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东渡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2、鉴真和尚对日本佛教的贡献
鉴真师徒历经艰辛，终于在第六次到达日本，他在日本受到天皇的亲自接见，而且对他委以重任。天皇专门颁布圣旨：“大和上远涉沧波……朕造此东大寺经十余年，欲立戒坛，授戒传律，一任大和尚。”[9]从这里看，鉴真和尚在日本传律授戒能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得益于统治阶级的扶持。鉴真在到达日本后，天皇委任他负责筹备立坛授戒忽然设立戒坛两项工作。天平胜宝六年（754年），在东大寺的卢舍那大佛前设立的戒坛建成，而且天皇、皇太后、皇后都登坛接受鉴真师徒为他们举行的受戒仪式。接着，又有沙弥修正四百于人受戒，最后为内道场兴行僧神荣等五十五人重授大小乘戒。五月初一，圣武天皇下诏于东大寺佛教殿的西边修建戒坛院，鉴真又在那里为已授过戒且在佛学方面有所造诣的日僧灵福、道缘、行忍等八十余人受具足戒，这些人其实都已受过戒，只是他们认为 ，中国僧侣都是要受过戒才能成为僧人，而且要有三师七证的正式手续，才会被认同，而他们过去所受的戒没有三师七证的正式手续，而这在以戒律为入道的正门前，毕竟是不合法的，所以才要求中心受戒。
受过具足戒后，鉴真便以一名正式僧人的身份云游长安各寺，他在长安认识了许多有名的高僧并跟随他们学习。从而使自己在佛学上有了很大提升，他以律学为本兼习个家，又把各家佛法融会贯通，这也是他佛学思想的一个出发点。鉴真在二十六岁便奉为律师，首次律疏就获得成功。但是他并没有满足于此，他还是一边弘扬律学，一边继续学习，特别是对律学以外的定学，慧学也深入学习，因此，他很快便成为一名精通三藏的学问僧，他学成回到扬州，他在那里除了弘律师戒，传法授戒，他还“主持修造寺塔八十多座造佛像菩萨像无数，缝制袈裟三千领，抄写佛藏《一切经》三部各一万一千卷，这些佛教活动与讲经说法活动交相辉映,使江淮佛教盛极一时。”[7]
佛教西汉时期传入中国，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不断，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因而想要寻求一种精神慰籍，而佛教所宣扬的教义符合当时人们的需要，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大力推行佛教，以此来麻痹人民，这样，佛教便兴盛起来了，当它发展到了唐代，各种典章制度则基本完备。因此，在这时期中日文化交流过程中，佛教文化才会占据重要地位。
一、日本佛教最初的发展状况
1、日本早期的宗教
在远古时代，日本人民和其它民族一样有自己的宗教思想，在宗教发展的初期阶段，人们接触到天地间变化的现象，对于自然界的各种现象他们无法解释，于是，对它们产生了畏惧，认为一切不可思议的自然现象，都是神的存在，再加上人们对长辈的尊敬，由于他们有令人敬畏的神灵般的威力，以至把他们称之为神。这样，由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结合而成的神话传说就成了早期人类社会的宗教思想，也是佛教传入之前的日本宗教。
2、“大化革新”与佛教的传入
圣德太子所做的一系列改革，并没有缓和国内阶级矛盾，挽救社会危机，反而新旧势力之间的斗争越演越烈。到7世纪前半叶，土地兼并严重，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当时日本与唐朝交往已十分频繁，文化输入逐渐增加，在文化交流的影响下，就打破了氏族制的政治局面日本统治者仿照唐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废除了部民制，建立了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建立了中央集权制。而这些改革都是由入唐留学生参与进行的。“而“大化革新”不仅政治上发生了变化，同时也使佛教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4]这一时期，佛教得到了普遍推广，统治者更是大力推行佛教。从孝德天皇，经过齐明、天智、弘文三朝到天武天皇时期，佛教仍十分兴隆。天智天皇时期制定了“近江令”，“是时天下百姓不愿迁都，讽谏者众，童谣亦多，日日夜夜失火处多。”[5]天皇命中臣镰足制定《近江令》，它是日本最早的一部成文法典，但早已失传，日本学者推测它可能是参考唐朝《贞观令》而写的；文武天皇时又公布“大宝令”，这部律令由19人编修的，其中有的是遣唐使、有的是唐人和大陆移民的后裔，他们是当时一流的法律学家和汉学家。它是由律6卷、令11卷组成。