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利率市场化

山东英才学院

毕业设计(论文)外文资料翻译

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专业财务管理

学生姓名

班级学号财务管理1101 201101050090 外文出处Saigol Tarhan Feyzioğlu, Nathan Porter, and Előd Takáts, IMF Working Paper, 2009.8

中文译文：

中国的利率市场化

作者：Saigol Tarhan Feyzioğlu, Nathan Porter, and

Előd Takáts

摘要：本作不代表IMF的观点。表示该工作文件中的观点是作者的，并不一定代表IMF或IMF的政策。工作论文描述的研究由作者的完成，公布并征求意见和进一步讨论。

中国利率市场自由化对中介和资本成本的影响有多大？虽然贷款利率经常调整但在中国最具约束力的利率管制是对存款利率上限的管制。通过案例研究和基于模型的模拟，我们发现，自由化可能会导致更高的利率，抑制投资边际效用，提高中介和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提高服务部门的金融准入水平。这可能会连续的发生。国际经验表明，然而，实现这些好处不需要不必要的不稳定手段，只需要严谨的监督，治理，和货币政策，以及灵活的政策工具。

JEL分类编号：D43，E43，E58，G14，G18。

关键词：利率自由化，金融管制的解除，利率市场化

一、引言

金融自由化可以提供很多好处。通过允许确立更好的资本定价和风险，金融自由化改善了投资的分配和效率。更大份额的信用中介部分将会被那些在评估风险时效率更高的银行接手。更多的信贷资源将会流到以前那些不足以获得信贷的部门。金融产品的投资范围将会相应地扩大，将会允许企业和家庭更好地管理风险，并为他们提供多样化投资组合机会。但是，如果过早地尝试利率市场化，金融自由化也可能揭示出金融部门的薄弱环节、抑制信用中介的功能和造成极大的经济波动。在这份文件中，我们会分析利率市场化作为金融自由化的最广泛的核心部分，对中国的银行体系有什么影响。

中国已经在开放金融市场的环节中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尤其是在利率方面。虽然经过多年的改革,但仍然保持着一个银行贷款利率下限和存款利率上限的设定。特别是存款利率上限如同像被绑定的一样,存款利率仍然在基准利率的水平左右,和实际存款利率的差距基本为零。

利率管制是中国经济重要的扭曲部分之一。首先,家庭不能他们的储蓄中获得适当的报酬,他们的财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值仍处于世界上最低的国家的行列之一。第二,大型行政决定息差几乎不能为银行提供动力，使其变得更有效率,提高中介和风险定价。第三,在信贷约束存在，限制信贷增长(因为利率不为函数)的一个环境中,银行将信贷资源集中在资金和人脉广泛的大型企业,而远离了中小型企业和家庭的信贷需求。第四,缺乏市场决定利率使中国人民银行丧失了宏观经济和流动性状况的重要信息。

我们研究了使用两种不同的方法进行改革可能会带来的影响。首先,我们设立并校准一个银行系统的寡头垄断模型。通过这个模型,我们研究了利率管制可能带来的影响。类似的基础模型已经应用于研究放松管制的其他市场中。

模型模拟显示,利率市场化将会导致一个更高的资本成本率,较低的贷款,和更有效的货币政策传导。所有这一切的发生可能不会银行业的稳固造成损害,事实上系统的整体效率将会获得提高。特别是规模较小的银行,将在利率市场化中获得受益。进一步通过开放渠道竞争,小银行能够吸引更多的存款和扩大他们的业务。大型银行将能够缩减其存款基础融资成本上升。自由的存款利率也提高对在给定变化下的银行间利率存款和贷款利率,以及中介活动的影响。在利率市场化

后，尽管有些存贷利率的利润率将会缩减，银行业仍可能会面临更激烈的竞争。

我们的接下来要讨论的是一系列其他国家利率市场化的经验案例对中国的暗示。其他的改革者的经验提出了成功改革的先决条件,包括宏观经济稳定、健全的银行治理和在面对不同过度需求时的监督和适当的货币政策改革。当限制相对较少、私营部门的信贷需求不太可能改革时，利率市场化将是最简单的解决方法。这些利率市场化的先决条件似乎广泛存在于中国。然而,银行监管和货币政策需要保持警惕,尤其是在早期阶段的利率市场化。随着直接控制存款和贷款利率的损失,中国人民银行还必须更多地依赖于间接的货币政策工具。

