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应物在德宗时期的诗歌创作

韦应物在德宗时期的诗歌创作本文是关于韦应物的文学文章，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引导语：一直以来，韦应物往往被视为代宗朝大历诗人中的一员，但其实，后人眼中韦应物山水派代表诗人的地位却是因其在德宗时期的作品而奠定的，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内容。

一、问题的提出作为一个身经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的诗人，韦应物在以往的唐诗研究中一直被归属于代宗朝的大历时代，因而被称为大历诗人。

不仅古代许多诗评家把他作为大历诗风的代表人物，当代唐诗研究专家蒋寅先生也把他视为大历诗风中江南地方官诗人群中的代表加以论述[1]。

但细究韦应物的仕宦履历就会发现，江南地方官的身份是他在德宗建中三年担任滁州刺史之后才得以实现的。

如果从严格地把“大历”作为年号的含义出发来理解大历诗风的话，显然对韦应物大历诗人身份的认定是不太准确的。

而且细究其作品就会发现，他的大部分诗歌其实是创作于德宗建中、贞元年间。

以孙望先生编著的《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为基础进行统计会发现，韦应物的诗歌近600首，除去80多首无法系年之外，其中近300首都是创作于德宗建中元年之后，占据其全部作品的一半以上。

虽然诗歌数量不能代表一切，但也确实说明进入德宗朝以后的韦应物，诗歌创作并没有停滞或消歇，反而有愈加昌盛的势头。

此种现象在宋代时已为学者所关注，如韩驹也认为韦应物早年之所以诗名未著的原因就在于他的诗歌“晚乃工”。

而且，从诗歌的内容、风格、体式等角度来考察，韦应物在德宗朝的诗歌也确实表现出了和大历时期不同的风貌。

日本学者土谷彰男先生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将其称之为“贞元诗人韦应物”，并提出他为“元和文学之嚆矢”[2]，惜其在文章中并未作具体阐述。

韦应物的创作现实和学者的这些观点无疑让韦氏在德宗时期的创作进入值得关注的视野。

二、由《自尚书郎出为滁州刺史》一诗看韦应物在德宗时期的心态韦应物在德宗朝的生平履历还是非常清晰的，不同学者对这段经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疑义。

这段经历其实从韦应物本身的诗注中也能得到一些较为清晰的线索。

如其《谢栎阳令归西郊赠别诸友生》中句下自注曰：“大历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自鄠县制除栎阳令，以疾辞归善福精舍。

七月二十日赋此诗。

”[3]251《始除尚书郎别善福精舍》题下注曰：“建中二年四月十九日，自前栎阳令除尚书比部员外郎。

”[3]254在建中三年夏天，韦应物又出为滁州刺史，三年后在滁州闲居一段时间后，他又于贞元元年秋天，出为江州刺史。

贞元三年，入朝为左司郎中，在贞元四年九月时，有《奉和圣制重阳日赐宴》诗。

根据新出土的《韦应物墓志》的相关记载，陶敏先生考订其大约在贞元五年初出为苏州刺史，贞元六年末在苏州去世。

有了这样一个清晰的线索，考察韦应物在德宗朝的诗歌创作情况就相对容易了。

应该说，出任滁州刺史是韦应物人生后期一个十分重大、关键的事件，他在这段时期的诗歌创作也格外丰富，大概有近130首，占了其后期全部创作的近一半。

而且，从任滁州刺史开始，韦应物三领外藩，除了任职左司郎中一职时身在长安，人生后期大部分的时光都是在江南一带度过。

在这样特殊的时空环境中，韦应物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这在他初任滁州刺史时所作的《自尚书郎出为滁州刺史(留别朋友兼示诸弟)》一诗中透露出了一些端倪，对于我们理解贞元时期韦应物的诗歌创作情况和复杂心态是大有助益的。