律相当于刑法，虽是仿唐律而编，但吸收了日本固有维持秩序的制度；令相当于行政法、民法、诉讼法，它根据日本社会经济的实际，参照唐令制定，所以日本的律令法典的形成，是以《大宝律令》的制定为标志。因此“大化革新”也是这时才完成成文法，此后，土地兼并的现象又一次恢复，而且，“大化革新”其根本性质没变，土地依然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阶级关系没有发生改变，严重的赋税仍压在人民头上。日本佛教是从中国传去的，而在当时，唐朝僧侣是不用交纳课税和服徭役的，而日本佛教只是对中国的佛教稍加改动，加上本国的一些传统文化，佛教僧侣自然也不用负担各种苛绢杂税，加上朝廷的大力提倡和保护，佛教已成了国教，更是受到人们的欢迎。这样，为了逃避课役，很多人都剃度出家，从而导致了社会秩序的混乱，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统治阶级制定了一系列法令，严禁人民随便剃度出家。.然而，当时日本社会的私度，自度的现象，已不再是法令所能约束的事，而当时日本缺乏授戒的高僧。这种情况下，日本就急需能够整顿僧侣组织，确立戒律的传授和奉持制度的人来完成这一任务。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各方面都比别人要先进得多。到了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更是达到了顶峰，而且，唐朝初期，统治者很重视与周边各国睦邻友好关系，这样，各国的往来过程中，相互间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而唐朝当时的许多先进技术更是影响其周边各国，日本则是受唐文化影响最深的国家之一。
早在隋朝时期，日本政府就已派人到中国学习佛教，遣隋使在给隋炀帝的国书中说：“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使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6]这不难看出，当时隋朝的佛教已经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日本政府也才会专门派遣使团前来学习，隋朝村存在的时间较短，所以，中日往来的规模不是很大，但到了唐朝，政治、经济、文化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成为当时最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更是经济文化 交流的中心，日本先后向唐朝派出了十九次遣唐使，留学生中僧人占了一半的比例，他们在学习佛法的同时兼习其它先进文化。这样，中国佛教的各种经典、流派都传到了日本。而在这一时期为日本佛教文化作出巨大贡献的，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道昭、道慈、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他们不但使日报热闹的佛教有了重要发展，而且还对日本政治制度进行改革，特别是“大化革新”以后，日本由奴隶制迈进了封建制国家。可以说，这是中国文化交流所带来的好处，而这一时期佛教文化的交流中，特别值得重视的一件事情就是鉴真东渡对日本佛及早的巨大影响。
鉴真似乎是为佛教而生，只要为了弘扬佛法，再大的困难也阻止不了他，在日僧普照,荣睿前来邀请赴日弘法的高僧而他的弟子都不愿前往时，他决然的说：“为了大法，宁可不惜生命，你们感到为难，我自己去。”[8]于是，他不顾自己年迈体衰，毅然答应东渡，东渡过程中，五次失败，也没有让他放弃。在他的坚持下，最终完成了东渡。我很佩服他锲而不舍的入日本以后，统治阶级把它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中，形成政教合一的传统模式。这样，自然会有一套对僧侣的监督和统治管理的行政制度，虽然还不够完备，但还是有章可循的，鉴真到来之前，一切与僧尼有关的事物，都由大僧正、大僧都、少僧都为中心的僧刚制来管理和处理，受戒、训练和教育也是他们所管理的事物。天皇为 了把这方面的权利划出去，由鉴真来支配，他在戒坛院北边修造了一所专门训练和教育僧侣的唐禅院，鉴真和他的徒弟们迁居到这里居住，主持弘法事业。从此，日本的僧侣没经过戒坛院和它所属下寺，就不能受度得戒，这样也就不能取得度牒，也无法取得僧籍，因此也就不能得到免课免役的 特权，这对于旧势力是一个沉重打击，但对于统治阶级而言，却是一件有利的事。鉴真在未东渡日本时，在中国已是律学的权威了，对于讲授律学，传律受戒很有经验，他在日本设立戒坛院，负责培养、训练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僧侣。学成之后，把他们分配到全国各个地方的寺院进行经营管理。这样避免了日本一直以来的私度、自度的现象，日本佛教一直以来的混乱现象得到了一定控制。
