颂歌时代的文学素材与体现思想

颂歌时代的文学素材与体现思想摘要：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人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普遍产生了强烈的解放感、翻身感、民族自豪感和当家做主的历史使命感。

作为时代敏感神经的诗歌，便顺应了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情绪，开始出现了大量写作对于时代、人民、祖国、党、以及领袖的真诚颂歌。

于是，颂歌作为一种新的美学规范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使人们几乎是对于一切生活领域的题材和主题都以颂歌形式加以歌颂和表现。

颂歌在十七年时期兴起，作为一种新的艺术规范得到很大发展，并迅速成为十七年文学时期的主导性潮流。

通过想象、夸张、幻想等手法，将建立于革命理想基础上的革命浪漫主义风格表现得十分突出。

因此，建国初期的文学以对新生活的赞颂为基本基调，开创了一个颂歌时代，并且奠定了十七年文学时代以颂歌为主的基本格局。

本文将从颂歌的文学素材以及思想体现入手，剖析主导十七年文学格调的颂歌文学。

关键词：十七年文学颂歌时代文学素材颂歌形式思想体现建国初期的颂歌浪潮，作为一种新的艺术规范得到很大发展，迅速成为了十七年文学乃至诗歌的主导性潮流。

它的主要特点为对时代，人民，祖国和领导人民夺取胜利的党与领袖的真诚歌颂，颂歌的抒情主人公追求诗人的“自我”跟阶级，人民的“大我”相结合。

十七年文学时期的颂歌文学，可以说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

在这种颂歌文学中，没有丝毫的阿谀奉承与虚情假意。

有的是真诚，是发自内心的喜悦，是翻身得解放的自豪与幸福。

颂歌通过想象、夸张、幻想等手法，将建立于革命理想基础上的革命浪漫主义风格表现得十分突出。

（一）颂歌时代的诗歌文学咏革命者何其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郭沫若《新华颂》、胡风《时间开始了》、李季《玉门诗抄》、闻捷《天山牧歌》、田间的《祖国颂》、艾青的《国旗》、臧克家的《有的人》、冯至的《我的感谢》具有代表性。

其中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贺敬之的《放声歌唱》成为颂歌高潮之作。

写新中国的诗歌唱的是翻天覆地的颂歌；写的是抗美援朝的诗；唱的是英雄的颂歌；写的是经济建设的诗；唱的是创造新生活的劳动颂歌；写的是农业合作化、士兵生活化、边疆少数民族生活、革命斗争历史、男女爱情……唱的几乎都是昂扬欢乐的颂歌。

因此，建国初期，以对新生活的赞颂为基调，开创了一个颂歌时代！歌颂新中国，歌颂新生活，是建国初期诗歌的共同主题。

在颂歌诗潮中，老一辈诗人更感到连绵战火之后自由与独立的可贵，他们的颂歌流露出激越的感激之情。

郭沫若的《新华颂》，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冯至的《我的感谢》，以及艾青、臧克家等的不少诗作都是其中的代表。

在《新华颂》中，老诗人写道：“人民中国，屹立亚东。

/光芒万道，辐射寰空。

/艰难缔造庆成功，/五星红旗遍地红。

”诗句虽然流于浮泛，但作为当代诗歌的开篇之作，无论从表达内容还是形式的散文化上，都具有先行的意义。

此外，艾青的“礼炮震动着整个地壳，全世界都庆贺新中国的诞生”，石方禹的"祖国，我因你的名字满身光彩"等诗句，都生动地展示了建国之初人们普遍的感受和心情。

对旧时代苦难与斗争的回忆，对祖国和平与幸福的捍卫，也成为本时期诗歌表现的重要内容。

李季的长诗《报信姑娘》写了一位为救游击队侦察员而牺牲自己的女英雄。

李冰的《刘胡兰》也有一定影响。

乔林的《白兰花》和冯至的《韩波砍柴》，在描写旧时代苦难生活的作品中，显示出较为突出的艺术成就。

在抗美援朝题材的诗作中，未央的《枪给我吧》、《祖国，我回来了》，是广为传诵的名作。

李瑛的《在朝鲜战场上有这样一个人》，田间的《给一位女郎》，张永枚的《新春》，都热情歌颂了中华儿女的献身精神和中朝人民的战斗友谊。

此时的诗歌还全面反映并歌颂了和平建设时期的新生活。

李季的《玉门诗抄》、《生活之歌》，表现了石油战线的劳动者们忘我的精神，作者也因此有了“石油诗人”的美誉。

在表现新生活的作品中，“生活抒情诗”尤其引人注目。

闻捷的《吐鲁番情歌》、《果子沟山谣》是这类作品的最成功代表。

李瑛的《戈壁日出》，邵燕祥的《到远方去》，严阵的《江南曲》，梁上泉的《高原牧笛》，公刘的《西盟的早晨》，也都颇具特色。

老诗人艾青把目光投向世界，创作了一组国际题材的诗歌组诗《南美洲的旅行》和《大西洋》，在炽烈的感情下蕴含深邃的哲理，传达出诗人对世界和人类命运的关注。

（二）颂歌时代的散文文学散文像新生活带来诗歌创作的繁荣一样，大量优秀的散文作品也涌现出来。

“朝鲜通迅”是建国后散文的第一批成果。

影响最大的是魏巍的作品，他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依依惜别的深情》，感情真挚，格调高昂，一时间举国传颂。

