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在历代的发展
对“发愤著书”说的再认识
对“发愤著书”说的再认识作者：杨婉玲来源：《中学教学参考·语英版》2013年第04期关于文学创作的动力，我国古代的文论家有很多说法，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其中的代表学说之一，除此之外，还有“自娱”说、“娱己”说、“遣兴”说、“畅神”说等，后面的这些说法可以概括为“著文自娱”说，“著文自娱”说可以说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很好的补充。
这两种学说在中国古代文论史和文学史上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发愤著书”说司马迁是我国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在他的文艺思想中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发愤著书”。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这段话说：一切伟大的作品，都是作家在现实生活中遭遇了种种困窘之后的愤然之作，“愤”是作家创作的直接动力，作家遭遇不幸而“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通过“著书”而使内心“郁结”的“愤”宣泄出来，从而恢复心理平衡。
这就是“发愤著书”说的一般原理。
那么，司马迁所说的“愤”到底是什么含义呢？“愤”即是一种情感，是一种内心郁结而不得不抒发的心绪。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真情实感是文学创作的基本前提。
（一）“发愤著书”说的影响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揭示了文学艺术创造的普遍规律之一，对后世的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后来，人们沿着司马迁“发愤著书”的方向，对文学创作的发生又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自己的创见，诸如“不平则鸣”说、“穷愁著书”说、“穷而后工”说等，其中，尤以韩愈和欧阳修二人最为有名。
韩愈在前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不平则鸣”说。
韩愈“不平则鸣”的理论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理论的扩展，它强调了作家的时代环境和时代沉浮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揭示出文学创作的内动力。
继韩愈之后，欧阳修又进一步发展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他提出了“诗穷而后工”的理论。
国开(电大)《文论专题》形考作业1-4参考答案
国开（电大）《文论专题》形考作业1-4参考答案形考任务1判断题1. “兴观群怨”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共同规律，就是在孔子那里主要是针对“用诗”，即发挥文艺社会作用而提出的“兴观群怨”，在后世都逐渐与“作诗”结合起来，使“兴观群怨”不仅成为对文艺社会作用的一种自觉认识，而且成为对文艺创作的一种明确要求。
（√）2. “兴观群怨”之“怨”，广义的“怨”，也就是把“怨”看作是对人的各种情感的一种代称。
（√）3. “兴观群怨”之“怨”，狭义的“怨”，也就是照字面意思所理解的“怨”，它是由种种不满意所引发的一种特定情感，包括忧怨、哀怨、怨恨等等。
（√）4. “兴观群怨”之“群”，是孔子以“诗教”为特色的文艺观的一个鲜明体现。
首先，它鲜明体现了孔子“诗教”的目的在于“仁”。
“群”就是人与人相亲相爱，和谐相处。
其次，孔子之所以强调“诗可以群”，是因为看到了文艺在使人“群”方面具有独特的审美感染作用。
（√）5. 《神思》篇是《文心雕龙》创作论之首，也是刘勰创作论之总纲。
（√）6. 后世文论家在“兴观群怨”说基本精神的影响下，不断提出一些新的有关文艺社会作用的命题，比如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韩愈的“穷而后工”说等。
（×）7. 后世文论家在“兴观群怨”说基本精神的影响下，不断提出一些新的有关文艺社会作用的命题，比如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以及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等。
（√）8. 后世文论家在“兴观群怨”说基本精神的影响下，不断提出一些新的有关文艺社会作用的命题，比如司马迁的“不平则鸣”说、韩愈的“发愤著书”说等。
（×）9. 孔子的思想，可以说是以“仁”为内容，以“礼”为形式，以“中庸”为准则，所以也被称为“仁学”。
（√）10. 孔子的思想主要保存在《论语》中。
（√）11. 孔子所说的“兴”的含义，就是通过艺术形象的譬喻，引发人的联想，并进而使人领会到某种类似的，深微曲隐的思想感情，从而在精神上受到感染和熏陶。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和。。。。
论述司马迁的“发愤著书”，韩愈的“不平则鸣”，欧阳修的“词穷而后工”三者之间的继承关系内容摘要：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不仅是对孔子诗“可以怨”、屈原“发愤以抒情”、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对宋以后的许多文学理论批评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北宋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梅圣俞诗集序》），成为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文学思想传统。
关键词：发愤著书不平则鸣词穷而后工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不仅是对孔子诗“可以怨”、屈原“发愤以抒情”、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对宋以后的许多文学理论批评家——北宋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梅圣俞诗集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文学思想传统。
