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开封

北宋开封：梦华东京
宋都规划
公元960年，后周殿前提检点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北宋政权，定都开封，仍沿后周东京之称。

北宋是开封城市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时期，也是开封城市建筑史上最辉煌壮丽的一个阶段。

北宋东京，是当时全国的第一大城市和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

它是在唐、五代汴州城的基础上，经北宋历代经营而形成的。

重建后的东京城，规模空前，规划严整，建筑壮丽，在我国城市建筑史占有重要的地位。

北宋东京，全城共分为三重：外城、内城和皇城。

外城，又称新城或罗城，周长50里165步。

它是在后周柴荣所建的开封城垣基础上建成的。

赵匡胤定都东京后，因北有强敌契丹虎视中原，而东京一带又地势平坦无险可据，所以特别重视城防建设。

开宝元年（968年），赵匡胤下令重修京城。

宰相赵普献上图样，城墙呈长方形，四面开门，坊市绳列。

相传，赵匡胤看后很不满，用笔在图上弯弯曲曲地画了一个大圈，并在旁边批示“照此修筑”。

城垣建成后，外城如蚯蚓一般，毫无规则，让人感到莫名其妙。

其实，这主要是宋太祖出于军事防御的考虑而建造的，可能也与城内河流的走向有关。

此后，北宋对这座外城又多次修建。

其中，在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和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曾大修过3次。

真宗和神宗重修时，还不敢对外城做大的更改，只是增加了一些女墙，并将外城扩建至周长50里165步，城高4丈，阔近6丈。

到徽宗时，奸臣蔡京当政，奏请扩充规模，将原来数十里城墙拆掉重建，外城变成了正方形。

虽然美观好看，却不及以前那般曲折坚厚、利于防守了。

靖康年间，金军南下攻宋，在东京城西隅架炮轰城，由于城墙平直规整，极易命中，北宋因此而城破国亡。

北宋在对外城修筑时，还增建了各种防御设备，密置马面、战棚、女头等防御建筑。

此外，北宋还十分注意城墙的维修保护。

《东京梦华录》中就记载说：城里牙道各植榆、柳成阴（荫）。

每二百步置一防城库，贮守御之器。

有广固兵二十指挥，每日修造泥饰。

徽宗重修后的外城，略呈正方形，南北稍长而东西略窄，大约相当于今天开封市主城区四周的土城遗址。

外城共有12座陆门，其中的南熏门、新关门、新宋门和新封厅门，联通御路，是4个正门。

正门开两重直门，其余各门“皆瓮城三层、屈曲开门”。

流经市区的河道上还开有几座水门，水门都设有铁窗门，既便于行船，又利于防守。

北宋东京外城的遗址，在明代还存在。

清代道光二十一年（1841），因黄河泛滥，被淤没，掩埋于地下。

北宋东京外城之外，还有一道城濠，当时称为护龙河，经多次疏浚，到哲宗时，河深2．5丈，宽达10余丈，两岸遍植杨柳，禁人往来，戒备森严。

东京内城，又称里城、旧城或阙城，是在唐代李勉所筑的汴州城基础上修筑而成的。

周长20里155步，四周筑有10座城门。

南壁3门，中名朱雀门（又名尉氏门），东名保康门，西名新门（又名崇明门）；东壁2门，南名旧宋门（又名丽景门），北名旧曹门（又名望春门或迎春门）；西壁2门，南名旧郑门（又名阊阖门），北名粱门（又名宜秋门）；北壁3门，中名景龙门，东名旧封丘门（又
名安远门），西名金水河（又名天波门），金水河由此门流入内城。

