

”所谓“感慨”，就是要敢于昌言胸中是非，表达其关系“苍生”?的社会批判、变法思想，发抒激奋之情：“夫有人必有胸肝，有胸肝则必有耳目，有耳目则必有上下百年之见闻，有见闻则必有考订同异之事，有考订同异之事，则或胸以为是，胸以为非，有是非，则必有感慨激奋。

……感慨激奋而居下位，无其力，则探吾之是非，而昌昌大言之。

如此，法改胡所弊？势积胡所重？风气移易胡所惩？事例变迁胡所惧？”而最深的“感慨”，就是“忧无故比，患无故例”即前所未有的浓重的忧患意识。

对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他来说，忧患，几乎已成为一种岁月与共的“故物”：“故物人寰少，犹蒙忧患俱。

春深恒作伴，宵梦亦先驱。

不逐年华改，难同逝水徂。

多清谁似汝，未忍托攘巫。

”“童心”是自然人性的表露，“感慨”是社会现实的反应，“忧患”是危机时代的特征。

这些，进一步说明了“尊情说”的启蒙性和时代性。

这一“尊情”文学观，龚自珍概括为一个字——“完”。

“完”全地、不受束缚地表达作家的“心迹”，“完”整地展示作家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