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达出处 明道述志

穷达出处明道述志

《文选》卷十四、卷十五、卷十六共收入赋体“志”类作品四篇，即班固《幽通赋》、张衡《思玄赋》《归田赋》及潘岳《闲居赋》。所谓“志”，是指创作主体直接抒发的自我情志。《文选》“志”类作品是汉魏六朝辞赋创作中重要的一种体类，陆机《遂志赋》序曰：

昔崔篆作诗，以明道述志，而冯衍又作《显志赋》，班固作《幽通赋》，皆相依仿焉。张衡《思玄》，蔡邕《玄表》，张叔《哀系》，此前世之可得言者也。崔氏简而有情，《显志》壮而泛滥，《哀系》俗而时靡，《玄表》雅而微素，《思玄》精练而和惠，欲丽前人，而优游清典，漏《幽通》矣。班生彬彬，切而不绞，哀而不怨矣。崔、蔡冲虚温敏，雅人之属也。衍抑扬顿挫，怨之徒也。岂亦穷达异事，而声为情变乎！余备托作者之末，聊复用心焉。

陆机此序点评“志”类代表性作品，同时也揭示出两汉魏晋“志”类辞赋创作存在着一种前后承继、“皆相依仿”的类型化特征。可以说，汉魏六朝“志”类辞赋创作，既有纵贯这一时期大致相同的情感主题，也有随时代、社会思潮的变迁而体现出的创作主体个体情感的差异。

首先，此类作品往往是在创作主体怀才不遇下的“明道述志”之作。上引陆机《遂志赋序》言及“昔崔篆作诗，以明道述志”，崔

篆诗不存，《后汉书?崔篆传》存有一篇《慰志赋》，陆序又言“崔氏简而有情”，此所谓诗者指的就是此篇《慰志赋》。由于作品的散佚，我们对陆机所评诸篇不能有更多的了解，但是序中涉及“穷达异事”、“声为情变”，则概括了此类作品与士大夫穷达出处的密切关系。陆机提到的班固《幽通赋》与张衡《思玄赋》，《文选》也皆加收录。我们若与作者仕历联系起来考察，可以看出穷达出处对作者创作的影响。班固《幽通赋》，李善注曰：“《汉书》曰：班固作《幽通赋》以致命遂志。赋云‘觌幽人之仿佛’，然幽通谓与神遇也。”释“幽”为“幽人”，“幽通”释为与神人相遇。篇题是一篇的灵魂，这一解释除了与“觌幽人之仿佛”句相合外，很难解释全篇主旨。《幽通赋》中“幽”，除李善提到的“觌幽人之仿佛”一句外，还有一句“胥仍物而鬼诹兮，乃穷宙而达幽”，李善注曰：“圣人须因卜筮，然后谋鬼神，极古今，通幽微也。”释“达幽”为“通幽微”，此“达幽”乃“通幽”，实“幽通”倒叙，“幽通”乃幽微通达之义。宇宙有幽微难达之理，人生也有幽微难明之时。《汉书?叙传上》载班固“弱冠而孤，作《幽通》之赋，以致命遂志”。“致命遂志”，语出《易?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意谓君子在困顿之时，守死善道以实现志愿。班固父班彪卒于光武帝刘秀建武三十年（54），时班固“实际已经二十三岁。说‘弱冠’，笼统言之”（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此时班固忧虑自己年轻孤弱，前途不明，忧家业绪坠。班固《幽通赋》所表达的就是如何识达人

