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归隐江湖到追求舒展人生_论魏晋_唐代山水田园诗的精神内核

第31卷第1期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V ol.31 No.1 2010年1月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Jan.2010

从归隐江湖到追求舒展人生

——论魏晋、唐代山水田园诗的精神内核

郭瑞芳

（湖北大学知行学院，湖北武昌 410010）

摘要：魏晋时期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恶劣、遭遇信仰危机、无法改变现状等刺激了山水田园诗的兴起，并使该时期山水田园诗表现了当时知识分子在内忧外患的恶劣现实条件下，超脱名利，返归自然，寻找人类自由精神的特质。这些特质在唐代被继承，并进一步表现为强烈的时空意识，以及寻找生命终极价值的超越情怀。魏晋和唐代山水田园诗的精神特质可以在儒家和道家的“天人合一”、“抱心守灵”中找到根源。

关键词：山水田园诗；时空意识；儒道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10）01-0048-03

山水诗和田园诗的研究文章浩如烟海，其发展脉络也十分清晰。但山水诗和田园诗往往被分开做细化研究。山水诗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强调国人审美意识觉醒方面，田园诗的研究更强调诗人对现实困境的精神超脱。其实，山水诗和田园诗的核心精神基本一致，都是中国文人感知到强烈的生存困境和信仰危机时产生的珍爱生命，淡泊名利，返璞归真，重回自然怀抱的情怀。

魏晋六朝以来，山水田园诗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这一时期，政治黑暗，朝代更替频繁，儒家礼乐已然崩坏，强权就是真理，军人高压政治下的知识分子命不保夕：退不可自守，进不可全身，名誉难以维持，操守须付出血的代价，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或被杀，或被迫同流合污，或通过佯狂以逃避两种选择，进而在最终逃无可逃时郁郁而终，这是一个生命尤其轻贱又尤其可贵的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生命的感悟和认知突飞猛进，被迫早早跨入了人性觉醒的时代。表现在文学中，生命意识的觉醒和对自由渴望的追寻胜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出身士族者财大气粗、衣食无忧，寄情山水，饱览名胜，在奇峰秀水的欣赏中怡情悦性，忘却烦恼，如山水诗始祖谢灵运，不光写了大量山水诗，甚至还发明了专为爬山之用的木屐鞋。出生没落士族或庶族者，只好回家种地，谋求生活，在鸡鸣狗吠，柴扉桑麻中安身保命并维持个人的完整尊严和健全人格，如田园诗派的祖师陶渊明，在种田开荒的艰辛劳作中读出了人性自由，随性安适的田园诗意，开启了中国诗歌史的田园牧歌时代。[1]同时，特殊的政治气候、恶劣的生存环境孕育了文人不同的价值取向，儒家思想显然已行不通，礼崩乐坏，纲常紊乱，

收稿日期：2009－06－23

作者简介：郭瑞芳（1979－），女，湖北襄樊人，湖北大学知行学院人文系教师。已无坚持的可能和现实可行性。于是，偏激的道家思想在这一时期改头换面，以和儒学结合的方式摇身一变而为玄学，打破传统儒学对细枝末节礼节的滞守，而强调坚守大义，生活逍遥，所谓“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自然为本，名教为末。儒家的礼仪规范只是一种外在表现，是为末；而发自内心的自然情感为内在本体，因此自然名教是内外统一的两面，自然为核心，是为本，本末之间当然要取本舍末。从这个意义上说，儒道的本质相通而并非冲突，但儒家容易流于舍本逐末颠倒重点，并由此导致虚伪、造作和违背人性。就此而论，玄学一方面通过坐而论道激活知识分子的论辩、思维，显示其才能，另一方面又为士人摆脱有志难展的痛苦寻求了一条精神解脱之路。同时，玄学所提倡的自然为本，名教为末，为魏晋士人解放人性，保持真我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和导向。如阮籍、嵇康之类的名士都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从此意义上说，魏晋盛行玄学，流行自由放诞不足为奇。而魏晋士人热爱山水田园，热爱本性自然，也就顺利成章。因为自由自在的本性在世俗功利，尘嚣喧扰，繁文缛节，人情世故中是不能得到真实展现的，虚伪、掩盖、圆滑、小心往往才在世俗生活中赢得生存之道，真实自我的坚持谈何容易？只有在远离尘嚣、远离俗世，贴近清净无忧，和人类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自然景观时，个体的真我本性才能够得以舒展。放声大笑，还是嚎啕痛哭，纵情诉说还是怒目发泄，都无从约束，不受压制。正因此，魏晋士人对自然山水，田园风光由衷的赞赏、亲近、热爱远胜之前的任何一个时代。自然山水不再是和人无关的对象，而成为审美的对象——优美的自由生存空间。田园生活也由简单的艰苦劳作生活变成了自我自在的生活方式选择结果，于是也成为了审美化的诗意存在。当然，这也还包含一部分外围因素，比如魏晋六朝庄园经济的繁荣，也是催生士人关注山水田园的一个物质条件。但我以为，魏晋六朝庄园经济和名士热爱自然也算是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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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催化的一个互动关系。因为庄园景观优美，熏陶士族们的良好审美趣味和对自然美的发现，而对自然的热爱又促使他们更进一步的去改善和建设庄园景观。

总的来说，魏晋六朝特殊的政治气候、社会风尚、庄园经济、文化氛围造成了山水田园诗的兴起，为唐代山水田园诗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魏晋六朝士人们对自然风光或田园生活的真诚热爱，魏晋六朝士人们赋予自然与田园的诗意化存在，也被唐人继承和发扬。

