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商业企业的发展和制度演进

近代上海商业企业的发展和制度演进陆兴龙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载《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企业发展》近代上海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商业企业的资本主义发展不仅在起步时间上早于工业企业，而且商业资本的数量也超出工业资本近一倍。

因此，在讨论近代上海城市经济由传统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型时，对商业企业的发展及其制度演进情况应当引起更多的关注。

一、近代上海商业企业的类型和发展概况沿海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历来要比内地城市高，近代以来受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入侵的影响，沿海地区的商业发展速度更快了，商业企业的类型也相对比较复杂，总的发展趋势是形成了传统商业和新兴商业两大类型。

1、传统商业明末清初，上海已有“小苏州”之称，由航运业的发展促进了传统商业的兴盛。

据史书记载，上海自康熙年间“海关设立，凡远近贸易，皆由吴淞口进泊黄浦，城东门外，舳舻相衍，帆樯栉比，不减仪征、汉口”。

[1]至清代中期，上海已是东南一壮县，道光二十年，上海县城人口近20万，东门城厢一带是重要的商业活动地区，“城东南隅人烟稠密，几无隙地”。

日用百货的供应和大宗商品集散，大多在这里进行。

这就为上海早期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形成了某些行业发展的可依赖优势。

牙行传统商业活动中，大宗商品的交易往往需要有牙商居间撮合，牙行也就因此得以发展。

当时上海地区牙行经营的商品范围很广泛、大到外地行商贩运来的粮食、特产，小到农户和手工业者向市场销售自产商品达到一定数量时，一般都要通过牙行中介才能成交。

即使房屋租赁、货物装卸、运输等商业性事务也常常由牙行居间中介。

上海开埠后商业发展促进牙行向专业经营发展，一些牙行分离出来专营某一商品的交易中介，成为专业牙行。

19 世纪中叶以前，上海的专业牙行主要有花行、杂粮行、木行、土糖行、北货行、药材行、猪行、鸡鸭行等。

各业的经营户数从十几户到数十户不等，南市商业中“行”有些就是指牙行经营的商号，其中花行、杂粮行多为历史长、规模大的老字号。

牙行最初是由官府设立的，称为官牙。

后来民间商人向官府申领部帖（称为“牙帖”）也可以开设牙行。

部帖实际上是一种官方颁发的营业执照，分为长期和短期两种，长期部帖有效期可达20年，子孙可以继承，短期部帖的有效期只有一年。

牙行还有监督商人纳税和代表官府收税的义务，所能官府通常对开设牙行控制很严格。

牙行收入主要是对买卖双方抽取佣金，称为“牙佣”。

各行抽取佣金的比例略有不同，最常见的是所谓“成三破二”，即对买方抽取成交价格总数3% 的佣金，对卖方抽取成交价格总数2%的佣金。

外埠行商在回程时往往采购一些当地商品返回，这些客商在采购过程中必然有贷物存放、托运等需求，客商也希望有饮食住宿的便利。

所以传统牙行适应客商的需要兼营货栈、旅馆等业务。

同时为了招徕客商，牙行对客商提供食宿时，无论客商食宿多久，均只需多付1%的佣金。

这些经营方法在各地的牙行中都比较普遍。

旧式商号传统的城市商业主要有批发商和零售商两大类，前者主要服务于埠际商品的转口贸易，同时兼营周边地区居民日常生活必需品的批发；后者则以零售的方式将自产或批发来的商品转售当地居民。

上海传统商号集中于县城东门外沿江一带，按照店多成市的商业习惯，经营同一商品的商号集中开设在同一街市上。

因此，当地的大街小巷都因其中商号经营的商品种类而得名，如豆市街集中了当时上海主要的米豆杂粮商号，近则松江、青清、川沙、南汇等近郊，远则华北、关东的豆麦都在此吐纳。