这三个词代表着他们相同的一个看法，即坎坷的人生际遇可以磨砺心灵，文学伴之而生。
“不平则鸣”说：从司马迁到韩愈“发愤著书”历来被视为司马迁创作思想的核心,且多据此认为史迁将自己的愤懑与不平发泄于《史记》之中。
究其实,“发愤著书”乃是挫辱之下的发奋振作,是士人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特殊方式。
这一切都来自于司马迁那自不得酬的人生,还有那些未实现的政治抱负,而引发的一段悲剧.然而历史上还有一位”不平则鸣”的韩愈,在感到社会中众多不公平的世态后,终于无法抑制内心波澜,完成了<<送孟东野序>>。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对人类生命终极意义的一种深刻认识，是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的体现。
司马迁从先贤圣哲身上认识到，在专制社会里，尽管当权者以其权力意志可以左右一个人的生死荣辱，但只要他对社会历史做出了贡献，就会得到人民和历史的承认。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不仅包含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客观评判标准，而且看到了作为个体生命的真正价值之所在“不平则鸣”这一理论观点见之于韩愈著名的《送孟东野序》。
此文开篇就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进而慨叹“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
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
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业习题集(1)
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业习题集绪论一、单项选择题1．一般而言，主要影响文学的外部规律方面的是（儒家思想）。
2．主要影响文学的内部规律方面的是（道家思想）。
3．中国文学批评史体系的两大支柱(教化说)和（意境说）。
4．《词话丛编》的编者是（唐圭璋）。
5．最早运用评点的批评方法的批评家是南宋末年的（刘辰翁）。
三、填空题：1．1927年，＿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标志着现代形态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正式形成。
2．1996 年10月17日至21日由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等单位在陕西师范大学首次召开“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
四、简答题3．简述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表现形态。
(1)散见于子书中的文学批评；（2）笔记体的诗话和词话；（3）文人间来往的书信和各种文集的序跋；（4）评点；（5）散见于诗、词、小说、戏曲、经传训诂、艺人谚语的文学批评；（6）专门性的论著；(7)诗选和批注；（8）诗纪事及词纪事五、论述题1．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民族特色主要有哪些？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与中国古代的社会形态、中华民族的文化背景与思维方式，以及中国文学的特点及其演变发展等因素的影响有关。
1.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历史悠久，独具体系，有其深刻性与正确性，但变革缓慢，也有保守落后的一面。
2.由于受到古代社会农业性和宗法性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重视道德实践，强调文学的社会内容及其教化作用。
3.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概念、范畴往往是抽象与具体、概括与体验的统一，其内涵既有确定性，又有多义性。
4.受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影响，中国古代文论偏重于表现（抒情言志），发展为义意境说和教化说为两大支柱的文学理论体系，不同于西方偏重于再现（摹仿），发展为以典型说为核心的文学理论体系。
5.由于汉语独特的结构和声律特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也从中总结出一套结构形式和使用技巧。
“古雅”的审美范畴和“复古”的文学思潮也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特色。
“发愤著书”说及其影响
“发愤著书”说及其影响作者：敬莉来源：《报刊荟萃（下）》2017年第02期摘要：先秦两汉文论内容丰富，但是还未完全成熟和独立。
两汉文论成就突出，很值得关注与研究，这对于后世文论的研究也有帮助。
这一时期，文论也呈现出丰富的色彩，司马迁因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文学修养，提出了“发愤著书”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影响了后世文人们的创作。
本文主要讨论“发愤著书”说及其影响，研究的材料是《史记·太史公自序》。
由此，可以看出文学创作的一些规律和两汉文论的概况。
关键词：两汉文论；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影响一、两汉文论产生的社会背景及概况先秦、两汉文论尚未从意识形态中独立出来，但是汉儒已经开始逐步将文学与学术区分开来，文学和文论趋向于独立。
秦汉大统一帝国建立，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质都是想统治人们的思想。
汉武帝于太学中设五经博士，儒学成为钦定的官学。
另外，儒学内部有了论争，今文经与古文经的论争中，今文经取得了胜利。
东汉后，古文经渐盛，郑玄集古、今文经的大成，结束了古、今文经学之争。
因此，两汉文论以儒学为宗是其大的背景。
但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有不同的特点。
汉代文论不断深化。