另外，在东、西城墙上还各开有汴河角子门。

北宋东京最里面的一道城墙是皇城。

又名宫城、大内或紫禁城，周长约5里，位于内城中央略偏西北。

外有内城，再外是外城。

这是我国传统的国都城墙布局形式，如汉、晋、北魏的洛阳城，元大都，明、清的北京城等，都属于这一类型。

北宋皇城是在唐代李勉修建的宣武军节度使衙门的基础上建筑起来的。

后梁定都汴州后。

改宣武军节度使衙门为建昌宫；后晋时，又改为大宁宫。

但都只是搬名称而已，并没有什么新的建设。

周世宗时，虽有营缮，但规模仍很有限。

建隆三年（962年），宋太祖赵匡胤征调东京附近的百姓对皇宫进行了扩建。

四年，又遣官至洛阳，绘制洛阳宫殿的图样，带回东京依样修建。

建成后的皇城，规模宏大，十分壮观。

北宋皇城，除南面有3座城门外，东、西、北面均各有一座城门。

皇城内的主要建筑，基本上是对称的，排列得十分整齐。

其中有皇帝日常上朝用的文德殿，5天一次起居用的垂拱殿，正月初一和冬至等节日上朝用的大庆殿，庆祝皇帝生日用的紫宸殿，接待外国使商用的长春殿，考进士用的崇政殿等等。

此外，还有万岁、复古、迩英、蕊珠、凝华、福宁等内殿。

从汉晋到隋唐，我国的城市管理通常都实行坊市制，这是我国古代的城市基本区划，这一制度以首都最为完备。

坊市是城市居民居住和交易的地方，坊或市以纵横交错的街道来划分。

坊市制有利于加强城市的治安管理，维护封建的统治秩序。

五代时，东京城的坊市制遭到了严重破坏。

宋真宗时，由于开封人口的增加、城市的扩展和经济的繁盛，施行了一种新的厢坊制。

每厢管辖若干坊。

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年），东京共分为八厢，下辖120坊。

厢设厢吏，归开封府统管。

坊有坊正，为城市基层单位的管理人员。

街巷每300步设立一所军巡铺，每铺置六七名士兵，负责防火、维持治安和夜间巡逻等。

另在坊巷的“高处砖砌望火楼”附近，建有官屋数间，屯驻军兵百余人，备有水桶、洒帚、斧、锯、梯索等防火设施。

按照城市职能，可将北宋东京大略分为5个功能区：一是行政区，即皇城，这是皇帝宫殿和中央政府机构的所有地；二是商业区，位于内城东南部以及外城的东南部、东部和西部；三是住宅区，它包括了内城和外城的大部分地区，除商业中心地外，和商业区相互交错；四是码头区，位于城外运河沿岸，如东边的虹桥、陈州门，北边的五丈河等，共设仓50多所，专供运卸漕粮；五是风景区，位于城市四郊和内城东北隅的艮岳一带，前者多为统治阶级的花园和皇室的别宫，后者是皇室的御园。

整个东京城，设计严谨，布局规整，建造考究，管理完善，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城市规划的高度水平。

便捷的水陆交通
北宋东京不仅是当时全国的最大城市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还是当时全国的水陆交通中心。

北宋东京城内，街道纵横交错，密如蛛网。

四条御路构成城区的主要交通干道，将全城的街巷串联起来，形成四通八达的城内陆路交通网。

第一条御路从皇宫的正门宣德楼往南，经州桥，过朱雀门，到南熏门；第二条御路从州桥往西，经郑门，到新郑门；第三条御路从州桥往东，经宋门，到新宋门；第四条御路从
相国寺往北，经封丘门，到新封丘门。

其中，又以第一条御路规模最大，宽约200步，两边置御廊，起初准许商贩在廊下做买卖，从徽宗政和年间起被官府禁止；它的中间部分，设有两行朱漆栏杆，栏杆内的御道，专供皇帝使用；街的两边砌有两条砖石御沟，沟内种植荷花，两岸种植桃李梨等，“杂花相间，春夏之间，望之如绣”。

城内其它街巷都由4条主干线分枝延伸出去，纵横四通到各城门，街道都作直角相交，呈方格状，整齐有序。

北宋东京还是全国陆路交通的中心，数条国家级的陆路交通干线由东京向四方辐射，可达全国各地。

从东京向北，经滑州、澶州（今河南濮阳）、河北大名，可通辽国的南京（今北京）；从东京往西，经郑州、西京（今洛阳）、陕西的京兆府（今西安），可达四川及西北各地；从东京往西南，经许昌、邓州、襄阳、江陵，可达湖南和两广；从东京往东，经曹、济、兖、淄，可达山东沿海各地。

