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从严”守住干部道德“底线”

“三个从严”守住干部道德“底线”

作者：人民论坛杂志 | 来自：人民论坛杂志编者按：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指出，组织部门讲党性，要做到“三个从严”，无疑是再次敲响了严守纪律的“警钟”。近年来，一些单位的选人用人“潜规则”频出，不仅葬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更影响了组织工作的权威，也让百姓对干部“官德”产生了质疑，而怎样树起危险警戒“高压线”值得探讨。
3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全国组织系统视频会上指出，组织部门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要求，带头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保证换届风清气正，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为党的十八大召开营造良好环境。
李源潮指出，组织部门讲党性，最重要的是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要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人事纪律，做到自身要求特别从严、制度约束特别从严、监督检查特别从严，旗帜鲜明地抵制各种错误思想，旗帜鲜明地抵制用人上不正之风。(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三个从严”树起危险警戒“高压线”
“玉不琢、不成器”，自去年地方换届工作大规模开展以来，极少数组工干部对严肃换届纪律的要求置若罔闻，弃人民利益于不顾，铤而走险，引火上身，不仅葬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更影响了组织工作的权威，玷污了组织部门的良好形象。“三个从严”在树起危险警戒“高压线”的同时，更督促组工干部自我加压，锤炼党性修养，坚定不移地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牢牢拧紧“螺丝钉”，在换届之年更好的“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只有组工干部的“螺丝钉”拧紧了，凝聚力、向心力增强了，才能构筑起牢不可摧的“防火墙”，提高党的肌体“免疫力”，更给力地迎接党的“十八大”召开，更有成效地争当“三服务”优秀标兵，争创“两满意”模范部门。(来源：人民网)
“三个特别从严”再敲严守纪律“警钟”
自身要求特别从严是“生命线”。打铁必须自身硬，自身要求特别从严是组织工作的生命线。制度约束特别从严是“护身符”。“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些古训俗语都强调了制度约束在规范行为、促进和谐中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制度约束特别从严是组织部门旗帜鲜明地抵制各种错误思想，旗帜鲜明地抵制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树好组工干部“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新形象的“护身符”。
监督检查特别从严是“检验剂”。督促检查是抓落实的重要途径和方法，特别是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监督检查是重要措施，要形成信访举报、

电话举报、网上举报“三位一体”的举报网络，特别从严加大对违规用人问题的查核力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发挥监督检查特别从严的震慑作用。唯有如此，才能达到“旗帜鲜明地抵制各种错误思想，旗帜鲜明地抵制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的要求。(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用人最是见官德
用人最是见官德：毛泽东曾“荐人未果”
1954年3月2日，毛泽东给其秘书田家英写信说道：李淑一女士，长沙柳直荀同志(烈士)的未亡人，教书为生，年长课繁，难乎为继。有人求我将她荐到北京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个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身为党和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向北京文史馆推荐馆员，竟然荐了几个都没有被录取。
用人作风正与不正，事关大局，最能体现领导干部的政治品质。这方面，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做出了很好的榜样。联想到今天在一些单位的选人用人情况。一些领导把自己的意愿当成组织的意愿，自己相中之人，“不是才也是才，不用也得用”。下级不敢不听，不能不办。结果是对领导个人有大“益”，而对事业却有百害而无一益。与此对应，一些下级组织或个人在选人用人工作中，见风使舵，看领导脸色、按领导意图办事。领导满意就是标准、领导交待就是原则，领导认为行就行，不行也行。更有甚者，不讲程序，不讲标准，主动迎合，一心想取得领导的欢心，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作铺垫。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些领导和下级一唱一和，相互呼应，才使得一些地方和部门将选人用人这一严肃课题庸俗化，将惟才是举的用人规则随意化，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
为“官”之德乃从政之本、用权之道
一些领导干部腐化堕落，往往先从德行败坏开始。一旦缺“德”，便会守不住底线，经不起诱惑，最后丢了官德更丢了官位。以“德”为先，才能行得正、坐得端，不为名利所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人情所困。常修为“官”之德，方能以德律己，以德树威，以德示人，带头风清气正。
干部要常修为“官”之德
官德败坏对老百姓的社会信任感冲击很大
如今，一些官员在台上宣讲道德头头是道，但当其以权谋私、生活腐化堕落的行径被查处后，百姓们发现，这些官员如此言行不一，甚至连基本的法律法规都不遵守，实在太不可信了。这样的事情多了，大家就对官员的道德水准整体上失望了。官员的行为对老百姓有示范效应，官德败坏对老百姓的社会信任感冲击很大。他们会觉得，社会管理者和精英都不讲道德，凭什么要求我们讲