出现了《毛诗序》这样一批理论l生很强，观点鲜明的论文。
论述的范围也更广。
汉人的文学观念较先秦有了很大的提高，能区分文学之士与文章之士。
二、司马迁的文论思想西汉初期，统治者崇尚黄老之学，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
文化学术氛围较自由，战国诸子仍有影响，当时的文论较为丰富多彩。
司马迁在这一时期对文论有所贡献，《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包含着他的文论思想。
包括实录精神以及春秋义法，说明作家的创作要如实的反映社会现实，要有“不虚美、不隐恶”的严肃写作态度；文章写作要内容与形式相统一。
当然，最为人欣赏的以及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发愤著书”说。
三、“发愤著书”说及其影响《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一、本文概述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重要命题，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和理论价值。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这一理论命题的内涵、来源及其在司马迁创作实践中的体现，并进而分析其对后世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启示和影响。
文章首先将对“发愤著书”说的基本内涵进行界定，明确其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独特地位。
接着，通过对司马迁生平及其著作《史记》的深入分析，揭示“发愤著书”说在司马迁创作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
在此基础上，文章将进一步探讨“发愤著书”说对后世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分析其在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价值。
文章将对“发愤著书”说的现代意义进行阐发，以期为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二、司马迁的生平与著作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
他的一生历经了从盛到衰的巨大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个人命运，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创作。
司马迁的生平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少年时期、仕宦时期和受刑著书时期。
在少年时期，司马迁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博览群书，积累了丰富的知识。
他的学识不仅限于文学和历史，还涉及天文、历法、数学等多个领域。
这为他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仕宦时期是司马迁人生的重要阶段。
他曾任郎中、太史令等职，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宫廷秘闻。
这些经历为他编写《史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然而，司马迁的仕宦生涯并非一帆风顺。
他因替李陵辩护而触怒了汉武帝，被处以宫刑。
这一事件对司马迁的精神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但也使他有了更深刻的人生体验和感悟。
受刑著书时期是司马迁人生的最后阶段。
在遭受宫刑后，司马迁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
他忍辱负重，坚持创作，最终完成了《史记》这部不朽的巨著。
在《史记》中，司马迁不仅记录了自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四年的历史，还融入了自己对历史的深刻思考和对人生的独特感悟。
司马迁“发愤著书”情结对唐宋诗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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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而 宋 朝 文 人 缺 少 像 唐 王 朝 那 样 的潇 洒 浪 漫 只 ” 以议 论 为 诗 而北宋开始 的屈 辱外交 更是让有 志 之 士 愤 而 挥 笔 写 下 一 首 首 爱 国主 义 诗 歌 北 宋 欧 阳 修 宦 海浮沉 两 遭 贬滴 虽 有 பைடு நூலகம் 观 旷 达 之 时 但 不 “ 免 挥 墨 写 就 如 今 薄 宦 老 天 涯 十 年 歧 路 空 负 曲江 ” 花 的人 生 感 叹 经 历 了一 系 列 的人 事 变 迁 他 在 诗 “ ” 歌 理 论 方 而 提 出 了 穷 而 后 工 的诗 歌 创 作 观 认 为 ” 诗之能穷人 殆穷者而后工也 ’j , 卜 某 种 程度 上 是 “ ” 对 发 愤 著 书 这 一 理 路 的贯 穿与 继 承 苏轼 关 心 国 “ 计 民生 作 诗 多抒 发 对 现 实 社 会 的看 法 怀 着 一 肚 ” 皮 不 合 时宜 的态 度 进 行 文 学 创 作 苏轼 一 生 多 艰 “ ” 他 晚年 自言 问汝 平 生 功 业 黄 州 惠 州 檐 州 屡 遭 贬 滴 至 贫 瘩 偏 远 之 地 的政 治迫 害 但 每 一 次 的贬 滴 都 是他 创 作 的 高 峰 然 而 贬 滴 与 迫 害 并 不 是 苏 轼 的不 幸 而 逆 境 恰 是 对 这 位 大 文豪 的玉 成 南 宋 著 名 的 爱 国诗 人 陆游 虽 适 逢 时 代 的不 幸 与个 人 命 运 多 外 但 仍 怀 爱 国之 心 矢 志 不 渝 他 在 《 澹 斋 : “ 居 士 诗 序 》 中说 盖 人 之 情 悲 愤 集 于 中而 无 言 ” “ ” 陆游把 发愤著书 发 始 发为诗 不然 无诗 矣 “ ” ( 《感 兴 》 ) 展 成 愤 郁 中不 平 在 陆游 看 来 外 族 入 侵 统 治 者 内 部 的 腐 败 以及 国 破 家 亡 的大 悲 大 “ ” 《 示 儿 》 《 书愤 》 和 痛 是他 发愤 的主要原因 《 诉 衷 情 》 等 都 是 其 情 感 在 政 治 方 