北宋定都开封，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当时东京地处全国水路漕运中心这一得天独厚的优越地位。

北宋时，贯穿东京全城的水道共有四条，并开有水门12座。

最南面的一条是蔡河，因通达蔡州而得名；又因它便于灌溉和漕运，也叫惠民河。

它只从外城经过，不进内城，主要担负东京与陈、蔡、汝、颍诸州间的水上交通与漕运。

蔡河的北面是汴河。

汴河由西向东横穿全城，连通南北大运河，东通泗州入淮，是四条水道中最重要的一条，也是北宋东京的生命线。

仅由汴河水道从江南等地运往京师的粮食，每年就多达500－700万石。

周邦彦在《汴都赋》中就说：汴河上一片繁忙，“舳舻相衔，千里不绝”。

这些船只，有江浙一带的，也有江淮一带的，所运物资，有官府的，也有私商的。

《宋史·河渠志》记载：“汴河横亘中国，首承大河（黄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

”神宗时，又兴修了导洛入汴的水利工程，从汴口向西开渠50里，引伊洛河水入汴河，水深一丈，使汴河与伊洛河相互沟通，横贯东、西两京，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交通大动脉。

五丈河，又名广济河，流经东京城东北部，主要负责将东京东北的曹、兖等州的粮食和物资运进东京。

金水河，发源于河南荥阳县境内，由西北水门流入东京城西北部，主要作用是供皇宫用水。

上述河道对北宋东京的繁荣与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支撑作用。

北宋立国初期，全国尚未统一，东京的粮食供应主要依靠京东、京西数路（路是相当于今天省一级的最高政区），大多经由五丈河运来。

北宋统一南方后，江南的粮食和财赋成为北宋政府的主要依托。

经隋炀帝时的开发建设，连通河淮、长达千余里的汴河，开始对东京发挥决定作用。

最初，朝廷规定：汴河每年漕运600万石粮食，五丈河62万石，蔡河60万石。

后来，经汴河运往东京的江淮漕米已多达700余万石。

北宋时，东京城内的四大河流将城市分割成众多大小不一的地块，而桥梁又将这些地块联为一体。

当时，东京几乎每条河上都建有许多桥梁，如蔡河上有观桥、云骑桥等11座，五丈河上有广备桥、蔡市桥等5座，金水河上有白虎桥、横桥等3座，汴河上有虹桥、州桥等13座，共计32座桥梁。

此外，城内还有一些湖泊，颇具水乡风韵。

在这些桥梁中，最著名的是虹桥和州桥。

虹桥位于城东7里的汴河上，桥体高大，没有桥柱，全是用大木头悬空架设起来的，便利水
运，桥上画有很多色彩鲜艳的图画，远远看去就像天上的彩虹一样美丽。

州桥又叫天汉桥，正对着皇宫大门，是一座坚固的石桥，比较低平，桥柱很密，十分壮观。

北宋时期，开封的水陆交通四通八达，是当时全国著名的“水陆都会”城市。

这对开封的繁荣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繁华帝都
北宋时期的东京，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手工业和商业十分繁盛，并成为东京经济发展中的主体。

此外，近郊的农业也很发达。

但也应指出，这种高度发达的城市经济，是建立在封建消费经济基础之上的，不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生活水平。

北宋东京的繁华，集中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手工业发展程度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已出现了大规模的手工作坊和生产工场，而且门类繁多，分工细致，产品质量高。

北宋时东京的手工业有官营和私营两种，以官营的规模最大。

据《宋会要》有关统计，北宋东京从事官营手工业的各类工匠（包括管理库务的技术人员）已多达8万人以上，这样大的规模，是以前历代都城不能比及的。

为北宋皇宫中造酒的官营手工业作坊，起初每年要用8000石糯米，到真宗时，每年要用3万石糯米，再后来竟发展到每年要用8万石糯米了。

可以想见，酿酒作坊中工匠之多和生产规模之大。

北宋规模最大的官营军器制造所，拥有军匠3700人。

东西作坊工匠5000人。

北宋东京的手工业生产门类众多，尤以兵器制造、瓷器生产、织锦、刺绣、印刷、酿酒等最为著名。

手工业生产中的分工也极其细致，如当时在京城的纺织业已拥有400张织机，可织出名目、花色繁多的纺织品，仅锦饰一类就达数十个品种。

在东京城内，如要修补房屋，粉刷墙壁，早晨在桥市、巷口，“皆有竹木匠人，谓之杂货工匠”，“罗立会聚，候等请唤”。

城内还有箍桶的、补鞋的、修帽子的，也有专门为人家打水的、砍柴的、洗毡的、淘井的等等。

东京手工业生产的产品也十分精良。

如官营制瓷作坊生产的官瓷，工艺水平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件件都是价值连城的珍品。

