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孟庆棠与日本人士来往看他的民族主义立场

从孟庆棠与日本人士来往看他的民族主义立场孟庆棠公在抗战之前及抗战期间与日军及日本人士有一些来往，本文意图澄清相关事实并说明其民族主义立场。

孟庆棠，1877～1944年，字泽南，号稚孙。

翰林院五经博士，亚圣奉祀官。

孟子世家大宗子，孟子第七十三代嫡系后裔。

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代理“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光绪三十一年正式承袭。

民国三年（1914年），依《崇圣典例》，改封为奉祀官，继续管理孟庙、孟府、孟林、孟子故宅等圣迹，并主持祭祀活动。

至1935年1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议决：改衍圣公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以特任官待遇；孟子、颜子、曾子嫡裔原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均改为奉祀官，享简任官待遇。

庆棠公即为“亚圣奉祀官”，于7月6日，随同“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德成，并“复圣奉祀官”颜世镛、“宗圣奉祀官”曾繁山一起赴南京就职，8日在国府礼堂举行就职典礼，10日在贡院街圣庙举行告庙典礼。

日本于二战前期相继发动了东北“九一八”事变（1931年）、拥立溥仪建伪满洲国、上海“一二八”战役（1932年），至1935年时日军已占领山海关，1937年又发动“七七事变”。

国人对日仇恨加剧，抗日情绪高涨，举国上下同仇敌忾。

此时舆论界爆出庆棠公与日本有关人士交往的消息，顿时举国哗然，报界恶语相加，坊间也多有微词。

到1939年时庆棠公已达65岁高龄，自1894年代理“翰博”，掌管孟府家务政务已达45年，身心交瘁，健康每况愈下。

于1939年向民国政府提出辞职，由儿子孟繁骥公接任“亚圣奉祀官”。

庆棠公是一位学者，也可以称为老师，他的武器是儒家思想，他的战场是教化人心。

从中华民族的立场出发，他虽然没有慷慨激昂地挺枪与日军直面对抗，但他以儒家思想影响日人，教化人心，树立中华思想主导地位，维护民族利益，符合“建立广泛统一战线”的原则。

仍不失为一名战士，文化统战也是一条战线。

从遗留的他赠予日人的书作看，毫无掩饰地阐明了自己的民族主义立场，表现出了孟子所倡导的“舍生取义”精神，践行了先祖“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训言；同时也表明他试图用正统儒家思想影响日人，期望达到教化人心的目的。

其掷地有声的壮举颇有我祖孟子的风范。

1935年，日本东京汤岛圣堂孔庙复建成功。

汤岛圣堂(今东京都文京区汤岛一丁目)是1690年由江户幕府第5代将军德川纲吉建立的孔子庙，后来作为幕府的学问所，被称为“日本学校教育发祥地”，也算是日本东京大学的前身。

1922年汤岛圣堂被指定为国家级历史遗迹。

1923年（大正12年）关东大地震时除入德门和水屋以外，圣堂的其它建筑全部损毁。

1935年（昭和10年）由著名工学博士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伊东忠太设计，大林组施工，仿照宽政年代的原孔庙建筑式样，使用钢筋水泥重建了圣堂孔庙，在大成殿里供奉了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和儒家四圣（颜子、曾子、子思子、孟子）。

日本汤岛圣堂大成殿日本驻济南领事馆总领事拜访孔府，特邀孔子第七十七代孙“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德成赴日本参加落成典礼。

当时“九一八”和“一二八”抗战已经爆发，民间反日情绪激烈，中日两国处于准战争状态。

孔德成向中央政府报告此事，政府从加强中日双方文化交往以缓和局势的目的出发，同意以民间组织的形式参加典礼，但孔德成是正部级官员，代表政府的姿态，不便前往。

孔德成本人也表示坚决不去日本。

于是孔德成组织了“中国圣裔代表团”，任命孔府明德中学校长孔昭润为团长，代表他前往日本参加仪式，孟、颜、曾三圣后裔为代表团成员。

亚圣奉祀官孟庆棠既为该团成员。

代表团除参加汤岛孔庙落成典礼外，还参加了日本儒学“斯文会”举行的儒学讨论会。

“斯文会”是专门研究和宣传中国儒家思想的组织，成立于明治时期（1920年），办公地点就在汤岛圣堂内。

下面两幅字是庆棠公1935年参加代表团去日本时赠给日本友人的，“石井先生”未能考证清楚。

所书内容来自《孟子·万章下》：“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

’”这是孟子的“四圣论”，是说圣人各有圣处。

另一幅的内容来自《孟子·尽心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这是中国正统知识分子的立身处世之道。