道德? >>详细
干部要常修为“官”之德
做好“德”卷也是组织工作的发展之基，而群众满意度则是评分标准。组工干部要讲政治品德，牢记党性，服务大局;要讲思想道德，求真务实、清正廉洁;要讲职业官德，踏实干事，一心为民;更要讲社会公德，注重品行，争作表率。要把群众满不满意，高不高兴，接不接受作为衡量组织工作好坏的标尺，争作人民满意的干部。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而干部之德在为民。诚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领导干部只有常怀为民之心，忠实执政为民，多行利民之事，准确把握“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干出让群众满意的政绩，才能不负为政之德，获得百姓拥戴。(来源：荆楚网)
用实干、正气、廉洁提升“官德”
官德从实干中来。共产党员最大的、也是最基本的道德就是为人民服务。没有、离开或者丧失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就没有资格谈论官德。因此，为官从政者须牢记“权是民所授”、“权为民所用”的训导，真正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带着感情、责任，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利益问题，以实际行动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官德从正气中来。大凡正气存内、一身正气之人，绝不会被外邪所干犯。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正”乃立身之本，处事之道，为官之基。加强官德建设，就必须教育广大干部知足知止、保持本色，光明磊落，坚守正道、处事以正。如此，才能保持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
官德从廉洁中来。廉洁从政是领导干部“官德”的最好体现。为政不廉，就等于丢失了做人的基本道德，更遑论官德修养。因此，提高官德修养，就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坚持自律与他律相结合，自觉接受党纪国法和人民群众的监督，管住、管好自己的欲望，洁身自好，远离诱惑，坚守为人为官的道德底线，干净做事，清白为官。

官德败坏对老百姓的社会信任感冲击很大官德败坏对百姓的冲击2011年10月27日10:38 来源：中国青年报 法律可以保护道德，但不能取代道德。提出将见死不救行为立法论罪的人，可能是想通过法律的力量推崇“见义勇为”等道德行为，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如果自愿行为被法律规定为不得不做的事，那在一个做好事有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的社会道德环境下，老百姓可能会想尽办法规避帮助他人的责任。这就与立法意图背离了。还有一个风险是，用法律解决道德问题还容易让老百姓产生逆反心理。由于不做好事可能获罪

，老百姓对道德会产生畏惧感，进而反感道德。

近来，广东佛山女童小悦悦被碾轧身亡的事件引起全社会关注。该事件就像一把尖刀，刺中了我们这个道德虚弱的社会的心脏。针对“小悦悦事件”及其引发的全社会关于道德问题的大讨论，中国青年报记者日前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中国伦理学会秘书长孙春晨。

官德败坏对老百姓的社会信任感冲击很大

中国青年报：您怎么看“小悦悦事件”?

孙春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社会对道德问题的讨论从未停息过。早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机制的引入，社会上就有关于市场经济导致道德“滑坡”还是“爬坡”的论争。2007年“彭宇案”的判决，把能否见义勇为这一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这次“小悦悦事件”则将这一讨论推向了新的高潮。

从社会道德建设的角度看，公众关注和讨论道德问题是件好事。道德困惑越讨论越清楚，特别是在社会道德状况令人忧心的情况下，讨论有助于我们提高对道德问题症结的认识，这同时也说明，公众对于道德风气的好转依然抱有期待。试想，如果“小悦悦事件”出来后，大家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谁也没兴趣讨论，那就不仅可悲，而且可怕了。

浏览网络上的讨论，我看到，网民们在对未伸出援手的“18名路人”进行道德谴责的同时，也在进行自我道德反省。这是公众道德良知的体现。面对极端的反道德事件，我们有权对此表达道德义愤，但我们也需要冷静、理性地分析、讨论其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检讨我们当下的社会环境。

中国青年报：您怎么评价当下的社会环境?

孙春晨：首先，普通老百姓怨气比较大。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大都是造成怨气的原因。媒体不断曝光的炫富、为富不仁等现象，更加剧了普通百姓的不满情绪。而且，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尚未得到全面、有效的维护，各种社会保障制度还没覆盖到所有人。面对生活的不易和不可预知的未来，一些老百姓选择了为自己争取更大利益，不太顾及他人。

其次，整个社会弥漫着互不信任的社会心理。在经济领域，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不信任;在政治领域，公众对官员和政策效力不信任;在法律领域，公众对司法不信任。最后这些不信任扩展为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不信任。这样一来，一些基于信任的道德行为，在有些人那里就成了不太可能的事——小悦悦很可能就是这样被漠视的。

另外，一些老百姓对政府和官员的行为不满意。不可否认，清正廉洁、一心为民的好官不少，但以权谋私、侵害百姓权益的官员大家

也屡见不鲜。于是，人们对政府官员产生了怀疑，总觉得他们做什么事都对自己不公平，担心自己利益受损。有这种想法的人自然不会积极参与政府倡导的社会道德建设。

中国青年报：您是否在说官德对今天我们社会的道德水平影响极大?