一. 北欧国家

在20世纪80年代，芬兰、挪威、瑞典解除对金融部门的管制之前，与现在的中国很相似：限制在稳定的低利率；信用被分配，产生了一个非正式的市场贷款；银行倾向于相对安全的信用风险，其中产生的竞争是有限的。贷款利率限制导致了灰色市场的成长，但通常这些非正式部门的贷款都是银行通过他们的资产负债表外活动来提供的。金融体系仍然通过货币市场扮演着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银行占据着主导地位。

在1978年–1991年，这些北欧国家采取了多项措施，开放其金融市场。他们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早期放开大部分利率。最初，定量控制（包括准备金要求，有时信贷配额）被用来限制信贷增长，但很快这些限制被取消，最外部资本账户的限制被取消了。

解除管制后不久，在三个国家的贷款都激增了。在瑞典，四年里贷款占GDP 的比重从百分之40增加到接近GDP的百分之60，在芬兰和挪威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这些都反映了银行间竞争的深刻变化，以及强劲的经济增长。银行间的价格竞争加剧，使一些大的银行失去了市场优势。在挪威，在十年内，大型国有银行发现他们在贷款市场份额被侵蚀，从百分之40到百分之18。在瑞典，非银行金融机构大幅度增加了他们的份额从百分之45到百分之60。在芬兰，储蓄银行集中于风险更大的公司债券，股票，在更短的时间内使股份从百分之16增加到百分之25。随着贷款的增加，越来越多的资金通过在国内和国际银行间市场筹集资金，后者促进了资本账户自由化。在挪威和芬兰，贷存比率显著上升1以上。

另一方面，利率上下限变化是戏剧性的。然而在1980年到1990年所有国家

的实际利率都在上升，但瑞典的净利润率却保持稳定，在挪威和芬兰更是下降60–80个基点。利润率降低的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更加多的的贷款，银行被迫在货币市场及国外筹集资金。

没多久，一个全面的银行业危机开始浮现。到80年代末，经济压力的迹象开始变得明显。20世纪90年代早期，瑞典和芬兰开始进入了一个最深和最长时间的经济衰退。银行贷款的水平在解除管制后迅速萎缩的。私人消费在几年间没有回升，投资崩溃萎缩。

二. 美国的储蓄与贷款

储蓄和贷款的机构发现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存款利率的上限阻止了存款的夺取行为，因此存款基础收缩。在1980年，美国通过了一项法律，6年内逐步放开通过储贷机构所可以提供的存款利率。但是一个大的失误出现了：美联储突然的提高利率，使经济大幅紧缩。储贷机构被迫提供更高的利率以吸引存款，但站在资产方的立场下，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期间，他们主要是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保持低利率。面对这种不匹配，储贷机构无视贷款的潜在风险，扩大了对房地产开发商（包括商业和住宅）的贷款。在随后的几年中，超过1000的储蓄机构破产，总资产超过了500000000000美元。政府和纳税支出总成本总计超过150000000000美元。

在北欧国家的案例中，储贷危机是由监管宽容和道德风险而产生的，不是由存款利率市场化所引起的。储贷机构在已处于极大的财务困难时，仍将利率管制放开。关键的原因是，他们失去存款基础，主要是因为对存款利率控制和客户被吸引到银行体系的监管的调整较少。同时，他们积累的、作为贷款抵押的低利率长期债券，部分被低而稳定的资金成本所促进。到了80年代中期，市场变得清晰，存贷业务的结构是不可行的，更多的机会被给予了储贷机构在新的领域中扩大业务。由于宽松乏力的监管和监督，储贷机构被获准向从未接触过的债券和证券放贷和投资，面对这些新的商业机会，储贷监管机构也没有提出没有严格的资本要求，并认为储贷将会在短时间兴隆、重建资本。由于存款保险的支持，储贷机构开始从事更高风险的业务，其中许多被证明是不可行的，并为完成这些新业务推高存款利率以吸引资金。储贷机构的危机总成本已经大大降低了，宽容性监管将不复存在，监督能力将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