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word版)文章《中国古代文论简述》

中国古代文论简述

谈起中国古代文学，你首先肯定会想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以及先秦诸子散文。是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古代文学给后人以史诗般气魄，呈现在世人眼前的是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在文学繁荣的背后当然缺少不了文学理论发展的支撑。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始终交织着两条线：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研究。一明一暗，互相影响，共同推动着中国文学攀登上一个又一个高峰。

和文学创作史一样，文论发展也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先秦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金元时期、明清时期。

先秦文学理论处于萌芽状态，人们对文学本身还没有自觉的认识。但这时学术思想十分活跃，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些思想自然包括了对文学的观点。儒家以政教为中心，探讨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孔子从文学的社会作用出发，提出了“兴观群怨”说，孟子提出自己的文学批评观：知言养气、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荀子提出了创作的原则：明道、征圣、宗经。道家以审美为中心，着重探讨文学自身规律。儒、道两家共同奠定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基础。此外，墨子主张文学要“尚质”、“尚用”，提出了“言有三表”的写作原则；法家则反对文学，韩非子说：“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

两汉是古代文论发展的演进期。上总结先秦，开始认识到“文学”与“学术”的区别。古代文学书目的最早文献，刘歆《七略》第一次把文学和学术著作区别

开来。批评方面，集中对《诗经》、屈原、汉赋研究，《毛诗序》在中国文论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汉末，王充打破经学的禁锢，提出了具有进步意义的理论。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论的自觉期。人们对文学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文学逐渐从儒学中独立出来。文学观念的自觉、“玄学”的兴起、文学创作的繁荣为文论的进步奠定了客观的基础。因此产生了《典论》、《文赋》、《文心雕龙》、《诗品》等响当当的专著。

唐宋是古代文论的发展期。唐代文论表现为诗论和文论共同发展。唐初，陈子昂首倡复古革新，标举“汉魏风骨”。中唐白居易倡导新乐府运动，韩愈力主古文运动，成为两面鲜明的旗帜。晚唐司空图总结了唐朝诗创的经验，继承皎然，对诗歌艺术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著名的“韵味说”。宋代文论比唐代更丰富多样，产生了词论和戏曲理论，出现了评论诗歌的新样式：诗话、词话。李清照卓越地区分了诗词之别，提出词“别是一家”。金代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对建安以来诗歌作了系统的论述。

明清是古代文论的成熟期。明前后七子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复古口号以对抗“台阁体”。通俗文学理论如戏曲、小说理论空前发展，涌现了李贽、汤显祖、公安三袁等追求个性解放的文论家。清代文论显出了集大成的气象。金圣叹、李渔提出了系统的小说理论和戏曲理论。诗论中有王士祯的“神韵说”，袁枚的“性灵说”反对沈德潜的“格调说”和翁方纲的“肌理说”。文论中有方苞、刘大魁、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词论中有朱彝尊为首的浙西派，大都注重对艺术美学方面的探讨。

与中国古代文学体裁相对应，文学理论的样式也很丰富，有文论、诗论、词论、戏曲理论、小说理论。无疑，诗文理论是一直垄断文论发展的“正统”力量。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文论、唐宋的诗词理论、明清的戏曲小说理论是古代文论发展的三大丰碑。

先秦时期的文论尚处于萌芽状态，还不能说是属于哪一范畴。汉司马迁提出了著名的“发愤著书”说，启韩愈“不平则鸣”说，欧阳修“诗穷而后工”说。曹丕以更大的气魄提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及“文以气为主”“文本同而末异”“诗赋欲丽”的论点。陆机用赋的形式写成了文论史上第一篇关于创作的专论《文赋》，提出作文之由一是有感于物，一是有赖于学，论述了艺术形象的作用和特征，提到了灵感，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理论。刘勰所著《文心雕龙》标志古代文学理论的成熟，规模宏大而自成体系，是文论史上第一座高峰。唐宋古文运动则是第二座高峰。“八大家”文学成就高，理论上也有贡献。韩愈、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打着“文以载道”的旗号，有力打击了律赋和骈文。明清文论是古代文论的终结。以何景明、王世贞为首的前后七子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主格调，讲法度，与“台阁体”对抗。李贽提出“童心说”，公安三袁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反对复古，追求个性解放，重视自然本色。清代桐城派是古代文论最后一轮夕阳，理论贡献代替不了文学自身发展的衰落。

诗论方面。“诗言志”是古代诗论的开山纲领，概括了诗歌表情达意的基本特征。《毛诗序》继承“诗言志”提出“吟咏性情”又要求“发乎情，止乎礼义”，强调诗歌为政治礼教服务，提出了诗歌“六义”。钟嵘《诗品》提出了著名的“滋

味”说，反对声病，反对做诗用典，主张“直寻”，提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说诗歌创作有赖于客观事物的感召。唐宋是古代诗论的黄金时期。初唐陈子昂首倡复古革新。杜甫所著《戏为六绝句》被誉为“千古操斛之准绳也”。白居易倡导新乐府运动，说“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司空图重视文学审美特征，继承皎然，提出了“韵味”说，引领严羽的“妙悟说”和王士祯的“神韵说”。欧阳修承韩愈“不平则鸣”提出了“诗穷而后工”的观点，《六一诗话》开创了诗话的先河。黄庭坚是江西诗派始祖，主张学习前人法度，借鉴代替创造。金代元好问著《论诗绝句三十首》点评苏黄宋诗。晚清袁枚提出“性灵说”是古代诗论最后的挽歌，他提出“诗有工拙，而无今古”，批判沈德潜“温柔敦厚”的诗教理论。

词别是一家，但在文论史上也仅有李清照《论词》一花绽放。她说词是与娱乐和音乐结合产生的，所以强调婉约为词之正宗，反对苏轼豪放词风，提出高雅、浑成、协乐、典重、铺叙、故实的词论主张。在被视为正统的“诗文理论”日渐衰落时，代而兴起的是通俗文学理论——小说理论和戏曲理论。

以汤显祖为代表的言情派与以沈景为代表的格律派之争是我国戏曲史上出现的第一次流派之争。前者重剧情，后者重曲律。汤显祖反对“按字摸声”提出了“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的命题，强调独创精神。李渔著《闲情偶寄》系统地提出了戏曲创作的理论，明确“结构第一”的主张，把“立主脑”作为构思最重要的一环，论述了创新精神，重视语言的明白晓畅，通俗易懂，突破了“首重音律”的传统观念。“梨园共赏吴音”，新兴地方戏曲被严加禁止。焦循著《花部农谭》从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社会作用等方面肯定花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