和魏晋山水田园诗一样，唐代山水田园诗也表达着对生活困境的感伤，对人格自由的追求，对生命超越性的探索，不过在唐代山水田园诗中，这种对生命的思考往往深化表现为强烈的时空意识、宇宙意识。譬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诗歌用大段优美的句子描述夜幕下有花有月的春江：“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刚刚描述了皎皎明月下的潮水、花林、流霜、白雾、天色与江色，紧接着就发出了追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显然这是个无解的问题，然而宇宙的无限性，由之而产生的凝重感扑面而至，不知道多少年前，在这个春江畔，是谁第一次被月亮所照？问题并不是重点，重点是月亮还在，春江还在，可是当年照过月亮的那个人早已经不见了。宇宙是无限的，日月星辰、山水风光都是无限的，可是人的生命却是多么有限啊。所以诗人立刻自问自答了，“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两句话，一组沉重的对比。而“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包含着多少的无奈和惋惜，遗憾与感慨！为什么自然界这么亘古长存，而人类个体却匆匆而逝，联想到自我生命的有限性，如何能够不愁绪满怀呢？事实上，自然风光越是旖旎，宇宙时间越是无限，每一个个体之“我”越是有限，越令人感到悲哀。于是，如何在有限的生命里活出无限的意义，就成了一个重要的课题。类似的诗作还可以找到很多，比如，杜甫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怀。”这首诗的时空意识不似《春江花月夜》那样直白清晰，但分析一下就不难明白了。起始两句描写长江边上的风、天、水、沙、鸟、猿声还不觉得怎么深邃，然而“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两句突然就把时空拉开：树木在不断变化，叶子的生命有限，而滚滚长江之水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后面的“万里”、“百年”虽然是夸张的说法，实际上寄予了杜甫对生命有限，一事无成的抑郁悲叹，对颠沛流离，乱世求生的艰辛感慨，对家国飘零，人如浮萍的忧心表达。

如果扩大一点，唐代山水田园诗中流露出的深沉宇宙意识，历史时空意识，不仅存在于山水田园诗里，在边塞诗里，在其他许多类型的诗歌里俨然都在。它是中国人所特有的，超前的一种深沉哲思。正因为具备了这种意识，唐代山水田园诗显得深邃迷人，富有格调，境界非凡。

进一步来看，如何摆脱生命的苦恼？如何使有限的生命如何获得长久的存在?先秦的哲学家们就已经在思考这一问题。儒家、道家给出了不同的解答。在儒家来说，世人可以通过“立德、立功、立言”三种方式达到身死而留名，通过群体记忆和群体生命的延续来延续个人生命。就是说，个体虽然死亡了，但是个体或在个体所在的一定人类群体中，个体的生命是有限的、短暂的，但人类群体的生命却是延续的绵长的，通过在人类群体中代代传递自己的名字来获取人类记忆中的永生。这就造成了知识分子奔波在“立德、立功、立言”的不同道路上，虽死而不悔。所以才会有面对生命威胁，仍然坚守气节，坚守个人历史形象的气魄，才会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和诸多被奸臣陷害也拒绝抵抗朝廷的忠臣贤相。三不朽的背后，是个人价值的实现，是生命信仰的坚持。为了实现个人价值，就要扫清阻碍价值实现的一切障碍。比如，克服世俗名利的诱惑，克制生命受到威胁产生的恐惧，也就是要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因此，儒家的积极进取意识和追名逐利的现世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对个人价值实现的强烈渴望，对个人信仰操守的坚持，给信奉儒家的知识分子带来了一份庄严的阳刚之气，使他们面对各种困难、诱惑，能够坚守个人的自我选择。在这个意义上说，当他们的个人意志受到压制，信仰选择受到威胁的时候，或者选择对抗，或者选择退而自守。当个人牺牲已无意义时，他们就走向了归隐田园或者半官半隐的不妥协道路。这时候，往往道家思想浮现出来给他们以精神抚慰。庄子认为，人是由气聚成形，气散而亡，从自然中来，到自然中去。因此，无所谓生，亦无所谓死。死不过是一种形态的转换而已，因此不用惧怕什么死亡。既然连生死都可以置之度外，那么虚名浮利、世俗羁绊又何须挂怀?道家主张在有限的生命里，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地生活，以精神的自由来获得对肉身的超脱。所以有“心斋”、“坐忘”之说。这样，失意的文人们通过道家的“放下”，把烦恼和抑郁，沮丧和灰心都一并放下了，从而感到身心的和谐。这样就形成了中国士人身上儒道互补的局面：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种格局之所以形成并在中国士大夫身上长久存在，归根到底还在于儒道本身是相通的。表面上看，儒家进取，道家散漫，儒家充满阳刚之气，道家则飘逸潇洒，具有阴柔特点。然而，从深层次看，儒道的基本精神是相通的：都注重人与外部环境的和谐（天人合一），人类自身的身心和谐（抱心守灵）。“《孟子》所讲的‘尽心、知性、知天’，《中庸》在进一步发挥时所讲的‘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通过对主体对于客体的认识，而在价值上取法于天地，从而在价值上与天、地合一，这也就是儒家学者们常讲的天、地、人并列为‘三极’，亦即‘与天地参’。”[2]“道家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明确把自然作为人的精神价值来源。”[2]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儒道都赞成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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