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笔下爱情观的转型

从《韦护》到《青春之歌》——中国现当代女性作家革命爱情观的转型摘要：对于丁玲所创作的20世纪三十年代那个历史环境来说，爱情才刚刚被搬上舞台，尽管尚未完全发光发热，但仍然是吟唱的主角；然而在革命的大环境下，爱情必须做出让步，韦护所面临的两难选择也是那个时代大多数人所面对的。

然而杨沫所创作的建国后十七年文学背景下，随着“人”和“自我”的失落，政治、生产、社会主义这一切都已经超越曾经所信奉的爱情，爱情俨然已经退居幕后，成为渲染革命的一种陪衬品了。

关键词：革命；爱情；十七年文学；女性意识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女性的地位一直备受压抑。

“女子无才便是德”成了对女性的唯一要求，“相夫教子”更是被奉为传统妇女的“终生事业”。

稍有些才华的女性也因为地位的低下而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而像蔡文姬、李清照这样文明古今的才女几乎是凤毛麟角。

近代国门打开以后，传统的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逐渐解体，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发展，大量的工厂应运而生，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脱离传统的家庭模式外出工作，知识见闻都得到从未有过的拓展。

而另一方面，西方进步思想渐渐传入中国，广大女性也开始接受新式教育。

在受教育的一批新时代女性里，像丁玲、林徽因、凌叔华、谢婉莹这样一批才华横溢的优秀女性不胜枚举。

新中国建立以后，直接将“男女平等”这一条例纳入了法律，女性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女性作家的数量也远远多于往期。

而另一方面，女性与爱情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自古以来，爱情就是文人笔下的不朽主题。

相比其他文学类别，女性作家更偏好于对美好爱情的抒写，将自己对爱情的理解与期望付诸于作品当中，对爱情的思考占据了中国现当代女性作家作品的不少篇章。

当然，处于不同时代的女性作家对于爱情的思考自然不会一样，任何文学作品的创作都离不开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

从现代跨入当代，历史环境更是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女性作家笔下的爱情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本文将以丁玲的《青春之歌》和杨沫的《青春之歌》为例，简述中国现当代女性作家革命爱情观的转型。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这一段时期的文学，文学史上将它命名为“十七年”文学。

这十七年里，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一段时期经历过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经历过反左反右思想斗争，经历过物质匮乏的三年自然灾害，给文学上也带来了几次重大的影响。

在这十几年的历程里虽然有种种的不足和缺憾，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依然占据一定的地位。

对于中国文学史来说，十七年文学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它没有像之前的五四文学那样形成女性文学的高潮，但仍然涌现了一批像杨沫、茹志鹏、宗璞、陈学昭这样优秀的女作家的出现，她们的作品大都是在革命与爱情的冲突中突出主人公自身的解放与成长。

但是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她们对于革命与爱情的思考也与20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以丁玲为中心的一批女作家有着质的不同。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女性刚刚得到解放，再也不用束缚于旧社会的“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藩篱。

新时期的气象激发了广大知识女性创作的热情，当然这其中包括丁玲、冰心、卢隐、石评梅等一批优秀的女作家。

而在这几位女性作家里面，哪位女性作家成就最高，这无从定论。

但丁玲是第一个向世人敞开了觉醒女性成熟的内心世界：赤裸裸的性欲，灵与肉的纠葛，观察男人的视角，白马王子的幻想，对新式家庭的幸福感与失落感；这些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丁玲早期的作品《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都是反映“五四”退潮后叛逆苦闷的知识女性，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而在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完成第一部革命题材长篇小说《韦护》，这是她告别莎菲走向革命的重要转折。

它以五四运动前的社会现实为背景，描写革命者韦护与小资产阶级女性丽嘉的恋爱和冲突。

[1]韦护一方面是站在不可动摇不想放弃的革命工作上，另一方面又站在生命的自然上需要恋爱，经过几番强烈的思想斗争，终于革命的信念战胜了恋爱的欲望，离开了爱人丽嘉，到革命中心广州去。

韦护走后，丽嘉虽然感到爱情幻灭的痛苦与悲哀，但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也决心要做出点事情来。

在这部小说里，丁玲刻意去表现韦护所遇到的革命与爱情不能两全的两难境地，在写作策略上，丁玲为了肯定革命的必要性和崇高性，着力地渲染爱情的神奇与美好，以此突出革命与爱情的两难选择；但最终男主人公还是以执着的革命信念战胜了缠绵悱恻的爱情羁绊，勇敢而决绝地抛弃了爱人，追随革命理想去了，从而凸显了革命事业的巨大力量，执着信念的不可战胜，契合了30年代革命文学的叙事要求。

在这篇作品当中，丁玲竭力强调革命与爱情是两个对立的、不可调和的关系体，选择了革命就意味着放弃了爱情，而选择了爱情则意味着放弃了革命。

这种独特的构思心理正代表着丁玲在那个时代对革命与爱情关系的思考。

在20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封建的包办婚姻刚刚废除，许多人开始渐渐走上了自由恋爱的道路，但是对于爱情大多数人是处在一种新奇、迷茫、不确定的状态，既兴奋又惶恐。