官营和私营作坊生产的汴绣，也都争奇斗妍，精美绝伦。

第二，商业繁荣，贸易相当发达。

由于手工业的发展和全国经济中心地位的确立，东京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易也繁荣起来。

北宋时，东京城内以经商为业的人口达2万多户，其中资本较为雄厚的工商业者有6400多家，他们分属于160行。

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东京的商税达40余万贯，以后又增加到55万贯，居全国第一位。

此外，政府还设有专门的商业管理机构，如负责发放“茶引”的茶场和负责收取京城商税的商税务等。

随着东京商业的发展，商品交易市场也日趋繁荣，并形成了许多较为固定的重要市场，相国寺就是其中之一。

相国寺市场“最据冲会，每月朔望三八日即开。

伎巧百工列肆，罔有不集。

四方珍异之物，悉萃其间”。

相国寺“中庭两庑可容万人。

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

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

可见相国寺市场规模宏大，定期开放，商品种类繁多，交易热闹非凡，而且寺中哪些地方卖什么物品，基本上都是固定的。

东华门外的市场，主要是针对皇宫做生意的场所。

这里买卖的物品，如饮食、
时鲜花果、鱼虾、鳖蟹、鹑兔、脯腊、金玉珍玩、衣着服饰等，质量都很高。

东华门东南的潘楼街附近，有著名的金银彩帛交易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

每一交易，动即千万”。

除了白天的市场外，还有被称为“鬼市子”的夜市场。

即每天五更时点灯贸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天一亮就散市。

北宋东京，还有很多酒店，其中较大的“正店”（能自己制酒，约相当于今天的制造、经营兼批发商）就有72家，另外还有数不清的“脚店”（约相当于今天的零售商）。

在这些酒店中，以樊楼最为著名，珠帘绣额，宴乐歌舞，通宵达旦。

北宋东京还有各式各样的饮食店。

如饼店有油饼店和胡饼店之分。

油饼店卖糖饼、蒸饼等，胡饼店卖锅髓饼等。

大的饼店都有50多个炉子同时做饼。

不少地方还有饮食夜市，直到三更以后才收市，次日五更又接着开业；繁华地段，夜市就通宵不停。

北宋东京商贸繁盛，租赁业也很发达。

比如，有人想要外出办事，可以租赁鞍马；有了丧事，可以租赁方相车舆；酒店开张，如需桌椅、陈设、器皿等，也可到茶酒局去租赁。

第三，万国咸集，商使会聚，贡赐贸易兴盛，使东京成为当时著名的国际性商贸大都会。

东京作为北宋都城，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因此也成了各国商使会聚和贡赐贸易的中心。

北宋时期的贡赐贸易，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境内各族和国家同北宋王朝在东京进行的官方贸易，一是中国境外的亚非各国与北宋王朝在东京进行的贡赐贸易。

二者中，前者为主，后者居次。

前者贸易额很大，对宋王朝的政治安定和经济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北宋时期，仅宋辽之间的各种商使往来人数就多达1600多人，其中辽使人数将近一半，来宋次数达300次左右。

宋王朝每年赐给辽使带回去的物品价值达70万贯。

据《宋会要》统计，北宋时期，西夏、女真、吐蕃、回鹘、西南蕃等族，到东京纳贡次数达230多次。

由于世界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需要和北宋政府的大力提倡，北宋时期，“四夷朝贡，曾无虚岁”，北宋政府为此在东京设有都亭驿、都亭西驿、怀远驿、同文馆、礼宾院、瞻云馆等，负责接待各国商使，使东京成为外国使节、商客、宗教人士往来异常活跃的城市。