其他如巴金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生活在英雄们中间》，杨朔的《鸭绿江南北》，刘白羽的《朝鲜在战火中前进》，老舍的《无名高地有了名》等，都从不同角度讴歌了志愿军英雄和中朝人民的深情厚谊。

此类题材的作品结集有《朝鲜通讯报告选》、《志愿军一日》、《志愿军英雄传》等。

反映工农业建设蓬勃发展的报告文学也很突出，如艾芜的《屋里的春天》，柳青的《一九五五年秋天在皇甫村》，靳以的《到佛子岭去》，秦兆阳的《王永淮》，李若冰的《在柴达木盆地》等，并结集有《祖国在前进》、《经济建设通讯报告选》。

抒情散文也获得了很大发展。

冰心的《小桔灯》，杨朔的《香山红叶》，陶铸的《松树的风格》，刘白羽的《日出》，秦牧的《社稷坛抒情》，碧野的《天山景物记》等作品，或歌颂理想、情操，或描绘河山、景物，均以新的时代精神、优美的文笔和洒脱的风格成为当代散文中的精品众多质量上乘的作品的出现，使当代散文创作呈现出第一次高潮，为60年代初期散文创作的大丰收奠定了基础。

（三）颂歌时代的小说文学建国初，小说创作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各类题材中占比重最大的是描写民主革命斗争的，如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柳青的《铜墙铁壁》，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马加的《开不败的花朵》，高云览的《小城春秋》，孙犁的《风云初纪》，徐光耀的《小兵张嘎》等。

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有：赵树理的《三里湾》，孙犁的《铁木前传》，康濯的《水滴石穿》，刘澍德的《桥》等。

表现工业题材的有：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周立波的《铁水奔流》，草明的《火车头》等。

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和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则显示了建国后少数民族文学的最初成果。

《保卫延安》和《三里湾》代表了50年代初期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

《保卫延安》首次成功地以长篇形式表现军事题材，为当代小说创作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小说描绘了解放战争中保卫延安的几次战役，气势恢宏，富有浪漫主义色彩。

作品成功地塑造了彭德怀的形象，这是解放军高级将领第一次出现在当代文学作品里。

赵树理的《三里湾》第一次描写了农业合作化运动。

小说显示了作家深厚的艺术功底，以大故事套小故事，写人们的日常生活事件，真实地反映出合作化运动初期各类人物的思想、行为和观念，揭示了合作化运动引起的农村生产关系、家庭关系、婚恋观和道德观的变化，同时也表明实现农村变革的艰巨性、复杂性。

“糊涂涂”、“常有理”、“惹不起”、“能不够”等人物形象，因为来源于生活，使人倍觉亲切。

这在建国初的小说创作中是很难得的。

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是“十七年”表现工业题材的优秀中篇小说。

作品以宝成铁路建设为背景，写了一对经历过硝烟战火的老战友，在和平建设时期面对新问题所产生的不同心态。

作者把对人物心灵的探幽置于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大环境中去观照，既使人物思想冲突有现实依据，又展示了广阔的时代风貌。

作品情绪昂扬，以抒情笔调为主，同时又蕴含深刻的哲理，其现实针对性也是很明显的。

孙犁的《铁木前传》写的是铁匠傅老刚和木匠黎老东及其儿女两代人的生活故事，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农村各阶层人民的思想情感。

小说以其独特的风格被誉为“一部诗的小说或小说的诗”。

总体来看，建国初的小说创作处于发展的酝酿期，中、短篇创作更活跃一些。

原因是中、短篇样式用来反映现实生活更易于把握，更灵活。

这一时期的小说取得的成就是应该肯定的，但受时代大背景影响，创作过分追求政治功能的弊端已初露端倪。

譬如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单方面追求崇高，对历史厚度和内蕴的深度挖掘不够。

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因紧跟形势而在艺术锤炼上显得欠缺。

这为日后小说发展出现“左”的倾向埋下了根芽。

不过，也毫不奇怪，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人民已经真正成为了历史的主人和文学作品中的主要表现对象，对于人民，除了歌颂，难道还有什么是可以暴露的吗？毛泽东关于歌颂和暴露的论述就这样提前决定了当代文学的精神基调。

可以说，不惟这三种文学形式，整个集体化写作阶段的当代文学都先天性地具有颂歌性质。

正如后来文学实践所表明的那样，在颂歌时代，连讽刺性的作品都变得十分不可能了。

激情昂扬、热情真挚的颂歌文学以其特有的艺术基调与艺术规范成为十七年文学期间的主流文学，开创了建国初期的特有颂歌时代。

其生动的、贴近生活的文学题材以及内容也对于中国以后的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了影响。

参考文献：1、金汉等：《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第二章[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2、李扬：《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3、方维保：《当代中国文学思潮史论》[M]，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4、辛若水：《颂歌文学与斗争文学的比翼双飞》[J]，2009年；5、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二节[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