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图书分类法的发展与演变

兰台世界2012·5月下旬………………………………………………………………………………………………………………………………………………………守起商鞅随后颁布的法令了[2]78。

除了要在普通百姓方面倡导立法管理制度的严肃性之外，商鞅的变革措施由于改变了秦国的社会权力结构和财富分配方式，自然也触动了那些具有高贵社会地位，特别是一些王公贵族们的切身利益。

因此，如何使秦国的王公大臣明白“赏罚分明”、“不赦不宥”的法令精华亦是至关重要的。

比如商鞅曾经颁布的一条法令规定：凡是秦国的国民，官职的大小和爵位的高低应以打仗立功为评价标准；凡是属于贵族阶层但是没有立过军功的，就不能得到任何爵位。

换句话说，一个贵族，无论他的家族有多么高贵显赫的地位，无论他的家族有多么广袤丰裕的财富，假如他从来没有为国家作出过任何贡献，没有在战场上杀敌立功的话，那么他就只能与平民一样身穿粗布衣服，没有资格乘坐马车。

当这项法令颁布之后，很快受到了许多当权贵族的强烈反对，比如大臣甘龙、杜挚等就直接对商鞅变法的措施明确表示抗议，他们广泛制造舆论，认为“智者不变法而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以阻碍商鞅的立法管理制度进程，特别是秦孝公的小舅子季虎，更是明目张胆地叫嚣和反对商鞅的变革措施，他在自己的封地咸阳专门组织了一批贵族以抵抗商鞅制定的新法令，当商鞅亲赴咸阳督察时，季虎率领自己的家兵还与商鞅的卫戍部队进行对抗，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最后季虎还是被商鞅擒拿归案，在秦孝公坚决支持他实施变法革新的背景下，商鞅按照秦国的法律，将季虎及其家人全部处死。

这个举措震慑了秦国保守和顽固的王公贵族，为秦国推行立法管理制度扫清了束缚障碍，保证了立法实践运动的有效开展。

三、商鞅的立法影响根据秦国的实际情况，商鞅建立了积极有效的立法管理制度，意义重大。

在公元前356年实施的第一次变法和公元前350年实施的第二次变法中，商鞅倡导的立法内容主要包括：强调国家“以法治国”，发挥法的“范天下不一而归于一”的功能；要求百姓具有法律意识，“以吏为师”；制定什伍连坐制度，实施轻罪重罚，使“有罪者皆应受罚”；大力奖赏军功，建立功爵制，废除世卿世禄制度；重农抑商，奖励垦荒；统一度量衡；在土地开发和利用上“开阡陌封疆”，承认土地私有权，允许土地买卖；推行郡县制，强化中央对地方的全面控制等。

比如商鞅特别重视农业在国家社会经济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他根据秦国地广人稀、荒地量多的特点，采取了李悝“尽地力之教”和“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的经济策略，通过不断扩大和延展耕地面积的方式来发展农业生产，强调信守“本业”，反对“末利”。

所谓“本业”，就是指以田地耕作为主的农桑业，所谓“末利”，则是指制造和经营华丽精美、专供把玩的奢侈品的手工业与商业。

商鞅发布信守“本业”而反对“末利”的政策，有利于发挥普通劳动者的积极性，加强秦国的农业基础生产。

另外，在设置的法律制度中，商鞅还规定了极富吸引力的外来人员务农政策。

考虑到秦国虽千里沃野却人口稀少，而三晋（即韩、赵、魏三国）地少人多的现状，商鞅规定只要三晋百姓来到秦国定居，就给其分房分地，且家族三代不但免除徭役，而且也不用出壮丁参加各类战争。

商鞅采用的“令故秦兵，新民给刍食”的发展策略，通过训练秦国人当兵打仗的素质能力和使用新移民开垦种田以解决后备粮食供应的手段，使秦国兵源和粮食两个核心问题都得到了完美解决[3]97。

由于商鞅在立法管理制度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极大地增强了秦国的整体国家实力，使其在对外战争中不断获得突破性的胜利，为后期秦始皇统一中国乃至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两千年的垂拱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1]冯雨晴.从变法者角度看商鞅变法成败[J ].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3).[2]洪浩.商鞅的“法、信、权”思想及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J ].中国司法,2004(5).[3]吕红安.试析商鞅的法治教育思想[J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1).我国古代的图书分类法经历了产生、完善和定型等演变期，而每个演变期都明显地受到当时的封建政治文化思想的影响，使每个演变期的图书分类法都有鲜明的封建政治文化思想的烙印，表现出“大体相同而只有小异”的特点，科学的分类法始终没有构建起来。

本文对封建政治文化思想对我国图书分类法各演变期的影响试作探讨。

一、封建政治文化思想对我国古代图书分类法的产生期的影响1.《七略》的问世是我国古代图书分类法产生的标志。

西汉时，光禄大夫刘向为朝廷所倚重，受汉成帝之命，校理群书，将所校文献整理为正本后，即为此书著录篇目，编撰提要，这些提要分为两份，一份上奏朝廷，一份独编为书，脱离本书而另行，产生了我国首部解题目录《别录》，刘向死后，其子刘歆受汉哀帝之命继续校理群书，将父《别录》内提要编撰成第一部分类目录《七略》，在总论性质的“辑略”之后,把书目分成“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六类，成为我国目录学的奠基之作,对后世编辑书目规律、原则和模式有重要影响,我国古代图书分类法才真正产生。

2.封建政治文化思想对产生期《七略》等代表作的影响。

《七略》产生于西汉时期，当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出现了繁荣昌盛的局面，汉武帝为加强中央集权制，采用了董仲舒“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和“定儒家于一尊”的政策，灌输“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汉书·董仲舒传》）以儒家视为正统的汉代政治文化思想[1]，到了成帝、哀帝即位时，他们同样是这样，作为当时汉室贵族和正统派的儒家经学大师的刘向、刘歆父子必然拥护这种政策，接受这种思想。

