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音员主持人的责任担当2010

播音员主持人的责任担当
建立一个有责任感的媒体、负媒体的责任，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责任明确。

到底什么是现在媒体的责任呢？这的确是媒体人需要认真思考、研究，最终定出标准的一件事情。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一段时间我的困惑。

这个困惑没有答案，只是把它提出来，供大家想一想、一起讨论。

关于反“三俗”这个问题，我曾经跟著名的婚介栏目创作团队，包括他们的领导团队聊过一次。

我说怎么想起来做这样一个节目，为什么全台用了这么大的资源、这么大的力度推介这个节目，迄今为止在这个台占有这么重要的位置，在群起而声讨的情况下这么重视这个节目，它的根本性原因是什么。

很多的理由中，最突出的一条是有很大的市场和竞争的压力，这个节目给他们很大的市场回报。

这个压力到底有多大？他给我描述一个现状，省台情况相当特殊，他们处在一个夹心层里面。

首先，省里经济发展状况非常好，导致给他们定的指标很高。

指标定出来之后，广告市场又出现了两头分化的局面，真正大的企业去中央台做广告，这个资源被中央台吸引走；当地的消费类企业又被基层的地面台吸引了，这些地市台和县台不需要省台分享它的播出资源、频道资源，有独立的发言权和吸收广告的渠道，因此让省台的生存压力非常大。

当然我只是听了一方面的原因。

在制作这样节目的团队，他们到底面临什么样的压力，这个压力是要搞清楚的。

我也有熟悉的媒体同行在最基层的广播电台工作，每一个记者分到一个礼拜做三个节目、拉两个广告的任务，他的压力和责任需求跟我的想法是会有差异。

当我面临这么大的压力的时候，是否有时间跟大家讨论媒体责任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新中国建国60年了，我们的受众受党教育这么长时间，为什么被说成“三俗”的节目占有这么好的收视率？这个时候指责某一个媒体是没有意义的，肯定是我们整个媒体在传播主流价值体系的时候做得不够，或者说我们传播的时候面目可憎，让受众远离我们，一定是大的方面出了问题，才让这样的节目占有这么高的份额。

第三，播音员主持人的责任在什么地方？我们回到著名的婚恋节目。

它的主持人单从主持业务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持人，在主持婚恋节目之前主持某档新闻节目；从新闻角度来说，我得说那档新闻节目是非常受尊重的民生新闻节目。

主持人为什么转行做婚恋节目了呢？我跟他们团队有一个交流，当中有一大批人进入媒体行业的时候是进入新闻部门。

当时进入媒体的人选择了新闻这个行业，我想都是有理想、本着社会责任感进入这个行业的，为什么中间大家坚守不住这个阵地，会转行，会去热衷于做那样一个节目？我想这个问题也是同样需要回答的。

下次有机会，我想跟这位主持人面对面交流一下他是为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不偶然，因为我在前不久另外一个论坛上，跟某卫视频道的一位主持人有交流，她说了她的困扰。

她觉得在地方台做民生新闻，不知道她的未来在哪里，每天播报牛上树、狗上房，自己的价值体现在哪里？不做这些，我们的收视率又在什么地方？这不是一两个人的困惑，是一个业界的困惑。

在这里简单地谈论某一个节目、某一个岗位是不够的，需要更宏观地探讨这个问题。

提出以上三点困惑之后，我分享一下个人的体验和我个人的想法，谈谈主持人播音员的社会责任。

首先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清楚作为一个播音员主持人怎么看待这个职业的价值，怎么看待这个岗位的价值，怎么看待我们工作中对这个岗位的认识和态度。

现在，大量进入这个行业想当播音员主持人的人是搞不清楚这个问题的。

我们看看播音员主持人招生的情况，据说在全国现在有几百家院校，包括地级市的机械学院也在招收播音员主持人，在院校明显达不到师资力量的情况下，很多人报了这个专业。

一大部分人报这个专业，很大程度是抱着明星梦想；当他们毕业的时候，现实完全不是这样，其中很少一部分人真的有机会进入到这个岗位上来，他们抱着一个更加功利的明星梦来了——“好不容易我到这个舞台上
表现了”，他把这个舞台的作用没有搞清楚。

我说新闻主持人是通过我传递新闻，这个舞台上的主角是新闻不是我；你在跟这些新人沟通的时候会了解到，很多进入这个行业的播音员主持人，觉得这个舞台的主角是“我”，屏幕上“我”占去了三分之二，我做的一切是为了完成我最初的明星梦，剩下的社会责任就谈不上了。

