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确定.doc

试论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确定-

证据规则是近年来日益受到法学界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我国三大诉讼法中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证据规则，其中刑事诉讼法对证据规则的规定只有短短的8条，难以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是当前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虽然近年来在司法解释中补充规定了一些证据规则，但远不足以满足实践的需要。因此，对我国的刑事证据规则进行研究显得迫切和需要。本文拟就我国的刑事证据规则问题进行粗浅探讨，以求教于法学界同仁。

一、我国确定刑事证据规则的必要性

证据是证明案件情况的一切事实，证据问题是诉讼中的核心问题，全部诉讼活动实际上都是围绕证据的收集和运用进行。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是运用证据资料按照逻辑思维来表示或判定事物的真实性的过程，它是一种人的主观理性思维判断活动。这种理性的思维活动，反映了法官对证据、证据与案件、证据与证据之间关系的认识过程。由于这种认识过程是主观反映客观，主客观相统一的过程，因此为了防止主观臆断，保证判断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对于证据的取舍与运用不能不受某些规则制约。这些规则在法律上的体现即为证据规则。因此证据规则是指在收集证据、采用证据、审查核实证据、运用证据时必须遵守的一系列准则，其核心是证据的可采性问题。

我国过去的刑事审判采取法官职权推进方式，因此少有证据规则。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刑事诉讼中职权主义做法，借鉴了当事人主义的某些做法，形成了以职权主义传统为基调，吸取当事人对抗制因素的“控辩式”诉讼模式。在庭审中控辩双方对抗力度加强，举证由控辩双方进行，对双方的举证如不设立严格具体的标准和规则，则当事人难免随意使用证据使庭审调查的范围无限扩大，导致拖延诉讼，模糊争议要点，甚至造成真假难辨的后果。因此必须要求相应的证据规则，才能保证查明案件事实，确保司法公正。因此确立必要的证据规则，对于实现庭审的有序化，保证刑事诉讼科学高效地运作具有十分重要意义。而且确立科学的刑事证据规则，对保证诉讼的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加强对人权及其他重大社会利益的保护具有重大意义。

二、确立我国刑事证据规则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应确立什么样的证据规则，应当考虑到以下两点：

1、充分尊重体现证据运用的一般规律以及“控辩式”诉讼要求的证据规则，大胆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由于我国刑事诉讼向控辩式模式转化，国外经过长期理论探索和经验所认可和确立的

证据规则，在一定程度和意义上可为我们所借鉴和吸收。这些规则不仅反映了对抗制诉讼的要求，也体现了发现客观真实的一般规律。而且我们需要将一些法律规范和一些实际做法上升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法律规则，同时适当适应制度的变化确立某些新的规则。

2、应考虑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及其运用条件和环境的特殊性，结合我国的司法实际情况确立我国的刑事证据规则。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庭审方式并非典型的对抗制，仍然存在较大程度的法官职权运用，因此对证据规则的要求应具有较大的灵活性，而且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运用的客观条件和环境尚有等优化，过分严格的规则要求实际上难以执行，如果强求确立和执行，将会损害刑事诉讼制度运行的整体效益。

基于以上考虑，笔者以为，我国在刑事诉讼中应确立以下规则：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不按法律规定的程序和要求，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由于非法取证对基本人权损害极大，遭到世界各国刑事证据法的普遍禁

止。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所规定的“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就是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律规定。这一规则的核心在于只要收集证据的手段是非法的，即使收集到的证据是真实可靠的也非诉讼上的证据，没有任何使用价值，应当在适用时予以排除。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否在刑事诉讼中确立，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价值选择。如果允许将非法取得的证据作为定案根据，对查明案件事实、实现国家的刑法目的是有益的，但这是以破坏国家法律所确立的秩序和侵犯宪法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为代价的。反过来，如果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又会阻碍对犯罪的查明和惩治。这就体现了现代刑事诉讼中追求的实体真实以惩罚犯罪与严守正当程序以保障基本人权两大目的的尖锐对立。

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能否在法庭上作为证据提出，能否作为对被告人定罪的根据，是刑事诉讼中最易发生价值冲突的问题。由于法律文化传统等的不同以及特定时期控制与保障人权的需要，不同国家之间在不同时期有关这一问题的诉讼理论和具体对策往往存在着许多差异。不过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对刑事诉讼规律认识的提高，各国对违法取证危害性的认识也日趋深刻，并在一些原则问题上达成了共识。美国根据“毒树之果”的理论排除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因为它会鼓励警察的违法行为，纵容对公民隐私权、住宅和人身不可侵犯权等权利的侵犯，破坏法制。而英、法、德等国并不排斥违法取得的物证，而是注意违法的严

重程度以及排除违法证据对国家利益的损害程度，进行利益权衡，同时赋予法官一定程度的对证据取舍的自由裁量权。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遏制非法取证行为，切实保障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但其主要是为了制止国家机关的违法行为，防止国家权力对个人权利的侵犯。把非法证据排除在诉讼证据之外，否认它的证明效力，从证据是否能被运用于证明案件这一最终目标上，反向制约了司法人员收集证据的行为，有力地抑挫了非法取证的积极性，迫使司法人员放弃非法取证行为。如果只是从法律上禁止非法取证行为，但却容忍非法取证行为的结果，承认非法取证的证明效力，那么遏制非法取证只能是一种善良的愿望，不可能成为现实。

但是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对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一律抹煞其证据效力是不适当的。对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范围之外的其他违法方法取得的证据，能否予以排除呢？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都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仅仅因搜查、扣押手续或程序上的小瑕疵而重大犯罪丧失定罪条件，无疑会因小失大，不合情理。加之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搜查、扣押的程序的要求不够严格，侦查机关灵活性很大，是否违法难以界定。因此从目前情况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刚刚确立，可以着重排除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获取的证据。但随着国家民主与法制的发展，公民的人身自由权、通信权、隐私权、合法财产和住宅不受侵犯权等权利应受到进一步的重视，对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