而这表现在文人的笔下，则纷纷呈现了一种赤裸裸的性的描写，性的开放使得爱情与肉体的欲望混淆不清，充满了一种颓靡堕落的气息。

故事中的主人公要么因为失恋而走向堕落的歧途，要么信奉着着爱情至上的原则逐渐走上理想主义的误区。

爱情仅仅是一种个人欲望的发泄，而并非是代表着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这在丁玲以及那个时代其他的作家的的作品中都有所体现。

然而此时的革命却处于一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趋势，面对满目苍夷的中国，许多爱国人士都纷纷走上了革命救国的道路，更有许多青年跃跃欲试；此时的革命对于刚刚加入无产阶级阵营的丁玲来说，既是一种未来不可阻挡的趋势又是一种神圣而不敢侵犯的信仰。

因此她在构思《韦护》这部作品的时候，内心包含着对革命的激情，将革命视为一种光明的正途，然而爱情却在某种意义上则是主人公走向光明个绊脚石，二者被视为一对无法解决的矛盾体，为了突出作品最后的革命性，男主人公韦护必然会放弃爱人丽嘉而最终选择革命，爱情最终成为了革命道路上的一种牺牲品。

然而在建国以后的十七年里，新时代的到来已经证明了革命的胜利，爱情也由曾经的幼稚发展为成熟。

爱情与革命融合到一起，爱情甚至成为革命的一种正面力量。

十七年文学有一个典型的特征，那就是政治凌驾于文学之上。

[2]政治运动更是直接轻而易举地改变文学导向，面对那个时期的作品，我们甚至能够真切地感受到那个时期的政治气息和那个时期的人们的精神特征，然而这都表现为一种“人”和“自我”的失落。

因此那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也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戏剧等等。

这些作品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满腔热忱和质朴的表现方法，讴歌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历史时期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

《青春之歌》是女作家杨沫的代表作。

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掀起一个新的高潮这几年的时间里，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在一群北大学生的帮助下，几经曲折走上终于革命道路，最后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故事。

与《韦护》相同的是，这同样是一部革命与爱情交织的故事，故事的背景又都发生在20世纪初期，革命的热潮刚刚兴起；然而不同的是，女作家杨沫对革命与爱情关系的思考与丁玲对《韦护》的构思截然不同。

杨沫笔下的女主人公林道静是一位美丽与智慧并存的新时代知识女性，她受过现代的教育，不满于封建传统到的束缚，因而在后母的逼迫下极力挣脱传统的包办婚姻，离家出走追求个性的解放。

在她不断向命运抗争的过程中，先后遇到了余永泽、卢嘉川、江华这三个性格迥异的男性，并萌发了爱情。

林道静在与余永泽的交往过程中，余永泽的自私卑琐、逃避现实让她更清醒地认识了自己未来想要走的道路，然后又在卢嘉川的鼓励帮助下初步了解中国共产党并走上革命的道路，最后又是在江华的陪伴下彻底地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并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革命女战士。

1931年到1935年这几年的历史事件、革命形势是整部小说的脉络，但是林道静个人的感情以及与这三个男性的爱情是整部小说的另一暗线。

[3]余永泽对林道静的爱情是自私而堕落的，然而卢嘉川的睿智、江华的果敢以及他们对林道静深沉的爱最终帮助林道静克服自身的弱点走上了无产阶级光明正道。

余永泽的爱正是为了和卢嘉川、江华对林道静的爱情形成对比，突出卢嘉川、江华这两个光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形象，突出爱情的正面力量。

受十七年文学这个特定的创作背景的影响，杨沫塑造了两位意志坚定、近乎完美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卢嘉川和江华。

他们有着强大的意志，超群的能力，对于林道静的爱情也是隐忍而深沉的，他们有着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信仰——无产阶级。

林道静对他们的爱情最初是源于一种崇拜，正如林道静最初走向革命一半的原因是基于对卢嘉川的崇拜一样。

渐渐地这种崇拜发展为一种爱慕，而这种爱慕之情几乎成为了林道静的革命道路上的精神支柱。

杨沫在整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极力突出卢嘉川、江华二人对林道静的榜样力量，以完成林道静自身的不断成长、成熟。

因此这部小说和《韦护》当中革命与爱情两难境地的情况刚好相反，卢嘉川、江华这两个人成为林道静成长上的力量，而并非《韦护》里所极力表现的阻碍。

这种爱情象征着光明，将林道静从余永泽的小资产阶级的堕落里解救出来，去追求共同的革命理想。

爱情从牺牲品变为一种积极的力量。

透过这两位女性作家的作品，我们便可以隐隐看出中国现当代女性作家革命爱情观的一种转变。

对于丁玲所创作的20世纪三十年代那个历史环境来说，爱情才刚刚被搬上舞台，尽管尚未完全发光发热，但仍然是吟唱的主角；然而在革命的大环境下，爱情必须做出让步，韦护所面临的两难选择也是那个时代大多数人所面对的。

然而杨沫所创作的建国后十七年文学背景下，随着“人”和“自我”的失落，政治、生产、社会主义这一切都已经超越曾经所信奉的爱情，爱情俨然已经退居幕后，成为渲染革命的一种陪衬品了。

参考文献[1] 丁玲. 韦护.[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1[2] 冉思玮. 十七年文学时期红色文学与战争文化心态[J]. 文学评论,2012年22期[3] 杨沫. 青春之歌.[M]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