而 的流 露 甚 至 于 他 和 唐 婉 幽 怨 曲折 的 爱 情 也 都 是 他 进 行 爱 情 诗 题 材 的源 泉 “ ” 司 马 迁 的 发 愤 著 书 说 总 结 出 了古 人 进 行 文 学 创 作 的 一条 普 遍 规 律 又 由于 它 带着 批 判 的 现实 主 义 精 神 所 以它 对 后 世 尤 其 是 那 些 坚 持 正 义 关 心 民 生 疾 苦 和 民族 命 运 的 优 秀 文 人 影 响 特 别 大 尤 其 在 唐 宋 诗 歌 发 展 到 了 中 国古 代 的最 高 峰 这 一 理 论 无 疑 成 为 诗 人 们 创 作 的动 力 理 论 无 论 是 由于 诗 人 的个 人 经 历 还 是 出于 对 社 会 的 讽 喻 对 国家 民族 的热 爱 “ ” 诗人们 往往能 发愤 创作 形成一批批成熟而优秀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名词解释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名词解释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指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史书《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在自序中所表达的发愤著书的决心。
以下是对其中涉及的几个关键词的解释：
1.司马迁：司马迁（约前145年-约前86年）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他是《史记》的作者。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以纪传体写成的通史的撰写者，被誉为中国史学的奠基人之一。
2.发愤：发愤指努力奋发、专心致志、积极进取，追求进步和成就的精神状态。
在自序中，司马迁表达了他发愤著书的决心，意味着他以极大的努力和热情投入到写作《史记》的工作中。
3.著书：著书指撰写书籍、写作著作。
在这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表示他立志要写一部具有纪实性和文学价值的史书，用以记录和阐述中国历史的发展和演变。
简述“发愤著书”说的发展脉络
简述“发愤著书”说的发展脉络作者：邓文文来源：《文学教育·中旬版》2020年第01期内容摘要：苦难能加深人对生命的理解和认识，从而激发一些人的写作意识，写下不朽的文学作品，这是“发愤著书”的基本内涵。
这个理论由司马迁提出，而后历代都有人对其有自己的解说，如刘勰、韩愈、欧阳修、李贽等。
关键词：发愤著书蚌病成珠不平则鸣穷而后工自古以来，对于文人写作动机和写作心理的探寻，是一个长期被热烈讨论的问题。
诗人作家为何而作诗作文，值得我们深思。
《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其中有多个篇章表现了作者对现实黑暗面的批判精神。
如《硕鼠》《伐檀》，二者都表达了下层人民对统治者不劳而获的嘲讽和痛斥之情。
看到了社会不公的黑暗面，诗人内心受到触动而写下诗篇。
所以我们说，写作就是记录外部世界在诗人心中所留下的印象和感慨。
而由于生活本身就是充满苦痛的，所以自古以来文学作品多以写“哀情”为主。
战国时期楚国贵族屈原，正道直行，然而却屡遭奸臣陷害，而国君又听信谗言，不肯为他主持公道，在感到自己的苦闷为天地所不容的时候，他发出了“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的感慨，他怀着巨大的悲痛写下《离骚》，并在《九章·惜诵》中明确说到“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
”，即写作是为了表达愤懑，更是为了抒发心中挚情。
通观屈原所有作品，其中不仅表达了他对黑暗世界沉痛的批判之情，更有对于国家、国君的恋慕之意。
作为屈原精神的一个狂热追慕者，西汉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司马迁在这里例举了许多古人的事迹，就是要说明一个有规律性的问题，即人在受到挫折之后，可以写出不朽的作品。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
试析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摘要：司马迁是汉代文学思想的集大成者，虽然他的文学思想体系不是十分的完备，但是其丰富性和卓越性是显而易见的，而发愤著书说又是重中之重。
本文结合《报任安书》和《世纪·太史公自序》，着重讨论其发愤著书说的内涵、历史传承及其影响、意义以及其局限性。
关键词：司马迁发愤著书文学思想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家、文学家，司马迁的文学思想历来备受学者的重视。
“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文学思想的核心，同时，也是司马迁文学思想特色之所在。
了解其发愤著书说，对我们了解司马迁整个文学思想是十分有意义的。
同时，由于时代的原因，司马迁的思想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这样也使我们对整个古代文论的发展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一、发愤著书说的内涵《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这样一短话:“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於縲绁。
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
’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於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①《报任安书》中也有一段与此十分相近的话，从这段话中我们大抵可知“发愤著书”这个名称的来源以及运行模式。
“发愤著书”是作者遭遇缧绁、身毁不用之时，经过“深惟”之后所作出的冷静的决断，它促使司马迁以前所未有的毅力去完成艰巨辉煌的时代使命，同时也是先父遗命。
可以说它是司马迁在自己实际创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古代伟大作家的生活与创作进行分析和总结而提出来的。
