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学大寨”的印记

神龙学习大寨呀赶大寨大寨红旗迎风摆它是咱公社的好榜样啊自力更生改变那穷和白坚决学习大寨人敢把那山山水水另呀嘛另安排干起来干起来大寨的红花遍地开干起来干起来大寨的红花遍地开.......学大寨,赶大寨,一首60年代中期家喻户晓的群众歌曲，把我带入了对学大寨年代的回忆之中。大寨，原本是山西省昔阳县一个贫穷的小山村。农业合作化后，社员们开山凿坡，修造梯田，使粮食亩产增长了7倍。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了他们的先进事迹。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农业战线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此后，全国农村兴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成为我国农业战线的光辉榜样。1978年，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的号角在中国大地吹响，农村实行农田责任制，土地分产到户，“农业学大寨”也就随之而终止。农业学大寨运动前后经历了15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历时最长的一次运动。我经历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从1964年学大寨开始，到1967年夏天，这个时期在校读书，接触的新闻传媒极少，每天早上6点半，学校组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从广播里听到了学大寨，大街上的标语，帮助加深了记忆。1967年夏天，初中毕业，回家当了农民，直接投入了“学大寨”劳动，亲身感受了学大寨的魅力，红旗猎猎，喇叭声声，车欢人叫，热闹非凡，场面壮观。每个人干起活来都不示弱，“农业学大寨”的宣传标语随处可见。1968年秋后，参加黄壁庄水库建设大会战，这是石家庄地区的学大寨战场，自己被评为劳动模范，大会发言，登台领奖，也着实荣耀了一把。并因此而被推荐进入供销社工作。真正对学大寨运动的感受，当属调入县委机关的1974年到1978年。这一时期，是全国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高潮时期，又遇戛然而止的急转弯。1974年11月，调入县委后，抽调在学大寨办公室工作。这是全县的中心工作办公室，主要力量是从县委办、宣传部、组织部抽调。当年，特别是1975年9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之后，全县学大寨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县委从县直机关抽调大批干部职工，组成学大寨工作队，进驻农村推动工作。尤其是冬春季节，平整土地、改河造地、挖渠打井、建方田等，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遍地开花，全县社社有工程，村村有战场，到处是战天斗地的壮观场面。红旗招展，人海人山，炮声隆隆，喊声震天。这是当年“农业学大寨”工地的真实写照。为了改变我县贫水状况，县里决定，倾全县之力，开“三渠”、引“三水”入元。引岗渠、引槐渠、长村水库及“八一”水库防渗工程，是那几年全县主战场（引甘渠项目没有动工），施工队伍由各公社从村抽调强壮劳力组成。民工吃住、报酬由各村自理，整个工地参战民工最多上万人。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学大寨，赶昔阳，正定栾城做榜样，大干两年过黄河（粮食亩产500斤）！大干五年过长江（亩产800斤）！”地区对县，县对各公社、各村，逐级下达赶超目标，并以农田建设工程和粮棉产量衡量决定各级干部升降，落后的地方限期改变面貌，从上到下提出了带有政治高压的口号：“一年不行，两年行不行？三年、四年总可以了吧？！”意思是最多限期三年、四年改变面貌，不然迫降或走人。在全县干部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的县委周书记，因实事求是上报粮棉产量，元氏县排名靠后，在全县1000多名四级干部参加的学大寨会议期间，被地委突然调动，含泪而走。高压之下，一些村搞“帮忙田”，少报种植面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一些村浮夸虚报产量，成了“高产穷队”。一些村在“想过江，种高粱”的驱使下，大量种植高粱，又因高梁营养品质和适口性差，国家征购不要，只好苦了社员。那几年，各级干部带头参加劳动,“与贫下中农划等号”，提出了县乡村干部参加劳动的“一、二、三”。即：县级干部每年必须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一百天，公社（乡）干部必须劳动二百天，大队（村）干部必须劳动三百天.还制定了考核办法：每个干部自带记工本，县乡村三级干部在哪个生产队参加劳动，就由哪个生产队的队长签名记工，每年一汇总，汇报到县革委办公室。开会时，县领导还要检查干部手上有没有茧子。实际上，这个标准定得太高，一般都达不到，因此，生产队长通情达理，对参加劳动的县干

