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和班固的编辑思想比较

司马迁和班固的编辑思想比较•分类：大学学报•作者：赵连稳•字数：2827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摘要：司马迁和班固不仅是两汉最杰出的史学家，也是很有成就的编辑学家，由于所处时代不同、家庭影响有异、著书体例的差别等原因，其编辑思想也各有特色。

在编辑指导思想方面，司马迁注重儒道互补，班固则完全以儒家思想为指针；在著书宗旨方面，司马迁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班固则为了“宣扬汉德”；在写书笔法方面，司马迁基本上秉笔直书，班固则突出地存在为尊者讳的问题。

关键词：司马迁；班固；编辑思想；比较中图分类号：K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142(2008)04—0151—05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公元前90)，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班固(公元32—公元92年)，字梦坚，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班固的《汉书》则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司马迁除《史记》外，还著有《报任安书》和《悲士不遇赋》等；班固的著作除《汉书》外，还有《白虎通义》和《东观汉记》等。

他们不仅是两汉最杰出的史学家，也是很有成就的编辑学家。

学术界对他们史学成就的研究已经相当充分，但对两人编辑思想、尤其是将他们的编辑思想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还很少见。

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编辑思想进行比较研究。

一在编辑指导思想上，司马迁既有道家思想，又有儒家思想；班固则完全以儒家思想作为编撰图书的指导思想。

司马迁一生的主要活动大致和汉武帝在位时间相始终，汉武帝虽然接受了董仲舒“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建议，但在当时，儒家思想一时还未在思想领域取得独尊地位，诸子百家学说依然比较活跃，在汉初思想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道家黄老思想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加上其父司马谈的耳濡目染，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司马迁，其头脑中既有道家思想，又新接受了儒家思想观念。

道家思想崇尚自然，否定天的人格和道德属性，在批判现实，反抗“既成传统”方面有积极作用，司马谈生活在文景到汉武的过渡时期，曾经“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

在有名的《论六家要旨》一文中，司马谈对先秦诸子思想进行了总结，我们今天常说的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等就是他率先提出来的。

司马谈认为六家各有长短，但他对道家情有独钟，认为“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

司马谈的思想深深影响了司马迁，在司马迁编辑指导思想中，道家思想占有很大比重。

司马迁不承认自然界能够主宰人类社会的活动，在《悲士不遇赋》中，他说：“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

在《史记》中，司马迁探讨古今王朝兴衰成败的规律，得出的结论是“物极必反”，这正是道家经典著作《老子》所主张的学说，而他在《史记》中表现出来的反叛精神也与道家思想中反对传统的一面相吻合。

故班彪认为司马迁“其论述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

但是，这并不是说在司马迁编辑指导思想中，儒家思想就没有位置了，相反，由于董仲舒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建议被最高统治者采纳，儒家思想逐渐显赫起来，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司马迁不可能不受此影响，尤其是他曾经以董仲舒为师，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天人感应思想。

如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司马迁沿用了董仲舒今文经学神学迷信的说法，什么黄帝“生而神灵”，“有土德之瑞”；帝颛项“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帝喾“生而神灵，自言其明”。

在《高祖本纪》中说刘邦是其母和龙交配而生。

在《秦楚之际月表》中说西汉的建立“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但司马迁对儒家天人感应的思想并未盲从，在另外一些列传中，他认为天属于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的变化没有内在必然联系，对儒家思想的天道提出疑义，如在《伯夷列传》中，他说：“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若伯夷…余甚惑焉，偿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因此，在《项羽本纪》中，针对项羽把失败原因归于“天”，司马迁驳斥道：“岂不谬哉!”司马迁编辑指导思想以儒道为主，但并非只限于儒道两家，实际上，他继承了父亲司马谈《六家要旨》的学术宗旨，对诸子百家兼容并包，认为它们各有所长，不能偏废，所以，《史记》中为老子、韩非、庄子、申不害、墨子、邹衍等各家代表人物立传，并且辑录了他们的典型思想材料。

班固生活在东汉时期，儒家思想经过西汉董仲舒及数代帝王的大力提倡，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班固的祖先在西汉时就是儒学世家，东汉时，班家又成为外戚，“家有赐书”，与皇室关系密切。

班固的父亲班彪在刘秀还没有统一全国时，就为刘氏政权寻找理论依据，“乃著《王命论》以救时难”。

其中宣扬汉承尧运，天命有归，王者兴衰，非人力所致。

《王命论》的目的在于宣传君权神授思想。

汉章帝召集群儒在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讨论的结果由班固撰成《白虎通》。

所有这些，使班固深受儒家思想薰陶，从而把儒家思想作为编纂书籍的指导思想。

在《汉书·叙传》中，班固原文抄录《王命论》，并且开诚布公地宣称自己编纂《汉书》要“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纬《六经》，辍道纲”，即要在书中贯穿儒家思想，以儒家思想为指导。

