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达出处 明道述志

穷达出处明道述志《文选》卷十四、卷十五、卷十六共收入赋体“志”类作品四篇，即班固《幽通赋》、张衡《思玄赋》《归田赋》及潘岳《闲居赋》。

所谓“志”，是指创作主体直接抒发的自我情志。

《文选》“志”类作品是汉魏六朝辞赋创作中重要的一种体类，陆机《遂志赋》序曰：昔崔篆作诗，以明道述志，而冯衍又作《显志赋》，班固作《幽通赋》，皆相依仿焉。

张衡《思玄》，蔡邕《玄表》，张叔《哀系》，此前世之可得言者也。

崔氏简而有情，《显志》壮而泛滥，《哀系》俗而时靡，《玄表》雅而微素，《思玄》精练而和惠，欲丽前人，而优游清典，漏《幽通》矣。

班生彬彬，切而不绞，哀而不怨矣。

崔、蔡冲虚温敏，雅人之属也。

衍抑扬顿挫，怨之徒也。

岂亦穷达异事，而声为情变乎！余备托作者之末，聊复用心焉。

陆机此序点评“志”类代表性作品，同时也揭示出两汉魏晋“志”类辞赋创作存在着一种前后承继、“皆相依仿”的类型化特征。

可以说，汉魏六朝“志”类辞赋创作，既有纵贯这一时期大致相同的情感主题，也有随时代、社会思潮的变迁而体现出的创作主体个体情感的差异。

首先，此类作品往往是在创作主体怀才不遇下的“明道述志”之作。

上引陆机《遂志赋序》言及“昔崔篆作诗，以明道述志”，崔篆诗不存，《后汉书?崔篆传》存有一篇《慰志赋》，陆序又言“崔氏简而有情”，此所谓诗者指的就是此篇《慰志赋》。

由于作品的散佚，我们对陆机所评诸篇不能有更多的了解，但是序中涉及“穷达异事”、“声为情变”，则概括了此类作品与士大夫穷达出处的密切关系。

陆机提到的班固《幽通赋》与张衡《思玄赋》，《文选》也皆加收录。

我们若与作者仕历联系起来考察，可以看出穷达出处对作者创作的影响。

班固《幽通赋》，李善注曰：“《汉书》曰：班固作《幽通赋》以致命遂志。

赋云‘觌幽人之仿佛’，然幽通谓与神遇也。

”释“幽”为“幽人”，“幽通”释为与神人相遇。

篇题是一篇的灵魂，这一解释除了与“觌幽人之仿佛”句相合外，很难解释全篇主旨。

《幽通赋》中“幽”，除李善提到的“觌幽人之仿佛”一句外，还有一句“胥仍物而鬼诹兮，乃穷宙而达幽”，李善注曰：“圣人须因卜筮，然后谋鬼神，极古今，通幽微也。

”释“达幽”为“通幽微”，此“达幽”乃“通幽”，实“幽通”倒叙，“幽通”乃幽微通达之义。

宇宙有幽微难达之理，人生也有幽微难明之时。

《汉书?叙传上》载班固“弱冠而孤，作《幽通》之赋，以致命遂志”。

“致命遂志”，语出《易?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意谓君子在困顿之时，守死善道以实现志愿。