生幽微难明、祸福相依、起伏跌宕的道理，从而为人生处穷幽隐之时，寻找一个立身处世的原则。这一主题始终贯穿《幽通赋》，赋的开篇追述自己的家世，言“懿前世之纯淑兮，穷与达其必济”，特别强调先祖德行纯美，无论穷达都抱有济世之心。这也给二十余岁的班固带来巨大的责任与压力：“咨孤蒙之眇眇兮，将圮绝而罔阶，岂余身之足殉兮？世业之可怀。”担心自己孤弱幽微，无法继承先业，导致家业毁绝。因日夜思虑，班固做了一个梦，梦中梦见自己登山远眺，神人持葛藤给自己，并告诫自己山高谷深，不要坠落山谷。梦醒后班固自解其梦，认为这既是吉象，又包含警戒；既预示着通达，但又要时刻戒惕。班固列举了历史上众多的祸福相依之事，并没有走上老庄齐万物等生死之道，而是以儒家的精诚修德、守死善道作为自己幽微之时的处世原则。这种幽微通达之理，在赋的乱词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天造草昧，立性命兮。复心弘道，惟圣贤兮。浑元运物，流不处兮。保身遗名，民之表兮。舍生取谊，以道用兮。忧伤夭物，忝莫痛兮。皓尔太素，曷渝色兮。尚越其几，沦神域兮。”表达了以下三层意思：一是人生天地之间，应该取法高远，效法圣贤，存心弘道，垂名后世；二是人生短暂，应该珍惜生命，忧辱伤生，这是人生最大的悲哀；三是效法天地之道，无论穷达，守死善道，庶几可以通幽识微，达到神明境界。可以说，《幽通赋》乃是班固孤弱之时的励志之作。虽然班固此时人生幽微难明，但是渴望用世之心、绍绪家业之心坚定，故与其经历世事沧桑、历

经宦海沉浮之作相比，此篇所表现的是对人生穷达相济、幽通相成的理解，表现的是修道待命的坚定信念。马积高先生《赋史》将此篇与贾谊《鸟赋》相比，指出儒、道两家文化对二人的不同影响，甚是。这一方面如马先生所言是时代的变迁、学术思潮的变化在创作上的反映，同时也是个人经历、情感祈向不同的表现。

《后汉书?张衡传》载张衡在汉顺帝阳嘉年间（132—135）“迁侍中，帝引在帷幄，讽议左右。尝问衡天下所疾恶者。宦官惧其毁己，皆共目之，衡乃诡对而出。阉竖恐终为其患，遂共谗之。衡常思图身之事，以为吉凶倚伏，幽微难明，乃作《思玄赋》，以宣寄情志”。张衡卒于汉顺帝永和四年（139），那么，此篇应作于汉顺帝阳嘉至永和四年年间，已是张衡的晚年，阉竖的排斥是创作此篇的原因。此篇仿《离骚》，言己秉持道德，却生不逢时，并贯穿着世俗之伪态与自己秉德守义之间的冲突，因而产生去留的矛盾与抉择。最后以占卜的方式求得吉占而远游，表示与世俗的决裂。张衡此篇题作“思玄”，五臣注曰：“思玄者，思玄远之德而已。”张衡此篇开篇云“仰先哲之玄训兮，虽弥高而弗违。匪仁里其焉宅兮，匪义迹其焉追”，“思玄”之“玄训”，即儒家强调的仁义与修身之道，并在此之中求得安身立命之所，如篇中言“默无为以凝志兮，与仁义乎消摇。不出户而知天下兮，何必历远以劬劳”。因而在最终的结局上，表现出与屈原生死以之的抗争态度不同。与班固《幽通赋》相较，班固虽然感到人生祸福相倚，但人生只要守死善道，幽微可通。

而作于张衡晚年的《思玄赋》，其思玄即回归道德的本身，并不在于对现实人生有所冀盼，而是求得精神与灵魂的最后归宿。故陆机言显志类作品“穷达异事”，声情相异，正是着眼于作者的不同心境，但都面临着穷达出处的思考则是一致的。

其次，“志”类之作，往往在篇名上以退守田园或闲居的方式，表现个体处于黑暗现实中人生价值与实践取向，此类以张衡《归田赋》发其端，潘岳《闲居赋》、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谢灵运《山居赋》、沈约《郊居赋》等继之。《文选》选录了张衡《归田赋》和潘岳《闲居赋》作为代表，颇具眼光。如果说以上《幽通赋》、《思玄赋》还是着重于个体的穷达出处之思，寻求一种精神家园，那么，此类作品则侧重于自我的超脱，以“归田”或是“闲居”的方式，通过对自己退守或处穷时的生活价值的自我肯定来展示个体在黑

暗现实中的自处自守。张衡的《归田赋》，马积高先生《赋史》称“它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以写田园隐居的乐趣为主题的作品”。张衡《归田赋》开篇即说“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因而此篇与《思玄赋》可能作于同一时期。另外，开头这一段，虽然只占全篇的四分之一，但是却让我们感受到张衡“归田”的动因，是用“归田”这种方式表达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并寻找一种人生之乐。故而接下来的四分之三的篇幅，从三个方面表现了归田之乐：一是田园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