高丽、日本、越南、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印度、阿拉伯和东非各国，都有商使多次来到东京，进献贡品。

贡品的种类很多，以香药、犀象、各种高级珍奇的手工艺品为主。

宋朝政府则回赐以丝绸、瓷器等。

在这种贡赐贸易的发展中，各国商使常常携带较多的物品，除进贡外，还与东京等地人民进行贸易。

这种贡赐贸易的形式，加深了宋朝与周边各民族和海外各国的经济交流，有利于相互间的友好和发展。

第四，城市人口迅速增长。

人口的增长是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北宋东京人口的迅速增长，正是其经济繁荣与发展的表现。

开封在唐代称汴州，唐代最繁盛的时期为玄宗天宝年间。

当时，汴州领县6个，人口57.7万余。

安史之乱以后，人口锐减，领县减少到5个，居民只有8.2万余人。

宋代，开封人口迅速增长。

根据政府的户口统计，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4），有18万户。

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有23.5万户；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年），有26万户。

每户以4—5人计算，徽宗时人口在100万到130万间，若加上不计入民户的东京驻军及其家属，则东京人口
最多时应有140万到170万。

从东京的人口构成情况看，经营工商业和其他服务行业的人户约占总户数的1/10，充分反映出当时东京城市经济的繁荣景象。

对北宋东京经济繁荣的状况，当时人有过十分生动的描述。

周邦彦《汴都赋》就说东京“竭五都之环富，备九州之货贿……无所不有，不可惮纪”。

意思是说，东京竭尽了五都（三国以来，以长安、谯、许昌、邺、洛阳为五都）全部的财富，齐备了全国各地的珍品奇货，什么都有，多得无法全部记录。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东京繁华时说：
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柳陌花衢，按管弦于茶坊酒肆；八方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即寰宇）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管喧空，几家夜宴。

……人烟浩攘，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

所谓花阵酒池，香山药海（香、药主要是舶来的交易品）。

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之万数，不欲繁碎。

北宋东京的繁荣，在金军南下的炮火声中，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盛世文苑
史载，宋太祖赵匡胤在登极之初，就在太庙的夹室内立了一座“誓碑”，碑文中重要的一条内容就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并严令“子孙有渝（改变）此誓者，天必殛（诛杀）之”。

使北宋文化氛围呈现出宽松平和的特点，极少诛戮士人和批评朝政者。

宋代文化以东京为中心迅速走向繁荣。

北宋时期，全国最高的学府太学，就位于东京城内汴河南面的蔡河湾中。

宋初，各项制度都处于草创阶段，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仅有太学生一二百人。

但后来发展十分迅速，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已有太学生2400人；到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增至3800人。

在文化教育上。

北宋仿隋唐科举制度，京师成为全国各地学子会考的中心。

东京城内学校众多。

仅中央国子监直属的学校，除太学外，还有国子学、四门学、宋学、律学、武学、算学、书学、画学、医学等等。

与前代相比，北宋东京的学校，不以高官贵族子弟为限，还向庶族士人广为开放。

学习的一些科目，也一改攻经、读经的旧制，开始重视实践技能的培训。

北宋东京还是全国的藏书中心。

宋初，国家级的藏书地方主要有昭文馆、集贤院和史馆，史称三馆。

宋太宗时，又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崇文院，取代了以往的三馆。

后来，又在崇文院内建造了一座秘阁，专门收藏善本书籍和珍本书画。

北宋时崇文院的国家藏书，最多时达16万卷。

政府曾利用这些丰富的藏书，组织了当时众多的知名学者，编纂了在中国文化史上颇负盛誉的《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鸿篇巨制的文化典籍。