两幅作品的内容都出自《孟子》原句，不是现就的媚词。

杭州孟翔宗亲收藏有庆棠公写给渡边氏的一幅行草立轴，是由日本回流国内的，写的是李白一首诗：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

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这是李白于758年（乾元元年）流放夜郎途经武昌游黄鹤楼时所作。

西汉的贾谊，因针砭时弊，受到权臣的谗毁，贬官长沙。

而李白也因永王李璘事件受到牵连，以“附逆”的罪名流放夜郎。

“一为迁客去长沙”，就是用贾谊的不幸来比喻自身的遭遇，在流放途中，他“西望长安”，表达了对国运的关切和对朝廷的眷恋；听到黄鹤楼上吹奏《梅花落》的笛声，他心生惆怅，倍感凄凉，仿佛五月的江城落满了梅花。

笔者认为当时渡边氏不是日本军人，以庆棠公的身份，普通日本军人是无缘得见庆棠公的；又以庆棠公的严谨，与日本军界的交往均使用官称。

称“渡边氏”说明不是写给一个人的，是写给一个家族的。

渡边氏是孟氏宗亲，此轴应该是1935年庆棠公在日本期间，渡边氏觐见族长时恭请庆棠公所作，以此证明孟氏宗府接纳渡边家族为孟氏后裔。

至于内容，也许庆棠公认为渡边氏孤悬海外，与李白“同是天涯沦落人”，李白这种迁谪之感和去国之情能够唤起渡边氏作为孟氏后裔的情感共鸣，十分应景，进而期望加强中日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

另有一件庆棠公书赠山岸一雄先生的作品，对山岸一雄未作考证。

内容取自《孟子·离娄下》：“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

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

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

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这是教导世人做人的道理，教人仁善礼爱，由此可以得到别人的爱和敬。

这似乎就是指明日本军队侵略中国的无理，日本政府如此做法必遭世界鄙弃。

这幅作品也可能是1935年在日本时所作。

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庆棠公确实有与日军来往的书作。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暴发后，日军第十师团于8月中旬在天津大沽登陆，师团长就是后来在台儿庄折戟的矶谷廉介中将，其下辖的第33旅团由田岛荣次郎少将担任旅团长。

第33旅团于1938年1月4日进驻孔子故里曲阜，之后奉命不扩张战线，守备在曲阜、邹县、新泰、蒙阴一线达两个月。

田岛荣次郎崇尚儒学，奉行尊儒政策，在此期间与孔孟后裔多有交流。

而且日本政界军界在侵华期间，采取攻城与攻心双管齐下的策略，拉拢各地有影响力的人物，期望为“东亚共荣”鼓吹。

适时孔德成夫妇已由国民党第二十师师长孙桐萱率部护送至武汉。

自然，尚在邹城的“亚圣奉祀官”孟庆棠成为他们拉拢的重要对象。

写给田岛的书作估计就是这段时间内田岛荣次郎拜访孟府时庆棠公所作。

书作的内容是崇祯年间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拜谒孟庙时题的一首诗：恭谒孟夫子庙峄山连泗水，吾道更谁豪。

五夜神来梦，三迁母训劳。

春秋归嫡派，仁义破群嚣。

气象知何似？岩岩东岳高。

有人据此指责庆棠公与日军来往有汉奸嫌疑。

出现这种误解是由于他们没有读懂吕维祺的这首诗。

吕维祺，明朝河南新安人，字介孺，号豫石，其父是河南府名儒吕孔学，吕维祺和书家王铎是亲家。

新安吕氏家风甚好，从吕维祺起，仅到清乾隆年间就有十五人成为著名学者、诗人，有八人中进士。

吕维祺自幼习理学，26岁时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中进士，授兖州推官，擢升吏部主事。