因为从根本上对这个职业的认可已经发生了偏差，接下来的一切都会偏差。

我在给我们台的出境记者做培训的时候，常常举一个例子，我们只不过是整个机器上最闪亮的一个螺丝钉，你是为了保障整台机器的运转，而不是让你更加闪闪发亮。

我们做直播的时候，最常见的问题是本来30秒就要结束了，却要再撑3分钟。

我们新来的这些人他们会怎么想？我曾经碰到过记者这么想：不是说好给我4分钟的直播报道时间？我在家里写了一段词，我把它看作最精彩的部分放在后面，这样我才能语出惊人，这样我才能让报道变得完美。

但是到3分钟的时候，导播让你收，收不收？很多人选择不收。

我曾经碰到过我的同行，坚决不收，最好的在后面，你凭什么让我收。

当场很难拿他怎么着，但是接下来他在职业生涯中会失去越来越多的机会，因为你破坏了整个系统。

当我说到“我的报道就到这里”了，导播让你再撑3分钟，观众看不出你出毛病了，你要接这个茬意味着什么？你卖了自己一个小破绽，但是你维护了整个系统的正常，整个系统最无奈的时候，才会把这个雷传到主持人这里。

主持人接还是不接，是我的优秀重要，还是新闻主题更要紧？这个位置摆不准，剩下谈媒体责任、新闻价值都是奢谈。

主持人播音员不仅仅是新闻行业中的岗位，他跟别的岗位真的不一样，因为占有了媒体资源，从而扩大了自己的社会影响。

想起这个问题，源于我本人的一个经历。

2008年之后，因为在地震灾区报道，我收获了一系列的荣誉，其实很多的荣誉对一个人来说也有很大的压力，对我来说也是这样。

我反复找领导谈，对我本人来说有一个个人价值上过不去的槛：我没有办法接受在那边死了8万多人，我只不过待了12天，回来收获了一大堆的荣誉，这是我很难逾越的。

在整个团队里，在那么多的媒体去现场的时候，我是去得最早的吗？我是待得最长的吗？不是，我是最辛苦的吗？我是表现最好的吗？都不是。

如果都不是，为什么获得荣誉的人是我；如果我的同事像我做了同样的努力和付出，为什么我赢家通吃，这是我很难绕过去的事情。

后来领导教育我，特别是在中宣部参加报告团的时候，我受到了一次非常好的教育：如何看待这个职业的教育，如何看待这个职业的价值、岗位的价值的教育。

很多人在前方付出了，但是荣誉本身也是一个责任，需要放在一个能把荣誉边际价值扩大到最大的人身上；我做的一切观众都看到了，我是一个大家都认识的人，所以把我变成一个榜样放在那里的时候，可能对于公众的教化最好，我应当去看这个职业的社会价值到底扩大了多少倍。

我企图用一个数学公式算一算，我做主持人和不做主持人通过这样的媒体和荧屏扩大多少倍影响力。

张泉灵在央视新闻频道做了13年的新闻节目主持人，如果在这个岗位上，我的影响力有多大？分子是张泉灵在中央台累计收视人群加上媒体转载的曝光率，一个可以量化的数据。

如果没有这个职业平台，我的社会影响力会有多大？我找出一个指标，就是手机里面的号码到底有多少个，这个数字通常概括我们交往圈子有多大。

所以我就给我的同学打电话、群发短信，问他们的手机有多少号码，得到的平均数字是300多个，我刚才问了问教授，他的手机里有500多个；我又请教了一个统计学的专家，给几个数字，数字的样本量不够，能不能做一个权重之后算出平均每个人的手机里有多少个电话号码，他告诉我手机里储存的电话号码大概平均是100到120个。

如果分子是累计收视率人群加上媒体转载曝光率，分母是一个手机储存的号码数量，除出来之后我的影响力被这个岗位扩大了266万倍。

这个数字会一直提醒我，你被扩大了266万倍，你是一个能够经得起被这么放大的人吗？这句话在不断提醒我们，我们的身上到底拥有什么样的责任。

增强社会责任感需要做什么，在现在的条件下能够做什么？作为主持人播音员，放在第一位的是增强学习能力和学习精神，没有这一条，所有的怎样增强媒体责任感、怎样把工
作做好都是空谈。

我们作为播音员主持，不可能出现在每一个事实现场，不可能对每一个事件进行调查研究，每天面对这么多新闻，我们如何增加自己的判断力，怎么能够保证我们的观点始终符合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保证这一点，最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要学习。

平时做节目的时候，我们只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不够的，必须知道体系包括哪些内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哪些基本观点，以人为本有哪些内涵，中华民族有哪些优秀的传统，需要全面、完整地理解。