其中的原因正如他在《汉书·礼乐志》中所言：“为国者一朝失礼，则荒乱及之矣。

”儒家思想“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

因此，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语中批评《史记》不以圣人和六经作为判断事物的标准，说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

《汉书》删除了《史记》中具有非儒思想的话语和资料，而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持赞赏态度，称之为“宪章六学，统一圣真”。

班固对儒家思想达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

《汉书·艺文志》于各类典籍中，首先叙述儒家《六艺》，次叙诸子十家九流之书；十家之中，又首叙儒家，称赞其“于道最为高”，余下的九家，除去小说家外，“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即其他各家不过是儒家经典的附庸罢了。

班固评价各家学说优劣的标准也全以儒家思想为取舍，他说道家的最大缺陷在于抛弃了儒家的仁义学说，墨家的缺陷在于“非礼”和不知“别亲疏”，违背了儒家“贵贵贱贱”的原则。

在《汉书》中，班固还以儒家思想为标准评价历史人物，如《汉书·古今人表》把上古以降至秦代的人物分为九等，在上上圣人中，班固共列举了14人，除孔子外，其余都是儒家推崇的古代帝王，只有孔子以儒家创始人的身份置身上上圣人之列。

孔门弟子有5人列上中仁人，20余人列上下智人，后学子思、孟子、荀子也居上中仁人。

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都列于上等。

列为中上等的有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墨家的创始人墨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和韩非子、兵家代表人物孙膑。

庄子则位居中下等。

诚如钱大昕在梁玉绳撰《古今人表考》序言中所说，孔子列“于上圣，颜、闵、思、孟于大贤，弟子居上位者三十余人，而老、墨、庄、刘诸家咸置中等”。

班固这样做的目的是抬高儒家思想的地位，以“用彰儒学”。

自从董仲舒大力宣扬天人感应说以来，这种唯心学说便成为两汉儒学的中心内容，所以，汉朝的儒家思想是以儒家经典为形式，以阴阳灾异说与谶纬神学为内容的儒学。

班固在《白虎通》中把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与现实政治的结合发挥到极致。

在《汉书》中，班固大肆宣扬天人感应，说儒家经典都是为了阐述天人感应而作的，《汉书-五行志》记载：“昔殷道驰，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

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灿然著矣”。

又如在传记部分，班固不惜篇幅记载传主附会阴阳灾异的对策、谏言，并且为推崇阴阳灾异的大师立传，最突出的是把董仲舒从《史记·儒林列传》中析出，特立《董仲舒传》。

和《史记》记载的董仲舒事迹相比较，《汉书·董仲舒传》的内容主要是全文收录了董仲舒的《贤良对策》《天人三策》等文献，把董仲舒的理论视为儒学正宗，说：“汉兴，乘秦灭学之后，景、孝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

赞誉董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

刘向事迹虽然附在《楚元王传》中，但是该传记实际上以刘向为主，传中主要记载了刘向四次上疏言阴阳灾异的内容，将刘向以灾异附会人事写得神乎其神，还称赞他的言论“有补于世”。

《汉书》中的表、志序言，纪、传赞语，多引经义，尤以引用《论语》为最多。

时人仲长统说《汉书》“宗经矩圣”，可谓一语中的。

班固把儒家思想作为编纂史书的指导思想，影响很大，在《汉书》出现后，中国古代书籍、特别是纪传体正史的撰写，大都沿袭了这一做法，并且逐渐形成一种传统。

二在著书宗旨方面，司马迁和班固差别比较明显。

司马迁撰写《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班固著《汉书》则是为了“宣扬汉德”。

“究天人之际”就是研究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关系。

先秦思想界，对“天人关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命题。

司马迁祖先研究天文，是天文世家，他本人对天文学也很有造诣，这使他能够剔除自己思想中的迷信成份，把天视为一种客观存在，把天的运动看成自然界变化的一种现象，而不是人间吉凶的所谓先兆。

司马迁认为人类社会的活动必须顺应自然规律，在《太史公自序》中，他说：“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

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

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通古今之变”，就是探求古往今来历史变化原因和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规律。

《史记》记载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到西汉武帝太初年间共约3000年的历史，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说：“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

即他的《史记》记述了上起轩辕黄帝，下至汉武大帝时期的历史。

这种通史体例，有利于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

司马迁强调“通变”二字，说：“天人之际，承敝通变”，“略协古今之变”，“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

在《史记》中，司马迁重视纵贯古今，企图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探求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如《天官书》中说：“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

《平准书》说：“物盛而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始终之变也”，“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司马迁在《史记》中，设立“十表”和“八书”，就是通变思想在编纂工作中的运用，在谈到作“八书”的目的时，他说：“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

如在《礼书》中，司马迁对礼的起源和古今变化做了详细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