因得罪魏忠贤，辞官还乡，设芝泉讲会，传播理学。

崇祯元年（1628年）复官，任南京兵部尚书。

崇祯八年（1635年）退居洛阳，成立伊洛会，广招门徒，著书立说，门生达200多人，学术著作甚多。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李自成进攻洛阳，吕维祺劝福王朱常洵散财饷士，以济时荒。

福王不听，吕维祺乃尽出家私，设局赈济。

城陷，吕维祺被俘，农民军中有受赈时认识吕维祺者，欲释放之，吕维祺“不辱大节”，宁死不去，后于洛阳城周公庙“引颈受死”。

据《明史·吕维祺传》载，在押送吕维祺的道上，遇到被抓住的福王朱常洵，吕维祺大呼曰：“王，纲常至重。

等死耳，毋屈膝于贼！”庆棠公选择这首诗给田岛作为某种拉拢意图的回答，就是向他表明誓死不降的心声，以绝其拉拢幻想。

同时也指明，侵略者及其扶持的伪政府是群嚣，最终会失败，中华民族是正义嫡派，最终会胜利。

这几乎就是给日军的“誓死不做亡国奴”、“坚决抗争到底”的宣言。

铮铮铁骨，掷地有声。

庆棠公书赠日本中尉松田利通的书法作品，收录在松田利通于1941年写的《从军散记》中，书作内容是《孟子》的原句：“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

”。

这是直截了当的告诉日军“我誓死不降”。

松田利通所作《征野二年》（中文译名《从军散记》）所收孟庆棠的书作从上述几幅书法作品看，庆棠公写给日本军人的都是直截了当的宣誓自己的舍生取义誓死不降的心声，不仅毫无献媚之态，而且尽露铮铮铁骨。

而写给日本民间人士的，都是如何做人的谆谆教导，传播圣教，教化人心。

从统战的角度说，文化交流也是一条战线，叫文化统战。

在日本国内，对华侵略早有预谋。

早在1926年，毕业于日本东洋大学的学者马场春吉，受日本外务省派遣来到山东，在日本特务丰田松岩创办的济南东文学校任教，以此做掩护，搜集中国情报，并对“大成至圣奉祀官”孔德成以及孔孟颜曾四氏圣裔进行了长期有计划的游说和笼络。

日本占领山东后，马场春吉组织成立了山东文化研究会，开展文化侵略活动。

此后数年间，马场春吉和山东文化研究会十分活跃，在青岛搞祭孔典礼，相继出版了《孔孟圣迹图鉴》、《山东文化丛书》、《济南读本》、《和汉二十四孝图》等书籍，进行文化渗透。

其中在《孔孟圣迹图鉴》中有庆棠公的题词“圣域贤关”。

《孔孟圣迹图鉴》是一本介绍孔孟庙府等文物和儒家活动的大型彩色图集，发行较广，今天在国内仍有大量收藏。

单就这本书本身，并不能说明带有侵华的反动立场，此书本身还是宣传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倍受民间赞誉的爱国人士吴佩孚将军在此书也有题词，并未受到指责。

在沦陷期间，日军和山东伪政府也确实较好的保护了孔孟庙府林文物，禁止在内驻军，也有效防止了民间对文物的盗抢。

今天我国更有大量的文化研究项目与日本学者合作，并没有人指责这是汉奸行为。

只是当时是在战时，被冠加了立场属性。

《孔孟圣迹图鉴》（马场春吉著，山东文化研究所1940年版）孟庆棠题词“圣域贤关”从以上庆棠公与日本人士的交往中，可以看出他鲜明的民族主义立场，决定不与日本侵略者合作，在山东陷落期间不参与伪政府。

态度鲜明，立场坚定。

同时，庆棠公也积极参与中日文化交流，传播儒家思想，教化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