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苏联剧变的原因和教训中的六大关系

简论苏联剧变的原因和教训中的六大关系黄宗良2012-1-8 17:19:33 来源：《东欧中亚研究》1993年第1期全面地、系统地总结苏联剧变的原固和教训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

巴黎公社才存在72天，至今已过去120多年，其经验教训仍有理论和实际意义，人们还在不断地研究它，总结它。

一个具有90年左右的历史，有1800多万党员的大党一下子丧失了政权，一个具有70多年历史的社会主义头号大国一下子解体，其教训有极高的理论和实际价值。

更需要系统地，深入地加以研究和总结。

下边拟从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处理几对经常碰到的矛盾谈谈对苏联剧变的原因和教训的粗略看法。

一、政治任务与经济任务：什么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重心，根本任务?能否在一个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搞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已成为中心问题引起争论。

第二国际的头面人物伯恩施坦、考茨基和孟什维克都说“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

列宁回驳他们时首先肯定说，这是“无可争辩的论点”。

列宁反对的是认为缺乏这个经济文化前提就不该夺取政权的观点。

他认为可以“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人民”。

这里，列宁强调在搞社会主义中运用政权和制度的力量是显而易见的，在他看来，不用专政的手段就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只是空想主义，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

[1]显然，他讲运用政权和制度的力量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服务的。

在实践上．他一有机会，那怕是在战争期间的喘息时机也要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问题。

[2]他认为劳动生产率是新的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对于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理解上的差异，实际上引出实现社会主义的两种基本思路：以经济建设为根本任务和中心工作，过分地强调阶级斗争、专政手段，甚至“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后者无疑是对列宁思想时曲解。

单从维护政权这个意义上，列宁就明白地说过：“单靠专政、暴力、强制是坚持不住的，唯有掌握了文明的、技术先进的、进步的资本主义的全部经验，使用一切有这种经验的人，才能坚持得住。

”[3]斯大林倒不是象一种流行的观点所说的那样，只注意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不注意抓发展生产力。

他是两个方面都抓得太急了。

他提出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建立起其经济基础，而重工业是基础的基础。

这是唯物主义的。

他还反对在贫苦生活的基础上用拉平的办法搞社会主义。

[4]但他不重视民主政治的建设，也过分地热衷于依靠阶级斗争、动用专政手段。

当他提出“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5]经过“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政权的道路来使国家消亡时”，[6]他又背离了历史唯物论。

他强行推行全盘农业集体化，搞大清洗等，不仅造成大量尖锐、深刻的社会矛盾，而且也由于挫伤、压制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而阻碍以至破坏了经济建设的发展。

斯大林在向城乡资本主义发动了全线进攻，主要依靠政权的力量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了剥削阶级以后不久，匆匆忙忙宣布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和向共产主义过渡。

这种超越阶段、急于过渡是以降低生产力标准为前提的。

后来赫鲁晓夫提出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勃列日涅夫宣布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都是继续了斯大林的错误。

在缺乏牢靠的物质和文化基础的条件下宣布建立起的新社会制度，不能不过分地依靠政治、特别是国家机器来维持，因而归根结底是经不起风浪的吹打的。

还必须看到，真正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劳动者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为目的。

苏联几十年来用了很大一部分力量去搞军科、军工，这在斯大林时期还是可以理解的。

在哪种国际环境中，不加强军备、国防，难以保卫住社会主义阵地。

但后来的事情就不能完全这样来评价了。

60年代以后，苏联大搞军备竞赛，同美国争霸全球。

它搞的是准军事化的经济，不是服务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是服务于他们自称的“世界革命”、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其实是服务于政治目的、军事扩张。

人民生活长期桩置于服从“国家长远利益”的地位。

其结果是国家的军事实力上去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却不能与时代同步提高。

而戈尔巴乔火上台之后，由于其方针政策的错误，不仅没有扭转经济的停滞落后局面，而且使生产继续下降，人民生活恶化。

经济没有搞好，是苏共失败、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实践告诉人们，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说到底要靠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离开这个基础，是非失败不可的。

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闭关锁国还是坚持对外开放，吸取和借鉴西方文明成果？在俄国这样的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否实行对外开放具有决定性意义。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就指出，大工业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开拓，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都成为世界性的。

马克思讲的落后的俄国农村公社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皮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提出的不发达国家可以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走向社会主义，都是放在当时的时代和国际环境中来考察的。

列宁甚至把问题提到如此高度：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

[7]他把问题抽象为一个公式；苏维埃政权加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等于社会主义。

[8]苏联人对这个公式并不陌生，但实行得并不好，使苏联始终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状态。