班固父班彪卒于光武帝刘秀建武三十年（54），时班固“实际已经二十三岁。

说‘弱冠’，笼统言之”（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

此时班固忧虑自己年轻孤弱，前途不明，忧家业绪坠。

班固《幽通赋》所表达的就是如何识达人生幽微难明、祸福相依、起伏跌宕的道理，从而为人生处穷幽隐之时，寻找一个立身处世的原则。

这一主题始终贯穿《幽通赋》，赋的开篇追述自己的家世，言“懿前世之纯淑兮，穷与达其必济”，特别强调先祖德行纯美，无论穷达都抱有济世之心。

这也给二十余岁的班固带来巨大的责任与压力：“咨孤蒙之眇眇兮，将圮绝而罔阶，岂余身之足殉兮？世业之可怀。

”担心自己孤弱幽微，无法继承先业，导致家业毁绝。

因日夜思虑，班固做了一个梦，梦中梦见自己登山远眺，神人持葛藤给自己，并告诫自己山高谷深，不要坠落山谷。

梦醒后班固自解其梦，认为这既是吉象，又包含警戒；既预示着通达，但又要时刻戒惕。

班固列举了历史上众多的祸福相依之事，并没有走上老庄齐万物等生死之道，而是以儒家的精诚修德、守死善道作为自己幽微之时的处世原则。

这种幽微通达之理，在赋的乱词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天造草昧，立性命兮。

复心弘道，惟圣贤兮。

浑元运物，流不处兮。

保身遗名，民之表兮。

舍生取谊，以道用兮。

忧伤夭物，忝莫痛兮。

皓尔太素，曷渝色兮。

尚越其几，沦神域兮。

”表达了以下三层意思：一是人生天地之间，应该取法高远，效法圣贤，存心弘道，垂名后世；二是人生短暂，应该珍惜生命，忧辱伤生，这是人生最大的悲哀；三是效法天地之道，无论穷达，守死善道，庶几可以通幽识微，达到神明境界。

可以说，《幽通赋》乃是班固孤弱之时的励志之作。

虽然班固此时人生幽微难明，但是渴望用世之心、绍绪家业之心坚定，故与其经历世事沧桑、历经宦海沉浮之作相比，此篇所表现的是对人生穷达相济、幽通相成的理解，表现的是修道待命的坚定信念。

马积高先生《赋史》将此篇与贾谊《鸟赋》相比，指出儒、道两家文化对二人的不同影响，甚是。

这一方面如马先生所言是时代的变迁、学术思潮的变化在创作上的反映，同时也是个人经历、情感祈向不同的表现。

《后汉书?张衡传》载张衡在汉顺帝阳嘉年间（132—135）“迁侍中，帝引在帷幄，讽议左右。

尝问衡天下所疾恶者。

宦官惧其毁己，皆共目之，衡乃诡对而出。

阉竖恐终为其患，遂共谗之。

衡常思图身之事，以为吉凶倚伏，幽微难明，乃作《思玄赋》，以宣寄情志”。

张衡卒于汉顺帝永和四年（139），那么，此篇应作于汉顺帝阳嘉至永和四年年间，已是张衡的晚年，阉竖的排斥是创作此篇的原因。

此篇仿《离骚》，言己秉持道德，却生不逢时，并贯穿着世俗之伪态与自己秉德守义之间的冲突，因而产生去留的矛盾与抉择。

最后以占卜的方式求得吉占而远游，表示与世俗的决裂。

张衡此篇题作“思玄”，五臣注曰：“思玄者，思玄远之德而已。

”张衡此篇开篇云“仰先哲之玄训兮，虽弥高而弗违。

匪仁里其焉宅兮，匪义迹其焉追”，“思玄”之“玄训”，即儒家强调的仁义与修身之道，并在此之中求得安身立命之所，如篇中言“默无为以凝志兮，与仁义乎消摇。

不出户而知天下兮，何必历远以劬劳”。

因而在最终的结局上，表现出与屈原生死以之的抗争态度不同。

与班固《幽通赋》相较，班固虽然感到人生祸福相倚，但人生只要守死善道，幽微可通。

而作于张衡晚年的《思玄赋》，其思玄即回归道德的本身，并不在于对现实人生有所冀盼，而是求得精神与灵魂的最后归宿。

故陆机言显志类作品“穷达异事”，声情相异，正是着眼于作者的不同心境，但都面临着穷达出处的思考则是一致的。

其次，“志”类之作，往往在篇名上以退守田园或闲居的方式，表现个体处于黑暗现实中人生价值与实践取向，此类以张衡《归田赋》发其端，潘岳《闲居赋》、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谢灵运《山居赋》、沈约《郊居赋》等继之。

《文选》选录了张衡《归田赋》和潘岳《闲居赋》作为代表，颇具眼光。

如果说以上《幽通赋》、《思玄赋》还是着重于个体的穷达出处之思，寻求一种精神家园，那么，此类作品则侧重于自我的超脱，以“归田”或是“闲居”的方式，通过对自己退守或处穷时的生活价值的自我肯定来展示个体在黑暗现实中的自处自守。

张衡的《归田赋》，马积高先生《赋史》称“它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以写田园隐居的乐趣为主题的作品”。

张衡《归田赋》开篇即说“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

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

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

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

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因而此篇与《思玄赋》可能作于同一时期。

另外，开头这一段，虽然只占全篇的四分之一，但是却让我们感受到张衡“归田”的动因，是用“归田”这种方式表达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并寻找一种人生之乐。