大家可能注意到一些媒体近两年的“两会”报道，对“两会”的核心内容越来越少提及，而是热衷炒作“两会”的八卦。

有的“两会”代表人说：我已经提了这么好的建议、议案，有些甚至成了国家的最终政策，惠及多少万人，没有人报道；但是刘翔终于出线了，却会成为头版。

什么原因？我想部分原因就是很多媒体从业人员、播音员主持人没有把学习放在第一位，缺少政治意识、大局意识，不清楚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知道很多事情的价值在什么地方。

《东方时空》占据了8点的时段，在最初改版的时候，我们对于其新闻资讯的选择有一个定位的设置，那就是《东方时空》跟普通的新闻栏目选择标准的差别是什么。

我们讨论了很多轮，当初实践的时候犹豫过，是否增加社会类新闻，我们的收视率就会有变化。

最后根据差异化定位原则以及我们的自身优势等，最后明确《东方时空》永远不能放过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深度报告和大事件的报道，所有的大事绝对不能缺席；关键问题是我们怎么把它做得让老百姓喜欢看。

事实证明，这些报道的收视率不比社会类新闻差，而且留下了非常稳定的收视群，这是最最不容易的。

我们要保持收视率和可持续发展的收视率，最最需要的就是稳定的收视群。

《东方时空》保持这个原则之后，收视率也会有时不太好，但掉得极其有限；当大事发生的时候，它的收视份额的增长是极其明显的，这说明我们保持了非常稳定的收视群。

播音员主持人如何担负起社会责任，第二位的就是自律。

我去过台湾，台湾对于媒体的竞争有一些底线的标准，比如说新闻节目当中不可以有插入式广告的和软性广告。

陈文茜曾经在访谈当中说一家饭店好吃，第二天就被罚款30万台币，而且有警告。

某一个媒体说台湾街头正在流行红奶茶，作为新闻怎么办？有硬性的规定：你提到的奶茶店必须有三家，这样才是软性新闻，如果提了两家就会罚款。

有硬性规定的时候可以遵守，没有硬性规定怎么办？那就要加强自律。

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当镜头涉及了遇难者遗体怎么办？我们讨论该播还是不该播，结论是不可以。

我们讨论到几点：第一点，电视机前坐着我们的父母，如果你的孩子也在，你会让他看到这样的场景吗？当时我的孩子是一岁多，我就在想，如果我的孩子到了这个现场，我一定会捂住他的眼睛，我要在电视上呈现给所有的人看吗？第二，你不是遇难者家属，如果是你家里人，你愿意把他死后这么悲惨的状况呈现给所有人看吗？如果是你的亲人，你未必愿意，即便是你愿意，征求过那个家属的意愿了吗？没有。

重要的是你不是那个人，那个人虽然遇难了，但他还是我们的同胞，他生前有没有告诉过你，他愿意不愿意以这样的姿态呈现在电视机的屏幕上；如果他有在天之灵他愿意吗？如果我们不能回答这些问题，那么我们不能拍摄这个镜头，不能呈现给我们观众看。

另外，我们找到了类似媒介的标准。

我们突然想到一个例子，就是美国9.11事件死亡遇难三千多人，我们那会儿作为媒介的同行，所有人都在盯着屏幕看，看到绝大多数的CNN的报道，我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个现场遗体的镜头，有遇难者照片的镜头，但是没有看到任何一个遗体的镜头。

我们通过一次小范围的讨论，确定了最后的标准，最后我们的报道中没有过任何遇难者的镜头。

这个例子提醒我们，当我们整个业界的标准不太明确的时候，增强自律意识、自律概念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我们在做这个职业本分内的事情。

当然，对播音员主持人还有另外的自律，就是刚才说到的数字，当我们这个名字、我们整个人的生活都被放大了266万倍的时候，在镜头之外我们的生活是否经得起所有人的检验，我们说的话是否经得起检验，我们做的事、我们做的人是否也同样经得起检验。

最后一个部分我要说说支持系统。

虽然各个台都在说品牌建设，对于播音员主持人品牌建设还是在相当初级的阶段。

比如说播音员主持人在工作之外参加什么样的活动，能参加还是不能参加，参加了之后对这个主持人的品牌建设以及对整个媒体会有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不能只有一个报批制度，还需要有系统安排制度。

作为张泉灵，适合担当哪个形象大使；基于这样的形象塑造可以参加哪些活动，不可以参加哪些活动；应该参加的是否可以创造机会，不该参加的就应该在源头上进行管理。

另外，播音员主持人现在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社会舆论环境。

现在是互联网的时代，媒体整个传播方式已经发生变化，如果碰到突发性事件，你是该说话还是不该说话，该说话以什么样的姿态、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口径、在哪里说话，这些都需要系统支持，但是在这方面的系统支持是很缺乏的。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张泉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