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儒学“至圣”地位的确定

第29卷第4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7年7月 Vol. 29 No.4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July 2007────────── 收稿日期：2007-01-15作者简介：潘平安（1963-），男，湖北鄂州人，鄂州大学管理系讲师。

- 84 -论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儒学“至圣”地位的确定潘平安（鄂州大学 管理系，湖北 鄂州 436000）摘 要：以中国文化历史发展进程为脉络，辨证地分析历史赋予孔子儒学“至圣”地位形成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从正确认识文化孔子与政治孔子的真正内涵来确立其儒学“至圣”地位。

关键词：文化进程；偶然与必然；文化与政治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7）04-0084-03一、中国文化进程中的孔子为儒家“至圣”地位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中国文化进程的各层源流里，由于中国文化多元化的特点，孔子的地位是发展变化的，但其作为儒家圣人地位却是不变的。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以后，儒家文化很快就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在汉代儒学的意识形态化过程中，儒家文化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孔子则成了“为万世立法”宗教式的人物；魏晋南北朝及盛唐，儒家文化是在“玄学”盛行和佛教全面传入的情况下与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相互影响中发展的；宋明时期，随着宋明儒学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孔子的文化价值观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孔子本人也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

“百家争鸣”中的孔子。

战国“百家争鸣”时期，是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

“百家”之中，最著名的有儒、道、墨、名、法等各家。

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尚存有楚简《老子》、今本《老子》。

在今本《老子》中，有批判儒家仁、义、孝、慈学说的内容，但楚简《老子》基本上是肯定仁、义、孝、慈的，只是在仁、义之上，提出了一个“道”。

《论语》中并无批判老子道家的内容。

《论语》中有对“隐者”的记述，但 “隐者”并不能完全代表老子道家，而孔子只表明与他们“道不同”而已，并未针锋相对进行批判。

老子主张“无为”，孔子也有“无为而治”的话[1]。

这说明，孔子思想，从一开始就有很大的包容性。

墨家创始人是墨子，战国时期，儒、墨并称“显学”。

墨家是公开批评儒家的，墨子提倡 “天志”而反对孔子的“命”，有明显的宗教内容。

但墨子所反对的“命”，主要指孔子学说中的“命定论”思想，至于孔子的“知天命”、“畏天命”更深一层的意义，似乎未能进入墨子的视野。

而这些思想后来成为儒家“天人之学”最重要的问题，其影响深远。

儒家并不一概反对“功”和“利”，但是将“道”和“义”提升为第一原则，作为人生的准则，儒家关心社会的人文价值占了主导地位，代表了中国文化的另一个发展方向。

中国文化就其根源而言，是“儒道同源”。

所谓“源”，正是从中国文化的源头上说的。

这个源头，就是“天人之际”的问题，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更强调个人与自然相统一超社会的“天人合一”境界，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则追求人与社会、自然整体和谐的“天人合一”境界。

汉代宗教化中的孔子。

就其政治涵义而言，汉代文化是统一的帝国文化。

经过汉初短暂的“无为而治”之后，儒家文化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孔子则成了“为万世立法”宗教式的人物。

在儒学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中，汉代大儒董仲舒起了重要作用。

在他著名的“天人三策”中，董仲舒第一次提出，要废除其他各家学说，用孔子的学说来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

从文化的意义上说，董仲舒建立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包括人与自然在内的宇宙论学说。

其主要特征是，以天为最高主宰，将孔子的儒学进一步宗教化。

汉代提倡经学，以儒家“五经”（《易》、《诗》、《书》、《礼》、《春秋》）为经典，设博士官。

到了东汉，“谶纬”之学盛行，“谶纬”之学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一个特殊现象，意在神化孔子，为当时的政治服务，其中有许多荒诞不经的内容，也有一些科学因素。

孔子的学说，具有深刻的宗教精神，其中，敬畏天命的思想就表现了这一点。

孔子的敬畏，就是敬畏自然界的神圣价值和使命，这种价值和使命正是要人来实现，这就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真正含义。

孔子从不以上帝的使者或上帝的神圣意志代言人而自命，而是以完成自然界赋予自己的使命而自任。

汉代的宗教化运动，将天说成是人格化的神，将孔子也说成是神，这是对孔子学说的宗教化的发展。

道、佛并存时期的孔子。

中国文化是多元的，儒家文化潘平安：论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儒学“至圣”地位的确定- 85 -是在与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的相互影响中发展的。

魏晋南北朝是“玄学”盛行的时期。

玄学兴起之时，有所谓“三玄”，即《老子》、《庄子》、《周易》，但是其中的《周易》并不是道家著作，这说明，玄学从一开始就有融合儒、道的倾向。

最早的玄学家何晏，有《论语集解》，最著名的玄学家王弼，则有《周易注》以及对《论语》的解释，他们都承认孔子是圣人。

玄学融合儒、道的方式，通常是以道解儒，以老庄解孔，使孔子成为道家化的圣人。

儒家提倡“名教”，而道家提倡“自然”，这是儒、道两家在其发展中各自表现出来的主要倾向，也是当时人们的共识。

特别是经过东汉末年在“名教”问题上暴露出各种不良倾向之后，这个问题就更引起玄学家们的重视。

实际上，郭象的“崇有”之说，意味着孔子被玄学化之后，又一次在寻求自然与社会相统一中得到了进一步肯定。

唐朝中后期的“古文运动”，更是文化界掀起的第一次儒学复兴运动。

这既是一次文学运动，又是一次思想运动，“文以载道”是其主要宗旨，这个“道”就是孔子之道。

韩愈的《原道》，提出了儒家的“道统说”，将孔子的“仁义”规定为道之“定名”，他的《原人》，则以恢复孔子的人性学说为目的。

柳宗元、刘禹锡等人都以“文以载道”为宗旨，提倡孔子学说，同时表现出吸收、融合佛教思想的倾向，为以后全面的儒学复兴揭开了序幕[2]。

宋明儒学中的孔子。

宋明时期，儒学（又称“新儒学”）取代了佛学而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主流思潮，持续了七百多年，不仅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对周边国家及地区产生了较大影响。