佛教是6世纪从中国经百济传入日本的。佛教教理是由许多方面组成,最初传入日本的佛教就是适应当时社会状况的关于先世祈祷的一部分而已。也就是说，佛教的佛陀善神也和神道的神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保护国土和人民的，而它们唯一的差别就是“国神”与“蕃神”罢了。
中国的佛教从印度传来后，在融进了自己的本土文化后才形成中国化的佛教。当时中国的儒学十分受统治者的尊崇，自然融入了许多儒学思想，日本佛教实际上就是儒学理论与佛教教义相结合的产物。佛教传入日本后在当时形成了以寺院为中心的初期佛教文化，也称为飞鸟文化，飞鸟文化是日本最早的佛教文化，主要内容是佛教艺术。但是在“大化革新”以前日本是以“氏族制度为社会基础的，政治和经济都以氏族为中心，因此，日本人固有的信仰是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氏族神。佛教对固有的民族生活来说是极其异质的，这与传统的信仰不相容。”[1]也就是说，人们所信仰的民族神已根深蒂固的植于他们的脑海里，不是一个初来的宗教随便就能取代得了的，这样，佛教在传入日本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在民间得到推广。佛教刚传入日本时，日本社会还比较落后，耕地以氏族所有制为基本形态，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的主要是属于各个氏族的部民及奴隶，大和朝廷把中央和地方的豪族统一到氏族制度之下，天皇处于相当于部落联盟的首长地位，以“臣”、“连”等为姓的有势力的豪族不断并吞弱小氏族；在宗教方面，各个氏族都有自己的氏族保护神，以皇室的祖先神为中心的神道理论体系还没有形成。这种客观的历史形式，不能不影响到人们对佛教的认识及对佛教所采取的态度和做法。在司马达等在日本建草堂安置佛像礼拜。当时的人都不知此为何物，只是把它看成异域之神。这时还不算是佛教正式传入日本，它的正式传入应是钦明天皇十三年，天皇对百济王送来佛像很高兴，对使者说：“朕过去没有听到过这样微妙的法理，而且朕亦不能独自决定。”于是敕旨遍询群臣。这样就产生了物部氏和苏我氏两派，苏我氏持支持态度，而物部氏则持反对态度，他说：“我国已有天地社稷之神，今改拜蕃神，恐怕回招致国神之怒。”[2]于是，天皇应苏我氏的请求把佛像敕给了他，让他试行礼拜。后来因为社会上疫疠流行，人民死去很多，物部尾舆等人借机上奏说这是国神谴责，便把佛像推到难波的崛江中，放火把伽蓝焚烧干净。其实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佛教之所以没有发展，是因为日本当时的政治结构下最高统治阶级的不支持，而当时的人民因为深受本国传统信仰的影响，在对外来宗教信仰还不了解的情况下，自然对它有一种排斥的心理。而且它也成了统治阶级之间互相争斗的工具，所以才会在“大化革新”以后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从而发展起来。这也就可以看出，只有当原始宗教跟不上人们的思想以及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时，人们才会想到去另外寻找一个能够满足自己需要的精神支柱来作为自己的信仰。.社会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当时的氏族制度已不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当时日本已经完成了全国统一。证明日本进行过统一战争的是，478年倭王武致宋顺帝的表文。文中写到：“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3]这段史料说明，倭王武的祖先进行了统一国家的大规模征伐战争。这样，树立一个全国共同信仰的宗教用来削弱氏族贵族的努力也就成了必然。而且，佛教宣扬的是因果轮回，慈悲之心，要求人民断欲爱，求解脱，安分守己。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提高，思想有了进步原来的宗教信仰也就不再适应人们的需要，自然需要一种进步的宗教信仰来代替旧有的宗教信仰。而在当时，由于苏我氏和物部氏之间的矛盾已经被激化。这样，在圣德太子时期，由于政权内部的新旧势力斗争激烈，他为了缓和国内矛盾，挽救社会危机，利用佛教来束缚和麻痹人民的思想，便于自己的统治，他为了树立一个全国共同崇拜的宗教信仰，以提高皇权，从而振兴佛教，这样，佛教在这时才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