花衣街则是棉花商号集中之地，每年秋末冬初，四乡及内地运花船乘潮入港，将棉花售与商号，翌日便载日用百货而去。

上海批发商号之巨，首推豆市。

史载：“中外通通之前，南市以豆业为领袖”，[2]豆市街有40余家商号专营豆麦。

广东、福建所产的土糖由海运至上海后转运长江三角洲地区。

土布由载豆麦、土糖来沪的沙船、卫船回程时转运各地。

除了花衣街外，东门外经营土布贸易的商号曾经有80家之多。

[3]在历年战乱中，这里的商业损失巨大，尤其是抗战初，南市的商业精华都被焚毁殆尽。

旧式零售商业的集中程度很高，如县城内城隍庙四周上百家零售商店连成一片，形成当时上海有名的“庙市场”，历来为沪上一景。

特别是1893年城隍庙经重新修缮后，游客日多，“各业因见有利可图，纷纷以余地出租，造屋设肆，至城中几无隙地”。

[4]并很快发展到庙市场周围，形成不少颇具特色的店铺。

租界兴起后，旧式零售商业向租界内发展，尤其以经营“五洋”（洋火、洋烛、洋皂、洋油、洋烟）为主的杂货店广泛分布于租界的街头巷尾。

一些经销特色商品的店铺则往往集中于一地，如南京路附近专售女子用品的“女人街”，天津路附近专售化妆品的“香粉弄”，等等。

这类商铺屡废屡兴，生存能力极强，也有经历数十年而不衰者。

2、新式商业近代上海资本主义新式商业首先从洋行开始，其后发展于华商洋庄及洋布、五金、西药等行业，至环球百货的兴起标志着上海新式商业发展到高峰。

洋行1843 年上海已有39家洋行，最早进入上海的外国洋行大多是原来广州外商洋行在沪开设的分行。

随着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这些洋行的总行也就迁往上海。

1854年上海的外国洋行增加到120家以上，1876年前更增加到了200多家，到1914年已经增加到了1145家之多。

[5]洋行早期对华输出商品都以鸦片为大宗，19世纪70年代以前，“在上海的所有外国洋行几乎没有一家不进口鸦片”。

[6]此后，由于西方国家工业发展和轮船运输成本的下降，新设立的洋行则以经营纺织品为主要业务，而老洋行“开始发展航运、保险、船舶修理、银行等各种专业企业”。

华商洋庄由华商投资的进出口商行，习惯上称为洋庄，以区别于外商经营的洋行。

上海的洋庄以南洋庄开设最早，开埠前广东、福建商人在上海县城东门外开设商号，专营南洋土特产，一般都称“吕宋货”，并贩运国内的南北货、生丝、土布、绸缎等物到南洋。

上海一些民营工厂的品牌产品也通过南洋庄向海外市场推销。

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南洋庄有120家上下，到抗战前夕尚有113家。

[7]此外，还有从事中日之间贸易的东洋庄，中国与欧洲、美洲之间贸易的西洋庄。

东洋庄在上海设立时间大約是太平军时期。

据记载，上海百货业东洋庄曾经达到62家之多。

[8]西洋庄则始于1906年，到1914年尚不足10家，1920年已有40余家，到1936年发展到194家。

[9]洋布店上海开埠前，洋布经广东商人之手运销，同时又有英国商船走私进港。

开埠后洋行大多兼营洋布进口，以兼营洋货的广货店和京货店为基本代销户。

上海最早的清洋布店是1850年开设的同春洋布纱庄，1858年时已有洋布店十五、六家，到1884年至少有60家，1890年增加到130家，1913年达到200家以上。

[10]一战后，上海民族纺织工业发展迅速，国产棉布大量进入市场，原来的洋布店纷纷改称棉布店，洋布公所也改组成棉布商业同业公会，1921年时有会员商号451家，1932年增加到573家。