其含义实是人生受困后的发奋振作,是在身心挫辱之下,情感与理①《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郭绍虞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第37页智交变之后的一种升华方式,是士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其自我价值。
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摘要：一部《史记》，鲁迅先生曾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一部《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上承父志，下忍身痛，隐忍苟活，于逆境中所著的这一史家名篇确为中国文学史的传承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而其“发愤著书”思想也成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大贡献。
本文从其史学巨著《史记》出发，具体阐述其“发愤著书”思想的发生发展及其时代与现世意义。
关键词：《史记》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司马迁，字子长，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其所编《史记》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黄帝时期，下至汉武帝时期，其间长达三千多年的历史，可谓是史学之大手笔，鲁迅先生就赞扬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思想”是流露于其《史记》中的，而其《史记》的编写也正印证了其“发愤著书”的思想。
总论其“发愤著书”思想的集成，可以说是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
一、从个别到一般司马迁在其《报任少卿书》中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此处太史公之“愤”者，我想是可以这样理解的：他们都是在作者在遭遇不幸、“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的情况下，为了把自己得主张、想法表达出来，留传后世，以求后世的理解，才“发愤”从事著述的。
司马迁的意思主要是说痛苦和不幸可以激烈作者的志向，坚定他们“立言不朽”的决心，成为写作的动力，而不是说以仇怨悲愤倾泻与作品之中（1）。
另外，其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评价《离骚》时曾论说：“《离骚》者犹离忧也。
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作者：高巍来源：《文学教育》2011年第01期内容摘要：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一直以来都是文人喜于探讨的话题。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进行试论：“发愤著书”说源于对黑暗政治、不幸命运的抗争；“发愤著书”说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发愤著书”的艺术手法：以小见大，以近见远，以古喻今；“发愤著书”体现了“中和之美”的审美标准。
关键词：司马迁发愤说命运的抗争中和之美文人在对文学作品的创作时有不同的动机和目的，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是一种“舒愤”的状态，也就是“发愤著书”。
“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文学思想的核心。
“发愤著书”不仅是对个人的命运态度，也是“忆往事，思来者”普遍的对生命个体的“想有所作为而不能”的人性关怀。
同时，对整体的社会人生具有广泛的影响。
“发愤”有两个含义：①“发愤”作为一个词来讲，陈子展在《楚辞直解》中有“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发愤”即是下决心，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去做一件事情。
②“发愤”作为一个动宾短语。
屈原《九章·惜诵》：“发愤以舒情”。
“发愤”的原因是“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发愤”的目的就是“舒情”。
“发”的意思就是：舒展，表达，传达，“愤”就是心中的郁结。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从写作的本源上讲，是对黑暗现实和不幸命运的抗争；从内容上讲，它不是个人的叹老嗟卑，而是有着积极进步的社会内容；在文学创作的艺术方法上：以小见大，以近见远，以古喻今；审美方面体现出“中和”之美的文化标准，“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
下面具体来看：一.“发愤著书”说源于对黑暗政治、不幸命运的抗争对汉武帝拳拳忠心的司马迁，在为李陵辩护后惨遭腐刑之辱。
这是司马迁著书泄愤强大动力和直接原因，他认识到对黑暗残酷的现实，必须具有反抗的精神。
屈原之所以“发愤以舒情”也是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故忧愁忧思而作《离骚》。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痛陈此事。
“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款款之愚。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小结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发愤著书”、“不平则鸣” 以及“诗穷而后工”共同构成一组特殊的文学批 评范畴，成为文学创作中普遍的心理规律。从心 理学的一般规律来看，人处于困境的时候会调整 自己的应对能力，从而发挥出身体的潜能。相反， 若是居安，往往不能思危，闲适舒畅的生活，往 往会降低个体的主动发掘自我潜能的欲望。对于 文学创作而言，作者处于困境之中，忧思郁积， 不发不快，诉诸于文字，由此才可能达成人的精 神状态的平衡。
第二节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
二.影响