苏联的剧变正是从这种状态中被惊醒一下子走向另一个极端所致。

苏联在此问题上的教训使我们可以初步得出如下理论性认识：第一，在当代社会生产力国际化的总趋势之下，社会主义国家如果闭关自守决不可能发达起来。

斯大林在20一30年代虽不否认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是“互相依赖”，应“互通有无”，但他过于强调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就会使苏联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附属品”。

在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之后，他又进一步提出“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论断，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可以不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了。

这就把苏联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妨碍了它的经济文化发展。

第二，必须全面估量当代资本主义的新情况、新发展，充分认识两种制度并存共处的长期性。

苏联长期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的适应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缺乏客观的分析和全面的估量。

共产国际六大(1928年)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提法一直被沿用到80年代初。

由此而来的是对两种制度长期和平共处缺乏足够的耐心，对对外开放缺乏紧迫感，并凭借膨胀起来的军事实力，“实行进攻性的阶级斗争战略”，到处扩张同美国争霸天下。

这一方面影响了同西方的经济文化交往，阻碍和破坏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

这是其国民经济搞不好的重要原因。

第三，既要肯定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优越性，又要清醒地看到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文化起点的落后性。

在苏联，对这个“优越性”和“落后性”及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认识出现或“左”或右的偏差。

人们长期片面地理解这个“优越性”，不理解经济上、文化上的落后性难免要影响和贬低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如它使官僚主义、家长制、个人崇拜等东西复活、滋长，阻碍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行，在落后的经济文化基础上保留着的封建主义残余和小生产者意识则妨碍公有制的巩固和发展以及按劳分配等经济制度的实行。

脱离现实情况，喜欢从原则上、理论上去理解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很容易陷入盲目性。

当苏联某些颟顸的官僚从苏联什么都是世界第一的自我陶醉中清醒过来时，其科技总体水平已比西方发达国家落后了十几二十年。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全盘否定70年历史所取得的成就和社会主义制度实际存在的优越性，使苏联从夜郎自大走到崇洋媚外，乞求西方的金钱和药方。

连民族自尊心都不要了，更谈不上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在发展经济中更为需要的自力更生精神了。

第四，既要认识两种制度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又要看到它们之间互相吸收、借鉴和一定条件下合作的可能性。

过分地强调前者而忽视甚至否认后者足社会主义国家曾犯过的通病。

两种制度的长期对抗、国际环境的险恶、大国的丰富资源、广阔的国内市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取得的巨大成就，使苏联的病情更为严重。

对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可能性缺乏应有认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西方文明成果的性质不做具体分析，把其看成都是姓“资”的，都是屈于社会基本制度的范畴。

对市场经济的大规模批判等，都是典型例子。

这样，社会政治、经济某些环节机制的运转难免偏离人类文明的发展大道。

尽管斯大林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同西方的经济交往方面也有过可观的成绩，但苏联封闭型的体制并没有根本打破过。

戈尔巴乔夫则过分强调世界的整体性、全人类利益的共同性，抹杀了两种制度之间的根本区别及其对立和斗争，于是，全盘西化，“回到欧洲去”的思潮在俄罗斯大地泛滥，苏联的政治、经济全面失控。

第五，要树立各国革命只能靠各国人民自己进行的观念，不要包打天下，更不能称雄争霸。

一国建设与世界各国的革命斗争关系如何处理，是苏联长期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对世界革命发展进程长期存在估计过快的乐观情绪，二是对如何处理各国共产党之间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缺乏实践经验，三是大国沙文主义作怪。

所以，从斯大林开始，苏共就犯了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的错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干涉他党内部事务，到60一70年代，发展为在国际主义的借口下，对别国进行武力干涉，搞霸权主义、扩张主义。

其恶果有三，一是不仅无助、而且有损于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进步事业，影响各国党之间的团结，损害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二是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不同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和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三是加重了苏联的经济负担，成为苏联国内社会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阻碍因素。

这就说明在对外关系中，既要坚持国际主义原则，又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要承认各国人民有权也有能力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选扦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

这对于搞好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决不是无足轻重的事情。

三、共产党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这是全部政治建设、包括政权建设、党的建设、体制建设和改革的中心问题研究反“和平演变”、苏共丧权的教训，如果绕过这个中心问题，可以说是隔靴搔痒。

搞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行，但领导如果脱离被领导的人民群众，那就不成其为领导。

所谓共产党丧失政权，其实就是在重要的历史关头、在“自由选举”中，多数群众没有投共产党代表的票。

在近一个世纪中宣传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就其总体上看也应该说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党，为何落到这般地步?问题在于原则、理论与实际，纲领、根本制度与体制和具体制度并不完全一致，存在着某种脱节的现象。

从苏联的根本制度、从国体上说，它的每部宪法、党纲都标明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党是代表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利益的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