该诗全文如下：少年不远仕，秉笏东西京。

中岁守淮郡，奉命乃征行。

素惭省阁姿，况忝符竹荣。

效愚方此始，顾私岂获并。

徘徊亲交恋，怆悢昆友情。

日暮风雪起，我去子还城。

登途建隼旟，勒驾望承明。

云台焕中天，龙阙郁上征。

晨兴奉早朝，玉露沾华缨。

一朝从此去，服膺理庶甿。

皇恩傥岁月，归复厕群英。

[3]263首四句点题，交代了他离开长安出为滁州刺史的事实，但还有一个关键的信息在于“少年不远仕，秉笏东西京”八字。

韦应物本是京兆杜陵人，唐时有俗谚“城南韦杜，去天尺五”。

出身显赫的韦应物在玄宗时已经入仕。

据《韦应物墓志》载其仕历云：“丱角之年，已有不易之操。

以荫补右千牛，改□羽林仓曹，授高陵尉、廷评、洛阳丞、河南兵曹、京兆功曹。

……除鄠县、栎阳二县令，迁比部郎。

诏……领滁州刺史。

”可见他在任滁州刺史之前，虽为官九任，但一直围绕着京兆府和河南府两地。

从他所担任的官职来看，也一直不算太高。

现在有机会为政一方，担任要员，这对于韦应物来说不啻政治生涯中的“春天”，不能不使他受到一些鼓舞。

所以下文四句说自己“素惭省阁姿，况忝符竹荣。

效愚方此始，顾私岂获并”，他对于自己本来担任的尚书比部员外郎一职已经很惭愧了，觉得自己名不副实，现在居然要去担任滁州刺史，就更难免诚惶诚恐了。

这固然是作者的自谦之词，但也确实说明他对担任滁州刺史一职有受宠若惊的感觉。

但作者转念一想，既然担任了这一职位，就不能庸庸碌碌，既然有了这样难得的机会，就应该竭忠尽智，有所作为，“效愚方此始”，真让人有一种信誓旦旦的感觉。

但是，作者越是信誓旦旦，越让人从中听到了几许言不由衷，几许畏难，几许矛盾，几许复杂。

这种心理的产生和韦应物的家庭出身、时代背景、个人经历均有关系。

首先，京兆韦氏的出身一方面带给了韦应物他人没有的荣宠，另一方面，这样的家族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经世致用的家族氛围或者说家族文化基因。

和先辈们的时代虽然已经不同，但有所为的思想是潜藏在韦应物内心深处的。

其次，出生于开元年间，又担任过玄宗右千牛一职的韦应物切身地见识过、经历过盛世的繁华，在那个时代享受过恣意的生活，他回忆这段时光时的诗风也曾经那样狂放不羁，带有盛唐格调，如《温泉行》《燕李录事》《逢杨开府》等均是如此。

但时代的车轮不会因任何人而发生改变，安史之乱的变故一时之间“惊破霓裳羽衣曲”，王朝的盛世就这样突然消失在他的面前，他所承受的心理打击要远重于其他同龄人。

最后，在任滁州刺史以前，韦应物一直在仕与隐中徘徊。

从韦应物进入仕宦生涯开始，就像一条有规律的波浪线一样，一直在仕与隐中腾挪转换：担任玄宗侍卫时因安史之乱隐居武功宝意寺，代宗时任洛阳丞因惩办不法军士被讼去官后居于同德精舍，代宗时任河南府兵曹参军因病去官后复居于同德精舍，大历十四年因连坐京兆尹黎幹由鄠县令改任栎阳令，旋即辞官寓居澧上善福精舍。

当然，从上述经历来看，诗人虽然隐居的原因往往是因为战乱、罢免、疾病、获罪辞官等不得已的因素，但实际上隐居也一直以来像一个无法抵挡的诱惑一样吸引着诗人。

这种吸引既是中国古代文人功成身退、泛游五湖的心态使然，同时也是诗人一直以来沉沦下僚的仕宦经历对他经世致用心态的消磨作祟。

他早期的《赠王侍御》一诗中说：“自叹犹为折腰吏，可怜总马路傍行。

”[3]78昔日豪放不羁，任性妄为的豪门公子哥已经被这黑暗的官场磨去了棱角，更何况政治环境愈加恶劣。

之后，在《高陵书情寄三原卢少府》中，韦应物感慨“直方难为进，守此微贱班。

开卷不及顾，沉埋案牍间。

兵凶久相践，赋徭岂得闲。

促戚下可哀，宽政身致患。

日夕思自退，出门望故山。

君心倘如此，携手相与还。

”[3]66-67在宦海中沉浮数载的作者此时已经产生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之感，难免发出“日夕思自退，出门望故山”的“循吏倦还”之叹了。