后汉何休《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中写道：“男女有 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刘勰在说明文学创作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时，指出建安时期的 作品“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 故梗概而多气”（《文心雕龙· 时序》）。在《文心雕龙· 才略》 里他认为敬通（冯衍的字）在东汉昌盛之世很不得志，所以他 的《显志赋》、《自序》等反而象蚌的病成就了珍珠一样，即 “蚌病成珠”； 钟嵘把“托诗以怨”与“发愤”结合起来，作为分析诗人为 何能取得较高的艺术成就的依据，他认为，被压抑、被损害的 人们的痛苦和怨恨之情以及相应的动乱生活对诗人的感召，是 诗人作诗的内在动力：“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 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 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 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
第二节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
宋代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认为，诗文需 “穷而后工”；在《薛简甫公事集序》中有：“穷 者之言易工”。 王安石《书李文公集后》说“诗三百，发愤于不遇 者甚众”。 诗人陆游不无感慨地说：“清愁自是诗中料，向使 无愁可得诗?不属僧窗孤宿夜，即还山驿旅游时。天 恐文人未尽才，常教零落在蒿莱。不为千载离骚计， 屈子何由泽畔来?我辈情钟不自由，等闲白却九分头。 此怀岂独骚人事，三百篇中半是愁。” （《读唐人 愁诗戏作》） 《宋书· 王微传》中有：“文辞不怨思抑郁则疏淡无
浅论司马迁“发愤著书”说
“ 白载 笔 ，仅 成 孤 愤之 书； 寄托 如此 ，亦 足 悲矣 。 ”这 都 浮
是对 “ 愤 著 书 ”说 的 具 体 阐发 、 补 充 。 发 司 马迁 “ 发愤 著 书 ”说 以及 历代 相 关 理论 表 明 ，虽 然 生
首先 ，作家 的痛 苦 生活 或 挫折 有 利 于他 们 认 识社 会 、人 生 ，从 而创 作 出优 秀 的作 品 。作 品 充实 的 内容 ，必 须根 植 于 现 实 生 活 的土 壤 。作 家 只 有切 入 现 实生 活 愈深 ，郁 结愈 厚 ， 才 有 写作 的冲 动和 具 备 写 出作 品 的可 能 ， 就是 韩 愈讲 的 “ 有
仅 是他 对 前人 创 作经 验 的 理 论总 结 ， 也是 自己 写作 《 史记 》
活经 历 与 创作 成 就 之 间并 不 存在 必 然规 律 ，但痛 苦 的遭 遇 、
切 身体 验 的表 白。 自从 司 马迁 提 出 “ 愤 著 书 ”说 后 ，历 代 经 历 促 使 作 家 创 作 出 杰 出 的作 品确 实 是 一 种 普 遍 存 在 的现 发
语 极悲 愤 。 韩愈 在 《 孟 东野 序 》 提 出 “ 凡物 不 得 其平 则 败 没 落 ，这 使他 看 到 了生 活 的艰 难 ，感 受到 世 态 的炎 凉 ，这 送 大
相承 的 。
明清 时 期 ，随 着 小说 创 作 的繁 荣 ， “ 愤 著 书 ”说 也广 发
泛 应 用 于小 说 批评 。真 正将 “ 发愤 著 书 ”说作 为 一个 明确 的
文 学 批 评 理 论 应 用 于 小 说 批 评 之 创 作 论 的 ， 是 李 贽 。他 在 《 书 ・ 义 水浒 传 序 》 中 明确指 出： “ 《 浒传 》者 ，发 焚 忠 水
司马迁发愤著《史记》古代历史故事
司马迁发愤著《史记》古代历史故事 司马迁是中国西汉著名的史学家、⽂学家、思想家。
⼗岁时，向伏⽣、孔安国学习，后外出游历。
他所著《史记》是中国第⼀部纪传体通史。
亲爱的⼩伙伴们，⼤家知道司马迁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写《史记》的吗?下⾯⼩编给⼤家分享关于司马迁发愤著《史记》历史故事，我们⼀起来看⼀下吧~ 司马迁发愤著《史记》历史故事 著名史学家司马迁，他本是宫中的藏书官吏，以此他博览群书，发⼼撰写《史记》。
凡书中有遗漏和残缺不全者，他便上⼭下乡深⼊百姓中间去采访讨教。
就在他的巨著即将完⼯之时，不幸被国王发现，国王惧于将历代帝王的丑事传扬⼈间故将司马迁治罪，并将他的《史记》毫⽆遗余地焚毁，⾰掉官职，令其于死刑和宫刑中任选⼀种处罚⽅式。
周⽂王被纣王关在牢⾥，纣王还残酷地杀害了⽂王的⼉⼦，并且将他⼉⼦的⾁做成⾁酱让他吃，⽂王仍能忍受这么巨⼤的痛苦⽽在牢中写下了《周易》这部书;孔⼦⼀⽣困厄不得志，但他却孜孜不倦地教育学⽣，并且写下了《春秋》⼀书传于后世;左丘明两只眼睛全瞎了，还以巨⼤的毅⼒写成了《国语》;屈原遭⼈排挤诬陷，楚王⼀点也不了解他的⼀⽚爱国之⼼，反⽽将他流放，他却写出了名著《离骚》;孙膑遭朋友庞涓陷害，被砍掉了两脚的膝盖⾻，还能忍辱负重，写出了《孙⼦兵法》。
司马迁曾想⼀死了之，但⼜想到历史上的这些伟⼈都能不顾⾃⼰个⼈的不幸⽽发愤著述，完成了⾃⼰的⼈⽣志愿，便饮恨含悲选择了宫刑。
他仅凭记忆重写《史记》，终于令这部光辉巨著留芳于世。
司马迁发愤著《史记》故事启⽰ 司马迁抛弃了个⼈的悲痛与屈辱，完成了⾃⼰的宏愿。
这种“先天下之忧⽽忧，后天下之乐⽽乐”的精神值得学习。
司马迁简介 司马迁(约前145—前90)字⼦长，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南)，是我国西汉伟⼤的史学家、⽂学家，思想家，所著《史记》是中国第⼀部纪传体通史。
司马迁⽣活的时代正是汉朝国势强⼤，经济繁荣，⽂化兴盛的时候。
⼗岁时，司马迁随⽗亲⾄京师长安，得向⽼博⼠伏⽣、⼤儒孔安国学习;家学渊源既深，复从名师受业，启发诱导，获益不浅。
司马迁发愤写《史记》
什么是横祸?什么? 指的是什么
原来，司马迁为替一位将军辩护， 原来，司马迁为替一位将军辩护，得罪 了汉武帝，入狱受了酷刑。 了汉武帝，入狱受了酷刑。
酷刑——这里指“宫刑”、“腐刑”，是宫 这里指“宫刑” 酷刑 这里指 腐刑” 中太监所受的刑罚。在当时被视作奇耻大辱， 中太监所受的刑罚。在当时被视作奇耻大辱， 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整天精神恍惚， 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整天精神恍惚，我 再也没有脸面去到坟前尽孝， 再也没有脸面去到坟前尽孝，再也没有勇气 走上街头，我夜不能寐，经常从恶梦中惊醒， 走上街头，我夜不能寐，经常从恶梦中惊醒， 我简直生不如死。 我简直生不如死。
发愤源自于牢记父亲的嘱托