著名史学家司马光也曾在崇文院内设置过修史机构，并利用馆藏图书，撰成《资治通鉴》这部光辉的史学巨著。

北宋时期，非常重视封建文化的传播。

不少皇帝如仁宗、神宗、徽宗等，都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

宋太祖赵匡胤也是一个书画爱好者，他曾亲自收集先王、名臣的碑帖编印成册，并在宫中设立了规模宏大的“翰林图画院”。

徽宗赵佶虽然在政治上昏庸无能，却是一位颇有才华的画家和书法家。

他曾自作画扇，开了画扇的风气。

他的绘画，工细严谨，追求细节的逼真，自成风格。

一次，他命画院众画家画孔雀，结果众人都受到了批评。

因为经过他长期细致的观察，发现“孔
雀升高，必先举左”，而众人都画成了先抬右脚。

在书法上，他还独树一帜，创立了“瘦金体”，字迹瘦挺俊秀，清丽不俗，颇受后人推崇。

北宋时用楷、篆二体刻成的《周易》、《诗经》、《尚书》、《论语》、《孟子》等“九经石刻”，被称为“二体石经”，为历代学者所推重。

随着北宋印刷业的大发展，国子监还刻印了大量书籍，传播于世。

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古代和开封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北宋时期，开封荟萃了众多著名的文人学者，既有文学家，又有史学家，还有诗人、词人、书法家、画家和科学家等。

他们长期在东京为官、生活，从事创作、撰述及研究，使东京的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达到了高度的繁荣。

文学家欧阳修、范仲淹，宋代四大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著名的画家张择端等，早已为人所熟知。

著名史学家宋祁，原来就是东京雍秋（今开封市杞县）人，曾在东京任翰林学士，撰写了24史中的《新唐书》，为我国文化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北宋时期东京的科学技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许多领域不仅居全国之冠，在世界上也处于领先行列。

苏颂研制的水运仪象台，是我国中世纪杰出的天文仪器，被誉为后世欧洲天文钟的祖先。

作为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也是从北宋开始逐渐被广泛运用于军事领域的。

当时，东京设有大型的火药作坊，成功地研制了火炮、火枪、火箭等。

有关技术人员还把火药和猛火油（石油）相结合，制造出一种攻城拔寨威力无穷的武器，点燃以后，若用水灭火，火势会更猛，并会顺水向上爬升，这是当时世界时最先进的军事科技成果。

曾在东京为官，被后人誉为“百科全书式人物”和科技史上的“坐标”，并参与过王安石变法的著名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一书中对毕升发明活字版的记录，是世界上首次对活字印刷术的文字表述。

他还在太行山发现了海边才有的贝壳化石，推断那里曾经是古老的海岸线。

其他如王惟一发明铸造的供学习针灸使用的“腧（音数，人体上的穴道）穴铜人”以及冶炼、印刷等，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

北宋东京城内还有众多文化娱乐场所，时称瓦子，又叫瓦市。

当时最大的一处瓦子叫桑家瓦子，分为中瓦和内瓦，共有大小勾栏（又作勾阑或构栏,大城市固定的娱乐场所和戏曲表演场所，相当于今天的戏院）50余座。

中瓦子的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的夜叉棚、象棚，每棚都可容数干人。

在瓦子里，经常演出戏剧、曲艺、杂技、魔术类节目，如踏索、攀竿、悬丝傀儡、猴呈百戏、小唱、小杂剧、学象生（口技）、说书等，还有“楼里藏身”等马术表演。

另外，还有一种独特的在船上表演的“水秋千”，船上立一秋千，人荡到最高处，顺势翻着筋斗跃入水中。

它将荡秋千与跳水表演合为一体，十分精彩，有很高的观赏性。

太学风潮
北宋自公元960年建立，到公元1127年灭亡，共历9帝167年。

宋徽宗时（1101—1125年），女真人建立的金国君主金太宗消灭了辽国，开始把矛头指向北宋。

辽国灭亡前夕，有个叫张觉的北宋官员在平州（今河北卢龙县）投降了金国。

不久，他因不满金兵烧杀抢掠，又归降了宋朝。

宋徽宗封他为节度使，仍让他镇守平州。

金国十分恼恨，出兵攻打张觉，张觉大败，逃回宋朝。

金国又威逼宋朝交出张觉，宋徽宗无奈，只得杀了张觉，把张觉的脑袋送给金国。

宋徽宗原想就此息事宁人，不料这不过是金军大举攻宋的借口，不仅对阻止金军进攻毫无意义，反而使许多归附宋朝的原辽军将士感到心寒，对宋徽宗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