所以奉成帝之命校理群书编成的《别录》和奉哀帝之命校理群书编成的《七略》必然会受这种封建政治文化思想的影响。

这种影响的具体表我国古代图书分类法经历了产生、完善和定型等演变期，而每个演变期都明显地受到封建政治文化思想的影响，使每个演变期的图书分类法都有鲜明的封建政治文化思想的烙印。

封建政治文化思想我国古代图书分类法演变期影响我国古代图书分类法的发展与演变□惠州学院图书馆杨霓摘要关键词WENBOKAOGU79现是：（1）以独尊儒经的观点来构成分类体系。

汉武帝独尊儒经，《七略》也以独尊儒经观点来构成分类体系，以经部独尊作为分类的指导思想。

除了不属图书分类、只起总论作用的“辑略”外，在六略中，把以“易”、“书”、“诗”、“礼”、“乐”、“春秋”等“六经”为主要内容的“六艺略”放在首位，而在“诸子略”中，又以“儒家”为先。

这说明，其分类的标准是“伦理政治观念第一位，类别区分第二”，分类时并不是着眼于图书本身的客观性质，而是首先考虑是否有利于宣扬被奉为正统封建政治文化思想的儒家学说，维护封建统治，因而各“略”之间的关系不是平等的类别关系，而是上下主从的统属关系[2]，这样一来其分类当然是不科学的。

（2）重视分类的整体性。

汉代经学以天人合一为宗旨，以天下大一统为最高的政治理想，重合不重分，因而形成“有序统一、结构严谨、讲求完整、重视有序统一”的封建政治文化思想，《七略》也受到这种思想影响，它在《别录》叙录分类基础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图书著录事项格式、开创互见、别裁和附注的方法，所撰叙录、大序、小序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对后世目录学注重整体的发展取向有较大影响。

（3）讲求分类的致用性。

《七略》编撰的目的是帮助解决书籍检索的困难，更是为了实现政治文化思想的教化，类别的划分也主要看其对政治文化思想教化的作用来确定。

到了东汉，班固将《七略》改编为《汉书·艺文志》，该书著录与说明紧密结合，著录方法井井有条，历史发展及学术流派脉络清晰，开创了依官修目录编撰正史艺文志的先例，成为我国古代图书分类研究的重要文献，在我国历史文献学上有重要地位，在后来《别录》与《七略》皆失传的情况下，它就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最有价值的图书目录。

不过，由于它与《七略》的基本内容是相同的，它同样是“尊儒经”“重整体”“求致用”，封建政治文化思想对它的影响和对《七略》的影响相同。

刘歆创设的图书六部分类法，延用了二百年之久，随着典籍的发展，在魏晋时，《七略》和《汉书·艺文志》的六分法渐渐为四分法取替。

二、封建政治文化思想对我国古代图书分类法的完善期的影响1.“四部分类法”的产生是我国古代图书分类法发展进入完善期的标志。

三国至南北朝，是我国图书分类法获得完善的时期，而完善期的标志就是“四步分类法”的产生，并逐渐成为图书分类的主导。

在“四部分类法”问世前的三国时期，虽然已出现四部之名，但其确切含义并非“经、史、子、集”图书四部分类法，而是把《乐》、《论语》、《孝经》和《小学》称“四部”。

如曹丕于其撰写的《典论·自序》说的“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中的“四部”是在五经、诸子之外，即为此意。

直到西晋初年，秘书监荀勖依郑默编撰的《中经》改编为《中经新簿》，改变了《七略》图书分类的六分法，将图书目录分成“甲、乙、丙、丁”四部，甲部包含《六艺》与《小学》，相当于后期的“经”部；乙部包含《诸子》、《兵书》与《数术》，相当后期的“子”部；丙部包含《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相当于后期的“史”部；丁部包含《诗赋》、《图赞》、《汲冢书》，相当于后期的“集”部，四部分类法才真正产生。

由于荀勖的四部分类法排序的特点是以乙部为子，丙部为史，即子先于史，东晋时，任著作郎的李充在他编撰的《晋元帝四部书目》中将乙、丙两部内容次序进行更换，将乙部改为收史书，丙部改成收子书，此后，四部排序就正式确立，并逐渐成为图书分类法的主导。

这标志着我国古代图书法的演变进入完善期。

2.封建政治文化思想对完善期《中经新簿》等“四部分类法”代表作的影响。

《中经新簿》产生于西晋，当时，封建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的统治，仍然把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的正统思想和最高准则，以君主统御一切的天下大一统为治国的最高理想，推行独尊儒经的政策，作为朝廷官员的荀勖，必然也会接受这种思想，拥护这种政策，他编撰的《中经新部》也必然会受到影响。

其具体表现是：（1）仍像《七略》那样，以独尊儒经的观点来构成其分类体系，把以“六经”为主要内容的“六艺”归属甲部位居各部之首，统领以诸子为主要内容的乙部、以史事为主要内容的丙部和以诗赋为主要内容的丁部。

（2）虽然每部的大类有许多不同，但仍然像《七略》那样，重视分类的整体性，制定了一个严谨完整的有甲、乙、丙、丁部的分类体系。

（3）仍然像《七略》那样，讲求致用，编撰的目的是帮助解决检索的实际困难，更是为了实现政治文化思想的教化，类别的划分也是以政治文化思想教化的作用来确定。

到了东晋，李充作《四部书目》移丙部史籍于乙部，乙部子集改在丙部，从而定下了经、史、子、集四部顺序，但名称仍是甲、乙、丙、丁四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