为了年少的梦想，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 为了年少的梦想，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 司马迁义无反顾地编写史书， 司马迁义无反顾地编写史书，向伟大的 史家之路迈进时， 史家之路迈进时，不料一场飞来横祸降 临了，默读课文第三自然段， 临了，默读课文第三自然段，想想他遇 到了什么? 到了什么
读第一自然段，思考： 读第一自然段，思考：
年少时的司马迁生活在怎样的环境中?是 年少时的司马迁生活在怎样的环境中 是 什么铸就了他不屈的灵魂， 什么铸就了他不屈的灵魂，又是什么使 他从小和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从小和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司马迁出生在黄河岸边的龙门。 司马迁出生在黄河岸边的龙门。他从 小看着波涛滚滚的黄河从龙门下呼啸而 听着父老乡亲讲述古代英雄的故事， 去，听着父老乡亲讲述古代英雄的故事， 心里十分激动。 心里十分激动。父亲司马谈是汉朝专门 掌管修史的官员， 掌管修史的官员，他立志要编写一部史 记载从黄帝到汉武帝这3000余年间 书，记载从黄帝到汉武帝这 余年间 的历史。受父亲的影响， 的历史。受父亲的影响，司马迁努力读 大大充实了自己的历史知识。 书，大大充实了自己的历史知识。他还 四处游历，广交朋友， 四处游历，广交朋友，积累了大量的历 史资料。 史资料。
论“发愤著书”说的生成原因
论“发愤著书”说的生成原因关键词：“发愤著书”说文学创作生成原因“发愤著书”说是我国古代文学创作理论中的一个传统命题，在孔子的“诗可以怨”和屈原的“发愤以抒情”的基础上由司马迁正式提出。
司马迁之后，各朝代文论家都有相关论述，如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柳宗元的“感激愤悱”说、欧阳修“穷而后工”说、陆游的“愤郁中不平”说、清代归庄的“两不幸”说、金圣叹的“怨毒著书”说等。
“发愤著书”说之所以产生、流行和发展，不仅与古代文学史上“愤怨忧伤”的创作实践密切相关，而且有其深层的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
一、创作：“发愤著书”说生成的文学土壤“发愤著书”说是对文学创作的理论总结，文学创作是其产生的基本前提，“发愤著书”说之所以产生发展，绵延古今，关键在于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愤怨忧伤”创作的大量存在。
对于“愤怨忧伤”的作品，陆晓光教授在《“穷而后工”：对中国传统文艺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的考查与反思》一文中曾作过统计。
统计表明，先秦《诗经》中54%的作品都可以不同程度地说是“怨愤忧伤之作”，而两汉和魏晋六朝作品中“愤怨忧伤”之作则分别高达82%和67%。
陆晓光教授对清代朱彝尊的《词综》的调查也发现，《词综》共辑录词有2252首，其中怨愤愁思之作就有1710首，百分比高达76%。
以上统计对于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学作品来说，当然是很不完全的，但足以说明古代“怨愤忧伤”的作品数量相当惊人。
理论来源于实践，正由于中国古代大量“怨愤忧伤”的作品存在，作家、文论家在总结他人或自己创作经验时提出了“发愤著书”命题。
如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提出，就是对西伯、仲尼、屈原、左丘明、孙子、吕不韦、韩非等人的“意有所郁结，不能得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的创作经验的总结。
司马迁所论虽不全是文学创作，很多都是哲学理论或史学著述，但所体现的原理是一致的。
白居易“愤忧怨伤”的提出，则是对文学史上“愤怨忧伤”之作的直接总结。
其《序洛诗》云：“予历览古今歌诗，自《风》、《雅》之后，苏、李以还，次及鲍、谢徒，迄于李、杜辈，其间词人，闻知者累百，诗章流传者巨万。
“发愤著书”说的继承与发展
“发愤著书”说的继承与发展作者：刘德平来源：《速读·上旬》2016年第10期摘要：“发愤著书”说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理论命题，由孔子的“诗可以怨”和屈原的“发愤以抒情”，发展到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再延续至韩愈的“不平则鸣”、欧阳修的“穷而后工”和蒲松龄的“孤愤”说，使“发愤著书”说形成一条清晰的继承和发展的脉络，对后世的诗学理论和小说理论产生了积极的、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发愤著书；不平则鸣；穷而后工；孤愤“发愤著书”说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出来的，成为其文学思想的核心，揭示了作家创作的直接心理动力“愤”。
“发愤著书”说的提出，并不是司马迁一时兴起之作，而是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受到孔子“诗可以怨”和屈原“发愤以抒情”思想影响的结果。
一、“发愤著书”说的溯源在司马迁提出“发愤著书”说之前，先秦的典籍中已经开始萌芽这一理论主张，孔子在《论语·阳货》中云：“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这种情性的抒发，必须要有一个前提，这就是“发乎情，止乎礼义”，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简单的说，就是诗歌可以抒发“怨”“哀”“思”等情性，但一定要符合儒家诗教中“温柔敦厚”的原则。
因此，孔子的“诗可以怨”的理论主张，表明在文学创作中要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合理的调控情感，含蓄的表现情感，防止过犹不及，进而发挥出诗歌批判社会现实的功能，即“怨刺上政”，强调了诗歌的批评讽谏作用，也肯定了诗歌的政治功能。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诗可以怨”的理论固然有着一定的反抗色彩，但在传统诗教的束缚下，它的锋芒更多地消融在一种规讽柔婉的风气中，一般文学作品对黑暗现实也仅能起到“劝百讽一”的作用。
之后，战国时期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提出“发愤抒情”说，开创了关于“愤”这种情感体验与文学创作实践结合的先河。