孙春晨：是的。我们社会的道德环境恶化，官德败坏是重要原因。如今，一些官员在台上宣讲道德头头是道，但当其以权谋私、生活腐化堕落的行径被查处后，百姓们发现，这些官员如此言行不一，甚至连基本的法律法规都不遵守，实在太不可信了。这样的事情多了，大家就对官员的道德水准整体上失望了。官员的行为对老百姓有示范效应，官德败坏对老百姓的社会信任感冲击很大。他们会觉得，社会管理者和精英都不讲道德，凭什么要求我们讲道德?

官员应当成为老百姓的道德榜样，这并不是要求他们做道德圣人。虽然老百姓希望有越来越多的焦裕禄、孔繁森，但其实只要官员能严格遵守政策法规和职业道德，老百姓也就满意了。

可问题在于，有些官员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他们不仅不为老百姓办事，还把为人民服务的权力私人化。不少老百姓还感到与官员打交道很难，觉得与他们在人格上不平等。另外一个让老百姓痛恨的是官场上潜规则横行，只要有潜规则存在的地方，没权没势的老百姓都会感到很无力。

在民众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的情况下，在一些官员还在恣意妄为的同时，我们让老百姓讲道德、讲奉献，那便成了“官员感冒，老百姓吃药”。所以，我认为，要止住社会道德状况的恶化，需要全体民众的共同努力，其中特别要着力抑制官德败坏。

大中小学的道德教育必须联系实际，不能再应试化了

中国青年报：在关于“小悦悦事件”的讨论中，有人主张将见死不救行为立法论罪。您支持吗?

孙春晨：我反对。法律可以保护道德，但不能取代道德。当一个人因帮助他人而遭受诬陷时，法律应明辨是非，为道德撑腰，但法律不能将道德行为变成强制性的法律义务。道德行为源于个人对道德价值的认知和行动上的自觉。如果用立法来强制公民有道德，就剥夺了道德行为主体的自由，道德行为和法律行为也就没区别了。

另外，就可操作性而言，即使立法惩罚见死不救行为，在法律实践中也难以实施——你如何证明一个人“见”或“未见”?

提出将见死不救行为立法论罪的人，可能是想通过法律的力量推崇“见义勇为”等道德行为，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如果自愿行为被法律规定为不得不做的事，那在一个做好事有可能给自己带来麻

烦的社会道德环境下，老百姓可能会想尽办法规避帮助他人的责任。这就与立法意图背离了。还有一个风险是，用法律解决道德问题还容易让老百姓产生逆反心理。由于不做好事可能获罪，老百姓对道德会产生畏惧感，进而反感道德。

中国青年报：在本报社会调查中心开展的一项民意调查中，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面对当前的一系列问题，应加强道德教育。国家一直强调道德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开设了思想品德课。即便如此，当前的道德环境状况仍不令人满意。这是否说明，既有的道德教育存在问题?

孙春晨：的确如此。当下大中小学的道德教育脱离实际生活，教学内容空洞，而且还应试化了，学生能把课本上的道德规范背得滚瓜烂熟，但不一定去践行。

此外，学校的道德教育注重正面引导，对社会上存在的道德问题涉及较少。中小学生很难通过对教科书知识的学习提高分析社会道德现状、辨别不道德行为的能力。当他们走向社会时，他们会发现，社会道德生活不但与教科书中讲的有差别，而且很多人也没按照书上说的那样去做。这反过来会让他们对所学的道德知识产生质疑，自觉或不自觉地降低对自己的道德要求。

可以说，我们的道德教育方式急需改革!我们必须让孩子在道德场景中去认识道德对社会和个人的益处，自觉践行道德规范。我们还应适当地让学生了解当下社会道德领域存在的真实问题，告诉他们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危害，提高他们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

中国青年报：现在，面对各个领域不断出现的道德问题，有不少人非常悲观，有一种无力感。对此您怎么看?

孙春晨：我可以理解，但如果大家只是悲观，一味沉浸在无力感中却不行动起来，这个社会岂不会更糟?我主张大家从改善身边的小环境做起，坚守自己的良知与底线。比如，孝敬父母、遵守交通规则、给老人让座、爱护环境等，这些事看似很小，却不仅能给他人带来便利，增加他人对社会的温暖感受，还会给行动者自身带来快乐和自我肯定。另一方面，政府也应不断改善民生，努力保障老百姓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提升政府及官员在公众心目中的道德形象。(向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