[11]棉布商店开设到市内各处，半数以上则开设在租界里。

五金商号上海的新式五金商业中通过与外国商船做生意而发展起来的。

一些个体商贩在为外国商船提供食物、接送船员的同时，收购船上多余的五金配件、金属杂物到岸上摆摊销售，获利后开设店铺，专门从洋行批货经销。

上海著名的“五金大王”叶澄衷就是从设摊开始经营五金业而发家的。

由于早期五金商业主要做船上生意，所以大多集中在江边，以后改做工厂生意时，又迁至工厂区附近，北京路一带是五金商店最集中的地方。

五金材料托运笨重，所以销售商号又集中于苏州河南岸，白渡桥和老闸桥之间形成了一个专业市场。

1900年上海的五金商号有58家，1918年已增加到253家。

[12]西药商业西药最初随外国人传教、开办医院而进入中国，也有一些洋行兼营西药。

1911年上海至少有20家洋行兼营西药，一些大洋行也设有西药部。

另外还有24家外商开设的西药店。

1888年开设的中西药房是上海最早的华商药房，到1911年上海共有29家华商药房，另外还有一些药局、洋货号代售西药。

到抗战前夕华商药房发展到166家，[13]西药业已有相当规模了。

百货商业近代上海的百货商业是在京广杂货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后形成了日用小百货和环球百货两大类。

19世纪70年代中期兴起的京广杂货店逐渐形成百货商业的雏形，到20世纪初京广杂货店纷纷改称为百货商店。

1930年成立百货商业同业公会，会员多达500多家，连同非会员商店，全市共有700多家。

[14]环球百货商业的兴起标志着近代新式商业发展到了高峰时期。

19世纪下半叶，上海先是出现了英商开设的福利公司和泰兴公司，稍后又有汇司、惠罗等外商百货公司开设。

20世纪初华商经营的大型百货公司从香港发展到上海，主要有先施、永安、新新、大新、丽华、中国国货、大陆商场等几家国。

前四家是近代上海环球百货业中著名的“四大公司”，外商经营的福利、惠罗和华商开设的丽华、中国国货被称为“四小公司”。

开埠前后已经有一定规模的传统商业在继续发展了一段时期后，部分行业和企业逐渐衰弱，部分行业和企业则向资本主义新式商业转化，新式商业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形成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行业，商业企业的数量也大幅度增加，发展速度列全国之首。

据1935年上海社会局调查，上海商业已有150多个行业，全市大小商店共有72858家，商业从业人员超过44万人，大约占全市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

[15]二、行业管理组织和管理制度的演进近代上海是一座移民城市，吸引各地商人云集，各地客商在上海创办的各类商业企业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在商业活动中以地缘为联结纽带组成不同的“帮口”，早期商业中地缘又和业缘有着较大的关联，即某些商业行业或是由来某一帮口的客商所垄断经营，或是来自同一帮口的客商集中经营某些行业。

帮口内的商家相互依傍，彼此声援，并将各地民间结社的一些习俗融入到各个行业的企业制度里，帮口组织则一度发挥行业管理的作用。

因此，帮口的存在对当时的商业企业有过比较广泛的影响，不同帮口的商业企业在经营活动中保持着各自的特点。

当时上海重要的帮口有以下几个。

宁波商帮上海各地客商中最有影响的是宁波商人，特别是从清末到民国时期，上海宁波商帮声势显赫，称雄国内商界。

如宁波商人严信厚、周金箴、秦润卿、朱葆三、虞洽卿、傅筱庵等，不仅是近代上海商界巨子，而且在社会政治方面也是很有影响的实力人物。

上海为“甬商辏集之地”，他们在上海的经商活动涉及银楼、五金、糖霜、绸布。

药材、海味、南北货等。

尤其银楼业中，上海著名银楼老凤祥、新凤祥、裘天宝、杨庆和、方九霞等均为甬商开设。

另外，五金商业也是由宁波商人首先经营的新式商业。

广东商帮上海取代广州成为最重要的外贸口岸后，广东商人就随同外国洋行来上海开设广货店和洋货店。

据《广东新语》记载：“东粤之货，其出于九郡者曰广货，出于西南诸番者曰洋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