这一学说出自他的作品《九章·惜诵》：“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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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在历代的发展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道：“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
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而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有这样类似的一段话。
在这两段话中，司马迁发现了著书者的不幸生活遭遇与创作文学作品的关系，认为著书者能创作出流传百世的经典著作是和其不幸遭遇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些经典著作也是著书人对社会黑暗的愤慨的抒发，从而提出了“发愤著书”的主张。
司马迁也实践了这个主张，他在惨遭“李陵之祸”受宫刑之辱后，忍辱负重创作出一部被后人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巨著——《史记》。
司马迁提出的“发愤著书”的主张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后代的许多名人文士追随着他的脚步，对其发愤著书的主张不断地继承、发展、完善。
东汉桓谭说：“贾谊不左迁失志，则文采不发。
……扬雄不贫，则不能作《玄》《言》。
”（《新论 求辅》）这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完全继承。
到了南北朝时期，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被广泛接受，刘勰和钟嵘
这两位文学理论家在司马迁“发愤著书”主张的基础上分别提出了“蓄愤说”和“怨愤说”，是对“发愤著书”说的继承，但又注入了新的内容。
钟嵘的“怨愤说”出自于《诗品》。
文中写道：
他认为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因素都有可能使人产生怨愤，激发文人的创作，从而“展其义”、“骋其情”。
刘勰的“蓄愤说”出自于
“蓄愤说”也基本继承了“发愤著书”说，但不同的是“蓄愤说”补充了“愤”所产生的社会根源，社会动荡和人生的坎坷都能引发人们的“愤”。
并且在蓄愤说中，刘勰提出了文章要注重“真”的美学意义。
到了唐朝，韩愈将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发展为“不平则鸣说”。
他提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然而“不平”的含义是多重的。
钱钟书先生在《诗可以怨》一文中说：“韩愈的‘不平’和‘牢骚不平’并不相等，它不但指愤郁，也包括欢乐在内。
”在《送孟东野序》中，韩愈这样说道：“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耶，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也就是说“国家之盛”可以鸣，“自身不幸”也可以鸣。
他的“不平则鸣”说扩大了“发愤著书”说中激发创作情感的范畴，不幸时可以著书泄愤，得志时可以著书言道。
与韩愈同一朝代的柳宗元也提出了“感激愤徘”说，他在《娄二十四秀才花下对酒唱和诗序》中说道:“君子遭世之理，则呻呼踊跃以求知于世，而遁隐之志息焉。
于是感激愤悱，思奋其略以效于当世。
故形于文章，伸于歌咏，是有其具而未得道者之为之也。
”柳宗元认为君子积极入世而产生的“感激愤悱”是创作文章的动力。
这个观点也是对“发愤著书”说的继承与发展，并较之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来得更进步。
时过境迁，宋代的欧阳修提出了“穷而后工说”，他在《梅圣俞诗集序》中“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
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
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穷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
然则非诗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欧阳修认为诗人在受到人生挫折的磨炼，心中郁积忧思感愤，方能创作出优秀的诗
篇。
欧阳修进一步将诗歌的创作与诗人内心郁积的情感和生活经历结合起来，是对“发愤著书说”的进一步完善。
随后，北宋的陈师道提出“惟其穷愈甚，故其诗愈多”的观点，这是对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的补充。
南宋陆游也提出“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的观点，直接阐述了诗人心中郁积的悲愤是创作诗歌的主要动力。
这些都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完善。
到了晚明，李贽直接把“发愤著书”说运用到对文学作品的评论和研究上，并把它上升为评价作品思想性高低的客观标准。
他用“发愤著书”说来研究《水浒传》，得出了“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的结论。
明清时期，小说盛行。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曹雪芹的《红楼梦》等等都被称作“发愤之作”，这些作品都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到了近代。
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时期，由于签订马关条约，激起了全国爱国人士的愤怒。
爱国主义作家孔广德，他把当时爱国文人抗议签订“马关条约”的诗文编辑成《普天忠愤集》。
他在《普天忠愤集》中对全国的爱国人士“愤书”给予高度的赞扬，并强调“愤书”的战斗作用。
我国著名的革命家、文学家鲁迅先生，他将手中笔杆子化作枪杆子，通过文学创作拯救国人的愚昧的思想，激发国人的爱国救国的情感。
他们都将“愤书”转化为一种民族救亡的手段，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具体实践。
以上就是我所知道的司马迁“发愤著书”在历代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