部都热情地说：“领导来，就是无穷的力量。”只要到工地劳动，就算一天。说实话，那时候三级干部参加劳动形成了制度，只要有时间，就自觉参加。干部参加劳动期间，一律到农民家吃派饭，每天付给管饭的家庭四毛钱，一斤二两粮票。农民看到干部们干活都挺累的，都愿意做点好吃的，全家人和干部一起吃。那时候，农民们不习惯叫干部的职务，一般喜欢在姓前加上“老”字，叫“老张”、“老李”什么的。干部和社员一家在一起说说笑笑，边吃边谈，也挺高兴，密切了关系，还能了解到实情。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干部群众充满一股豪气和冲天的干劲，形成了攻坚克难的无穷力量。“大干加苦干，建成大寨县”、“下雨当流汗，刮风当电扇”、“天上的月星，夜战的明灯”、“贫下中农学哲学，雄心壮志震山河”等口号。因此，遇到困难大家都能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尽快克服。比如，解决苏阳公社“三庄”缺水，隔山十几里，从苏村修建九龙口扬水站，解决了春夏播种无水难题。跨越三县的“引岗渠”，凿洞，劈山，架桥，挖沟，硬是靠人工，奋战几年，从百十里之外，把水引来，真是受益匪浅。那几年，县学大寨办公室任务繁重，忙得不可开交。向地区学大寨办公室每天一次口头电话汇报，每周一次书面汇报。县里的现场观摩会、电话会、经验交流会、分片汇报会，隔三差五不断，而且大部分是起早贪黑。我们办公室一般除留一人值班守电话外，两人搭伴，骑自行车下去了解工作进度，总结先进典型，解剖落后原因。为组织筹备各种会议，赶写领导讲话、典型材料，经常昼夜“连轴转”。骑车下乡每天来回少则三、四十里，一般六、七十里，到山区村至少要100多里。全县200多个行政村，基本上每月转一遍。山区的牛家庄、佃户营、杨家寨，平原的万年、院家村、大陈庄、西尖中等都是当年的先进典型，好几个村支部书记成绩突出、贡献大后来转为国家干部。轰轰烈烈地农业学大寨运动，已经成为历史。但从整个运动方向看来，还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一是发扬自力更生精神，纠正了“等、靠、要”的思想，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大变，农业生产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二是大搞农业基本建设，改变了生产条件，如我县的引岗区、山区的改河造地、小型水利工程、平原的方田建设、机井建设等对后来多年的农业增产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基层干部参加生产劳动，联系群众，不搞特殊化，这种作风，值得永远保持。运动中“左”的方面，除了不适当地搞阶级斗争，伤害了相当一批干部外，主要的还在于，脱离实际地去提高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搞“穷过渡”，限制农民搞家庭副业和发展集市贸易等。在好些地方，不注重科学，不顾群众利益蛮干的事，也时有发生。如河道裁弯取直、建设“人造平原”等等举措，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一些“左”的东西尽管后来得到纠正，但是，发展农业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农业生产经营体制问题。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农村改变了人民公社的体制，推行了适合我国目前国情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才得以很好地发挥，农业生产有了极大的进步。农业学大寨，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但在我的脑子里，仍然若隐若现。全县近700平方公里的大地上，特别是山区、半山区，那个时期留下的印记随处可见：水库、坑塘、大寨田、河坝、水渠、扬水站......每当看到这些现在还默默奉献的基础设施，总能感受到那种“战天斗地、热火朝天”的场面，那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依然在激励、感染着象我之类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