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生殿》——关于爱情与责任的永远的困惑

《长生殿》——关于爱情与责任的永远的困惑

摘要：很多观点认为，《长生殿》的主题在于歌颂了李杨二人的一段人间至情，它从《牡丹亭》的情至思想一脉发展而来，并将其融入到宏大的历史社会背景中，从而将“万里何愁南共北，两心那论生和死”的人间真爱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但我们更应该看到，作者的目的绝不仅仅局限于此，大量篇幅的爱情描写，其实从侧面反映了另一个主题——理智与情感的冲突和博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爱情和责任之间的选择是这个人世间永恒的困惑，作者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把这个困惑推向了读者，而这种摇曳两难的境地，成为了《长生殿》超越时空的真正魅力所在。

关键词：爱情，责任，封建帝制，男权社会，困惑

一, 写情，情不知何起，一往而深

一部《长生殿》，首先是一部情史。且是一部在传统文学中不易见到的真情史。洪升本人亦说，每读白乐天之《长恨歌》，辄作数日恶。出于他的个人偏爱，也出于剧本思想发展的需要，他是把这段生死之恋作为理想的爱情来歌颂的。

李杨二人，可贵处在于双方都把爱情当做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而这一点，在杨玉环，逾越了她作为一个帝妃应表现的淑慎贤仪，在李隆基，则根本背弃了他作为一个履九重之尊的帝王首先对江山社稷应尽的义务。这是他们爱情的最感人处，也是最失败处。

杨妃的形象，在洪升笔下已经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净化。关于李隆基和杨玉环的故事历史记载颇多，杨妃带给人的，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祸水式的负面印象，如果片面追求历史真实，那么这两个人无非是平常的沉溺享乐的帝王后妃，而最终自食恶果。而这跟人间至情是毫不相关的。为了将李杨情缘塑造成理想的爱情模式，洪升对历史大做手脚，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他是在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将李杨二人的乱伦关系完完全全抹去。关于李隆基与杨玉环的关系，正史如《新唐书》、《资治通鉴》中都有记载。如《新唐书·杨贵妃列传》记载：“玄宗贵妃杨氏，隋梁郡通守汪四世孙。徙籍蒲州，遂为永乐人。幼孤，养叔父家。始为寿王妃。”而寿王，正是武惠妃之子，是玄宗最宠爱的小儿子。父夺子妻，历史上李杨爱情的基础如此不堪，洪升却视若无睹，仅用“昨见宫女杨玉环，德性温和丰姿秀丽，卜兹吉日，册为贵妃”一笔便轻轻带过了。除此以外，其他有损杨贵妃形象的历史材料，洪升也一概删削不用，如正史野史颇多议论的杨贵妃与安禄山的关系，如《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记载：“后三日，召禄山入禁中，贵妃以锦绣为大襁褓，裹禄山，使宫人以舆舁之。上闻后宫欢笑，问其故，左右以贵妃三日洗禄儿对。上自往观之，喜，赐贵妃洗儿金银钱，复厚赐禄山，尽欢而罢。自是禄山出入宫掖不禁，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洪升对此都忽略不计，还采用民间传说给杨玉环安了一个蓬莱玉妃的前身，并且通过《闻乐》《制谱》、《舞盘》等出表现了她高贵的出身和非凡的艺术才华。这样，《长生殿》中的杨玉环便脱离了历史真实带来的负面印象，而真正成为了一个冰清玉洁、才华横溢的痴情女子，她容华绝代，精音律，善歌舞，兰心蕙质。与明皇一见钟情，感情渐深。为固宠，她力求在才艺上压倒梅妃；为保卫爱情，她不惜使用娇、妒、痴、怨、闹等手段，面对死亡威胁，毫不畏惧，希望牺牲自己保全所爱的人，并且死后一灵不灭，先是魂灵追随明皇，后情愿谪下仙班，再续前缘。这样，杨妃就成了一个为爱而死又为爱永生的至情至爱的形象，从而寄予了作者一种一厢情愿的美好的爱情理想。

而关于唐明皇的形象，作者自己也说了，念情之所至，在帝王家少有，故而他将唐明皇的形象人性化，感性化，塑造了一个专一的重情的“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帝王形象。帝妃婚姻本身的不平等决定了它难以完美地诠释这种至情至爱，于是，洪升创造性地发挥，赋予唐明皇一个由不专情到至情的转变。唐明皇从追求声色变为对杨贵妃深情呵护，变后宫佳丽三千