故而接下来的四分之三的篇幅，从三个方面表现了归田之乐：一是田园仲春美景，足以让人“于焉逍遥，聊以娱情”；二是在田园中垂钓弋射之娱；三是沉潜诗书之乐。

这三个方面能使人达到纵心物外、荣辱皆忘的境地。

因而此篇最后两句“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与开篇“俟河清无期”的失望相呼应，昭示了张衡归田之乐，是以一种张扬自身独处的价值，表达对现实的不满与对自身处境的超越。

从退守的角度表现对自我价值的持守，这种思想是儒家穷达出处之思早已设定的，张衡此篇的价值在于，不仅持守这种传统的精神回归以消忧的方式，同时将这种精神持守转向现实生活中，从田园景色以及田园乐趣中寻找一种人生的愉悦，使传统士大夫失意后从内心的超越走出，走向外在的生活。

马积高先生同时指出这一主题对以后诗文主题产生很大的影响。

单就辞赋创作来看，此篇对后世的影响在于形成了一种“归田—闲居”的主题，表现了士大夫文人仕宦失意情境之下对自我处穷情境的一种价值肯定。

此类作品，如曹植的《闲居赋》，张华《归田赋》，潘岳《闲居赋》，庾阐《闲居赋》，湛方生《游园咏》、《怀归谣》，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谢灵运《山居赋》，沈约《郊居赋》等，无不是这一主题的延伸。

《晋书?潘岳传》载潘岳“既仕宦不达，乃作《闲居赋》”，那么，《闲居赋》是仕宦不达的产物。

《闲居赋序》颇见潘岳写作此篇的满腹牢骚，潘岳在序中提出立功立事、取名当世是士大夫普遍追求的人生价值与目标，这也是潘岳所信奉并努力加以实践的，但是实际的政治生活却是官运偃蹇。

与“巧宦”相对，潘岳自列于拙者之列，其牢骚不满溢于言表。

但是，潘岳却努力从理性与情感的角度将自己赋闲家居的生活价值化，从感情的角度讲，可享天伦之乐、逍遥之娱；从理性的角度言，潘岳用《论语》中孔子曾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

”认为自己养亲奉老，友于兄弟，从政于家，也是为政，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拙者为政的方式，既有不平不满，更有以此自持对抗巧宦的用意。

故潘岳的“闲居”之地，不是僻幽之地，而是紧临京都，篇中有对京都的壮观与巨丽的描写，是为了突出自己善择里仁之地。

篇中对自己闲居之地富贵安乐的描写，让人感到“人生安乐，孰知其他”，主要张扬了拙者为政的生活方式与人生价值。

金代元好问《论诗绝句》云：“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

高情千古《闲居赋》，怎信安仁拜路尘。

”潘岳晚年与石崇一起对外戚贾谧望尘而拜的举动以及潘岳为贾后草拟陷害太子的《祷神文》，实为其人生的两大污点，因而影响到人们对潘岳《闲居赋》的正确认识与评价，元好问所论即是代表。

但据《闲居赋序》，潘岳“自弱冠涉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进阶，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职，迁者三而已矣”，他作此篇时在晋惠帝元康六年（296）或稍前。

据张国星先生考证，“二十四友”的正式形成要在元康七年到八年之间（张国星《关于〈晋书?贾谧传〉中的“二十四友”》，载《文史》第二十七辑）。

石崇于元康六年出为征虏将军，假节监徐州诸军事，镇下邳，在任三年，约在元康八年归洛，那么，潘岳作《闲居赋》时根本不可能和石崇一道对贾谧望尘而拜的，他们“望尘而拜”只能是元康八年之后的事。

指出《闲居赋》的作时，意在说明潘岳一生以作《闲居赋》为标志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潘岳并不善于钻营，虽曾被贾充辟为太尉掾，被杨骏选为太傅主簿，任职要门，但未见阿附的劣迹，因而久居微官，仕途并不顺利。

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只要在官，潘岳对待政务总是十分认真。

可以说，在依附贾谧前，积极入世，意欲有为，渴望建功立业是潘岳思想的主导一面。

但是，潘岳所处的时代并未给潘岳提供按照他自己意愿进仕的途径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