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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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的《家》奠定了巴金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意味着中国的新文学作家开始学会把先锋意识与“五四”精神,通过通俗的方式传播到大众当中去。换言之,是巴金为新文学培养了第一批市民读者,巴金的小说开始使新文学走向社会,也就是使“五四”新文学得到了普及和张扬。这才是巴金在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今天讲的是把一个作家放到中国这一百年的现代文学史中,考察他为这一百年的中国文学提供了一种什么样的经验。这样一个考察范畴,不仅涉及巴金本人的创作,还涉及他的文学活动、人格、写作以及他的人生道路跟我们这一百年来的文学有什么关系。
我写过一篇探讨巴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论文——《巴金与无政府主义思想》,还有一篇论文叫《巴金与西欧恐怖主义》。巴金早年见过恐怖主义,他也写过很多恐怖主义的人物。所以,巴金给我印象是,他不是一个整天在书斋里编故事的作家,他是一个充满了活力和热情,希望改变中国命运的人。他很早就受到了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然后又积极投身到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当中去。
1927年,巴金23岁,家里送他去法国学经济,结果他去了以后只在语言学校学习了半年法语,他家里知道后就停止给他寄钱。那个时候巴金非常失望,他又要养病,只好从巴黎搬到了一个小镇上,在那儿一面补习法语,一面研究无政府主义。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发生了一件事,美国政府抓了两个意大利的移民,这两个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在美国搞工人运动。当时大家觉得,大概这两个人是不至于被判死刑的。没想到两个月后,美国政府还是把这两个人杀掉了,并且用的是残忍的电刑。这件事情对巴金的刺激非常大,他在书里写到,他知道这件事的那天,一整天坐在家里写信倾吐自己内心世界的痛苦,他脑子里还出现了那两个工人被电死的场面。于是他把他想到的都写下来,慢慢就写成了一部中篇小说,这本小说就是巴金的处女作——《灭亡》。这本小说是一个典型的鲁迅式的启蒙小说,写于1927年,写完之后巴金就把小说印出来寄回国。这本书在偶然的机会下恰好被上海开明书店的编辑叶圣陶先生看到。当时叶先生正在编《小说月报》,觉得这本书写得很好,没有征求巴金的意见就在《小说月报》上连载了,连载是从1929年的1月到4月。1929年的中国是什么时代?正
是白色恐怖的时代。巴金在书里写出的痛苦、绝望,他对社会的诅咒,完全契合了当时中国屠杀革命者的环境,所以这部小说一下子就流行起来了。
巴金在1928年年底回国,回国后才知道“巴金”已经很有名了,但是他对此一点也不感到高兴。因为他本来追求的是实践无政府主义,可是当他回国以后发现他所信仰的理想已经没有实现的可能。无政府主义组织在那个时代本来影响很大,到了1927年国民党镇压革命以后无政府主义组织就瓦解了。巴金回国以后发现他的理想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一个满腔热情希望改变社会的社会活动家、一个青年民主战士,回到中国这么一个沉默的白色恐怖的社会环境里,他所有的梦想都破灭了。这个时候他非常绝望,巴金是一个艺术家,他的这种政治欲望、这种强烈的激情实现不了的时候,慢慢就转化为一种艺术想象力,促使他写出一篇又一篇的小说。结果在短短三四年里他在文坛上的影响就非常大,就像我们现在的畅销作家。可是,这种畅销对巴金来说又非常痛苦,因为他本来希望自己能够从事社会运动,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是一个矛盾的悖论。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巴金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当中他处于什么地位?“五四”新文学运动本来是知识分子的精英运动,一个大学——北京大学,一份杂志——《新青年》。鲁迅当时是新文学运动的主帅,可是当年鲁迅自己也感觉到,新文学运动的改革基本上只限于精英层次,他的小说都发表在《语丝》《创造》《文学研究》等杂志上,这些杂志基本上都是他们几个朋友自己办的,读者大多数也是大学生,而社会上看的东西还是鸳鸯蝴蝶派。到了二十年代的时候,新文学作家发现如果作品写出来只给自己看,终归是普及不到大众的,对群众不能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他们觉得一定要走向通俗、走向大众。在这个过程中,巴金取得了成功,他的小说内容全是先锋意识的东西,可是他获得了大众读者。特别
是巴金的《家》,《家》最早发表在上海的《时报》上,这个报纸原来主要发表鸳鸯蝴蝶派的作品,《时报》的一个编辑看到巴金那么有名就向他约稿,巴金从来没写过连载小说,但那个时候巴金觉得他应该写一部言情小说。为什么呢?因为巴金早期的小说都是宣传无政府主义的,结果那些书出来以后都被国民党禁了,所以《家》其实是影射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是一个专制独裁政府,一个压制年轻人、压制人民的
政府。因此《家》有着巨大的典型意义,就是说,巴金根本不是在写自己的家庭,他写的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抗议。
巴金的《家》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意味着中国的新文学作家开始学会把先锋意识、“五四”精神,通过通俗的方式传播到大众当中去。换句话说,是巴金为新文学培养了第一批市民读者,巴金的小说开始使“五四”新文学得到普及和张扬。我觉得,这才是巴金在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意义。
“五四”时期那种充满先锋意识的、知识分子精神的书,就这样通过巴金的努力普及开来了。举一个例子,《狂人日记》。鲁迅在《狂人日记》里面的一个主要意象就是“吃人”,鲁迅说得很清楚,这个“吃人”是人吃人,什么人没有吃过人呢?孩子,孩子还小,他们还没有参与到这个吃人的行列中。所以小说最后一句是“救救孩子”,作者是要把人内心深处的黑暗揭露出来,让大家警觉,这样才可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不要再吃人,这是鲁迅的思想。但鲁迅太精英了,每个人都不愿承认自己吃人,所以大家都不能接受他的思想。就在《狂人日记》发表的第二年,四川的一个学者吴虞写了一篇文章评论《狂人日记》,叫《吃人与礼教》。他在文章中把鲁迅写的“人吃人”的主题变成了“封建礼教吃人”,并列举了历史上很多的故事说明封建礼教是如何吃人的。经过这样一改,《狂人日记》的意思就变了,人吃人是能引发人忏悔的故事,现在故事则变成了社会吃人,这样人就变得纯洁无辜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把鲁迅的精英的思想完全改成了一种能够被大众接受的流行思想。那么我们再看巴金,巴金在《家》的最后写到瑞珏难产,瑞珏在房间里痛苦地喊她丈夫觉新进来。觉新已经来了,但他在门口就是不敢进去,因为礼教规定男人不能进产房。最后,觉新始终没有跨进那道门,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妻子去世了。那两扇薄薄的门就是几千年礼教的一个象征,巴金用两扇门象征封建礼教就是要表达,这几千年的礼教已经沉重得让觉新再也冲不破了。巴金这样写才能充分显示出封建礼教的沉重,礼教吃人的可怕性。
我们可以看到,从鲁迅的“人吃人”,到巴金《家》里的“礼教吃人”,这不正是精英思想一步一步演变成大众能接受的流行思想的过程吗?这种流行思想,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失去了精英思想里面一些宝贵的东西,但反过来它使精英思想得到了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