人到只宠爱杨妃一人，到后来经历了生离死别后的悲苦，上天入地的追寻，他身上轻薄寡恩、朝三暮四的皇族色彩逐渐减少以至褪尽，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对爱情越来越专一和执着、对爱情的追求越来越强烈和赤诚的普通人形象。唐明皇由重色、不专一发展到重情、专一，展现的是一种平民化的、人性化的爱情追求。这体现了洪升的爱情观：爱情，应该是建立在双方平等，互相视对方为生命中独一无二的部分的基础之上的。爱一个人，就是把她当做生命的全部。唐明皇的这种态度转变，是对杨贵妃的深情的回应，从《定情》到《密誓》，我们欣慰地看到这一对凡尘儿女由互相依靠到相知相惜，看到他们的爱情自如地展现出最为华美动人的部分。诚然，他们的身份是特殊的,他们的所作所为更会带来不同寻常的后果; 但在众多的责难、不满之下，那最终不能为灾难性局面所遮掩的爱情，仍然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最美好的不朽的情感追求吧。

二，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心理架构

然而，《长生殿》要面临的，是一个比《牡丹亭》更复杂的困境。同为人间至情，同样是“生之可以生，死之可以死”“万里何愁南共北，两心那论生和死”，《牡丹亭》里杜丽娘反抗的来自外界的社会伦理枷锁，为了情，她死了，而后又复活了，整个活动范围都在一片非现实的虚空，无所羁系。所以这是浪漫主义的爱情方式。而事实上，反抗天比反抗人更容易。所谓人定胜天。而《长生殿》里李杨二人，面对的却是来自人性本身的困惑。

这里不得不谈到中国古代独特的政治体制和文化心理。

根据钱穆的《国史新论》观点，中国古代的君主制其实是在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因素限制下形成的一种必要的行政制度，中国以农立国，土地广袤，而人民散居各处，春耕秋耘，收成有定，人们需要的是一个共同的首领来从政治上保障安全，精神上提供依靠。而君主，尤其是世袭制的君主，满足了这个需要。君主是一个历史符号，在一定的历史时间段里他就是一种有效的合理的管理国家的国家机构，他带给人们一种符号式的安定和信仰。从某些层面上，我们并不要求君主真正具有非常高超的治国能力，并且默许他作为最高领导的特权和个人享受。所以君主的后宫佳丽三千，并不惹人非议。但另外一些特殊时候，我们又会对君主十分苛求，要求他放弃所有正常的个人需求来充当一个称职的政治符号。当君主的行为太过偏离了这个体制要求他的轨道，或者说要求一些正常人的物质和精神待遇的时候，天下便会恐慌。我们其实只要求皇帝陛下安坐龙椅，但又把整个国家的兴衰荣辱维系到这个被神异化的个人身上。

不仅仅是体制的要求，皇帝本人，也对这种安排十分接受和认可。很多皇帝终身孜孜不倦于人君之道，而历史上当皇帝当得十分进入角色的也不在少数。一身安危系天下大势的感觉是奇妙而难以言喻的。而且这也正符号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达则兼济天下，大丈夫其谁不有四方志？建功立业，青史留名，是帝王，也是人，尤其是男性这个族群，难以泯灭的本真的欲望，或者说，这也可以说是男人一种人生成就的方式，通过克制情欲和战胜困阻达到自我实现。所以，霍去病曾放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抛开男人的虚荣心不谈，在男权社会里，男性是挑起这个世界的脊梁。尤其是手握天下苍生福祉的帝王，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关系着下面千千万万无辜的老百姓，的的确确，是不能把太多精力都分给自己，或者说给自己的爱人。

所以就说起杨氏一门专权和飞马送荔枝。杨玉环凭着抗争和意志赢得了唐明皇情感上的回报,却无法摆脱封建政体赋予他们爱情的生活形式。他们作为封建王朝的帝王后妃，其私人生活必然与国事紧密相连。皇帝要作情人，就要有情人的动作，《进果》、《楔游》其实都是夫妻生活中宠爱与娇痴的具体表现。只是他们的身份和权力过于特殊，表现宠爱、娇痴的方式及其产生的影响自然非同小可。于是，天子一跬步，而在下已民怨沸腾。从剧中人的口中洪升喊出了“杨娘娘，杨娘娘，只为这几个荔枝呵！”，不难看出作者的态度。

为什么在爱的同时，要给他人以伤害？在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人的心中，百姓的苦难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