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来主义写作背景

拿来主义写作背景 The latest revision on November 22, 2020

《拿来主义》写作背景

这篇文章写于1934年6月4日。

当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反共政策，对日本侵略者实行“不抵抗主义”，致使日本侵略者很快地占领了东三省、并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国民党反动派投靠英、美帝国主义，对外，更加肆无忌惮地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文化上都执行一条卖国投降路线。真是“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则实行残酷的、疯狂的反革命“围剿”。为了强化法西斯的思想统治，蒋介石还提倡以“四维”（礼、义、廉、耻）和“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内容的“新生活运动”，妄图用封建伦理道德来抵制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思想的传播。文化界也有一些反动文人，叫嚷“发扬国光”，掀起一股复古主义的逆流。

在革命阵营内部，由于帝国主义长期的军事侵略、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一些人特别是青年人对外来的东西发生了恐怖，甚至有一种盲目排外的情绪。在左翼文化界，曾于1934年前后，展开过关于民族形式、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由于当时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有人指责采用和改造旧形式是“机会主义”，是“类乎投降”。在对待外国文化上，也有人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当时在对待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问题上，实际存在着两种错误态度：一种是全盘肯定，全盘吸收；一种是全盘否定，盲目排斥。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利于我国革命文化的发展的。

鲁迅针对敌人破坏新文化发展的种种罪行，针对革命阵营内部某些人对待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的错误态度，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论“旧形式的采用”》，阐明正确对待古代民族文化遗产的态度；一篇就是《拿来主义》，着重阐明对待外国文化遗产的态度。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是“姊妹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