正是在这个时期，孔子的文化价值观成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孔子本人也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

宋明儒学不同于宋以前的汉唐儒学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其经典依据已经由“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取代了原来的“五经”。

汉、唐时期的儒家文化，是以“五经”为经典的，“五经”虽然经过孔子的整理、“删削”，但仍被认为是由孔子以前的圣人所传，特别是周公所传。

从文化史的角度讲，儒家文化是由孔子开创，儒家思想的基础是由孔子奠定的。

儒家虽有“道统”之说，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子，韩愈又加上孟子，宋以后又加上二程、朱子，但真正建立儒家之“道”的是孔子，这无可置疑。

宋明儒家建立了各自的儒学体系，内部也有不同流派，但是他们都以继承和发挥孔子思想为己任，都以孔子为圣人，这一点也是无可置疑的。

有人说，讲儒学或儒家文化，应当从孔子开始，这完全正确。

所以说一部中国文化史就是解释孔子的历史。

二、文化历史进程中的偶然性与必然性成就了孔子儒学“至圣”地位从偶然因素来看：一种思想学说在创立之后能否发展、巩固、长存，取决于人的提出、信奉、发展、巩固。

儒学在其发展历程中，数次起落，绝处逢生。

在这些重大的转机中，常常是人的因素在起着微妙的作用。

孔子的历史地位与儒学的存在兴盛唇齿关联，他历史地位的形成与这些不可预期的因素密切关联。

自古传至今的“礼”的观念（礼仪秩序、伦理道德）当时已普遍被人们接受，不只是孔子及其开创的儒家学派尊崇“礼”，其他诸家学派思想的核心也是“礼”。

而孔子在无意之中利用了人们这种文化传统心理，并将它激发出来，他还有意无意地通过各种“措施”为自己学说的保存流传开辟了途径。

如历代儒家佼佼者们不断地为儒学添砖加瓦，为儒学的发展和地位的巩固所作的努力，以及为孔子历史地位的形成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这些方面看，有其偶然性。

从必然因素看：孔子的“智慧”、儒学的“包容性”、统治者的喜好、重视成为形成其“至圣”地位的必然。

孔子“智慧”，不是说他的学说有多么博大精深，思想有多么深邃久远，而是说他如何使其学说得以保留至今，并发展成为正统思想，从而获得“至圣先师”、“文宣王”等名份。

孔子的思想学说以“礼”和“仁”为核心，这只不过是孔子为达到“礼治”目的而采用的一种手段性学说。

当时，面对“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因其保守的性格而提倡“克己复礼”，提倡礼仪秩序，一个历史的巧合，“时势造英雄”就这样地发生了。

孔子的学说与道家学说、法家学说相比，有很大的易理解性与柔和性，所提倡的“礼”和“仁”又是强调礼仪规范和道德修养，很贴近人们的生活，更容易被统治者和民众接受。

所以说，迎合民众和统治者的“口味”，是孔子的“智慧”之一。

另一个智慧是利用周室衰微而导致文化下移和学在四夷的机会兴办私学。

三千弟子在当时已属不少，又有再传弟子......绵延不绝。

可以说，孔子兴办私学，为其学说的流行，以至最终成为一大“显学”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

儒学的“包容性”。

大儒自身的思想具有包容性。

大儒们“好学”的性格使他们博采众家，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兼并了其他思想学说。

荀子以儒为主，博采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诸说，开创了“一部历代儒生在传统儒学的基础上不断兼综百家的历史”[3]。

荀子、董仲舒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们或许纯属个人的好学精神却代表了儒家思想具有的包容性。

他们勤奋好学，求知心强，不拘于、也不满足于儒学的传统著作，于是他们就“跨领域学习”，这是出于迎合统治者统治需要的政治原因造成的。

统治者的喜好、重视。

孔子思想学说具有易理解性与柔和性，贴近人们的生活，易于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这是统治者们喜好儒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经过历代大儒，尤其是西汉的董仲舒和南宋的朱熹改造后的儒家思想适应了统治者统治的需要，成为统治的工具。

另一个原因是孔子著书立传。

孔子知识渊博、多才多艺，熟练地掌握了一般人所不能掌握的礼、乐、御、书、数六艺。

他在周游列国吃尽闭门羹回到鲁国后，失去了从政的热情，便投入求知教育研究。

在从事第29卷第4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7年7月- 86 -教育的同时注重著书立传，删《诗》《书》，订《礼》《乐》，作《春秋》。

这些书籍后来成了儒家的经典著作，流传至今。

虽然孔子决定自己“述而不作”，但他的弟子及再传弟子们所编的《论语》却清楚地记载着他的思想观点[4]。

一方面著书多，被民众接触到的机会就越多，久而久之就会在民众心中产生深远的影响。

另一方统治者要加强自己的统治，就必须想方设法增强自己的才略，读书是一个重要途径。

总之，统治者的个人因素对于儒学思想能否成为当时的“官方思想”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儒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要与这些统治者的个人“口味”、兴趣相“配合”才能得到重视，赢得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