近藤元粹评价此诗曰：“使高士有归与之叹，世自有任其责者。

”[4]确为的评。

所以，在这样特殊的心境下，被任命为滁州刺史的韦应物无异于在政治上被打了一针强心剂，这让他似乎又燃起了一些斗志，但念及以往的遭遇，又会让他的政治热情在不自觉中大打折扣。

这种矛盾心态在韦应物的心中无异于一种煎熬，这样的煎熬及如何解决这种煎熬自然而然会成为其德宗时期诗歌的一个主题。

对于奉王命而不得不“中岁守淮郡”的韦应物来说，既然决定了要“效愚”，那么就没有办法“顾私”，也就是他私心中不愿离去的亲朋好友们——“徘徊亲交恋，怆悢昆友情。

日暮风雪起，我去子还城”。

韦应物本身就是一个极为重情的人，不管是对朋友、亲人还是对百姓、国家乃至对大自然的美丽景色和田园风光都充满了热爱之情。

身在动荡社会环境中的人们在心理上本就易于重情，再加上韦应物本人性情之所在，所以，浓郁的情感是韦诗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特质。

以他对兄弟而言，韦诗中相关作品非常多，难怪黄徹感慨：“尝观韦应物诗，及兄弟者十之二三。

……余谓观此集者，虽谗阋交瘉，当一变而怡怡也。

”[5]况且以韦应物四十余岁的年龄，且没有爱妻(其妻已于大历十二年去世)相伴的情况下离开他十分熟悉的环境和亲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主政，多少会有些畏难之情。

在这种心理下，对亲友的依恋更加强烈，本也是人之常情。

况且，从唐人观念来说，在仕宦上一直重内而轻外，因此，从韦应物本身的心理来说，他眷恋着朝廷和皇帝，渴望能够有机会早点回到长安，回到朝堂上来。

这样的心态在这首诗的末尾得到了反复抒写和强调：“云台焕中天，龙阙郁上征。

晨兴奉早朝，玉露沾华缨。

”在远去的道路上，诗人忍不住遥望长安城，此时的长安城中那高耸入云的台阁、观阙是那样的壮观而亲切，曾经的自己每天都会来到唐宫之中，得觐天颜，得商国是，到了明早，这样的场景却再也不会出现了，而只能是“一朝从此去，服膺理庶甿”。

离去之后，对于百姓的治理是自己一直牢记心中的事情，“皇恩傥岁月，归復厕群英”，假如皇恩浩荡，看到我这番勤勉的工作，也许能让我早些回来，得以厕身于朝堂群英之间吧。

三、韦应物在德宗时期创作的新倾向之所以如此详细地分析上述诗歌，是因为在这首诗中所展现的复杂情思恰恰暗示了韦应物在贞元时期创作的新质素。

(一)吏隐生活方式的选择与表达在江南的仕宦生活中，韦应物最终选择了“吏隐”的生活方式解决了困扰他大半生的仕与隐的矛盾，而这一方式的获得和江南绮丽的风光密不可分。

正因如此，山水景物的描写也成为他贞元时期诗歌创作的重要方面。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后人眼中韦应物山水诗人、隐逸诗人的身份及其典型的清雅闲淡的诗风，实际上更多是通过他在建中、贞元时期的创作才得以实现的。

前文已经提到，韦应物在担任滁州刺史之前，其生活状态一直在仕与隐中转换。

在以往仕、隐生活的交错中，作者内心的矛盾主要源于其“围城”心理——为官之时渴望退隐，退隐之时又希望为官，既想要自由又想要权势，即所谓“轩冕诚可慕，所忧在絷维”[3]439。

那么，到底该如何解决这一困境呢?大历诗人们的偶像谢朓早就为后世的官僚文人们探索出了一条“既欢怀禄情，复协沧州趣”[6]的“吏隐”之路，而来到了江南的韦应物在感受到江南的绮丽风光后，也自觉地走上了这条道路，并在山水诗的创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有学者曾专门研究韦应物在滁州的诗歌创作情况，并得出这样的结论：“韦应物只在滁州生活了三年，但他的诗歌有将近五分之一是在滁州创作或与滁州有关的。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对韦应物诗歌思想艺术风貌产生深刻影响的‘吏隐’思想是在滁州正式形成的。

因此，是韦应物把闭塞荒芜的滁州古郡带入了中国文学史，而滁州这片土地又滋养了韦应物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