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服装变迁

中国近代服装变迁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灿烂历史的文明礼仪之邦，而服装作为一种礼仪标志，也是一种语言，是一种记忆，也是一种文化，它的变迁是以非文本的方式记载着社会与生活的变迁，并成为时代发展的一个永恒的烙印和缩影。服装，是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以及其他意识形态的忠实映像，它有时会成为守旧传统的堡垒，有时会成为革命势力的旗帜，抑或两者交锋的导火线。纵观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就很容易发现，社会形态的变革与生产、生活方式的演变，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人类服装的衍化。反过来，服装的变化又会加速人们变革社会形态的决心。人们常这样形容中国近现代的服装，说是宛如一个服装博览会，前清的、民国的、西洋的、东洋的、国民党的、共产党的，代表着各种思想与文化的服装尽在这百年之中。

近代以来，一些有志于改革的人从这种传统理念出发来提倡变革。如康有为为了给他的变法寻找社会基础，不止一次地上书，提出中国“守旧者固结甚深，非易其衣服不能易人心，成风俗，新政亦不能行。”足见服装对造就中国人社会心理的影响之深。

在物资匮乏的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穿新衣对普通人来说一直都是一种奢侈。举国陷入了买布凭证的年代，要积攒够做一件新衣裳所需的布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那时候，计划生育还未普及——一个家庭少则一、两个孩子，多则达到六、七个孩子。因此，为做一件新衣裳，父母亲们都会在心里及早提前算计一番，并对子女进行一次排队。家家户户几乎都是：一件新衣裳，今年老大穿了，明年老二穿，后年老三穿……在父母的心里，孩子大了，心眼也开了，知道“臭美”了，就要穿得尽量体面些，小屁孩就不一样了，懵懵懂懂，只要能吃饱穿暖，就会忘乎所以，衣裳新与旧就显得微不足道，根本顾不上样式过时不过时，大小合身不合身。于是，在一个家里，老大孩子总是责任和干活最多，但也往往是穿新衣裳机会最多的一个。然而，穿着打补丁的衣裳却是人们司空见惯的一种现象，以至于打补丁在农村一些妇女中也成了一门很吃香的手艺。小孩子由于天生好动、贪玩等，以及一年四季除了冬季外，其它三季衣服基本上都是通用的缘故，衣服的膝盖和屁股往往是“补丁”最多的地方，大人们则在小孩“补丁”位置的基础上增加了肩膀，因为经常用扁担挑东西的缘故。当时，大家在穿衣上可谓是半斤八两，谁也别笑话谁，却很少有人因为穿补丁衣服而觉得低人一等或在人前抬不起头。当时的衣裳，布料以粗布为主，颜色以蓝、灰、黑、白为主色调，样式除了一些中老年妇女穿一些老式偏襟的衣服外，其余不论工人、农民，还是干部、知识分子，基本都穿起了“改良”的军便服，男女服装除了领口和衣袋等有所不同外，其它几乎没有什么差异，更谈不上个性色彩，后来，有人形象地称其为“全民皆兵”时代。

穿衣的变化节奏，见证着人们生活的改善和社会文明发展的步伐。

概说服饰变迁

(1)服装的色彩。50年代的苏式服装，60年代的中山装、制服热，70年代的“绿色海洋”。

(2)“票证经济”下形成了朴素、实用、色彩单一的着装风格。折射出国家的物质水平和综合国力。1954年，全国城乡开始凭布票供应棉布。三年困难时期，棉毛衫裤、线衣、线毯、毛巾被、绒毯、浴巾、床单、毛巾、袜子、汗衫、背心、人造棉布、麻布、蚊帐、枕芯、枕套等纺织品，一律凭票供应。靠票证维持社会经济稳定的政策，极大地限制了广大民众的生活消费。与此相适应的形成了朴素、实用、色彩单一的着装风格。

(3)“补丁”服装和“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穿着上是以朴素为中心。当衣服穿破时，常见的做法是在衣服的破损处打补丁，缝上一块颜色相宜的布，继续穿用。这对于经济条件较差的人群和经济水平低下的国家来说，是一件极为正常的事情。在20世纪中期，身着补丁还是思想革命与进步的象征，甚至也是考察干部的重要依据。

(4)城市民众的服装沿着大中城市→中小城镇→广大乡村这一路径扩展，从而影响全国，成为中国服装的主流。

(5)文化对着装心理、审美观念的影响。人们对理想服装形象的认同受中国文化内涵的制约。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非常讲究体面、传统，要求服装式样端庄、大方，不愿标新立异，色彩不求鲜艳跳跃，崇尚和谐含蓄之美。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这一特点才有所突破，“时尚”、“个性化”才成为人们着装的重要因素。

(6)服装的“革命”范式：服装曾是革命的表征，是革命的一部分。中国服装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表现出一定的政治态度和阶级立场。改革开放之前的服装带有相当浓烈的“革命”色彩，与政治生活中的革命话语、革命范式等同一致。苏式服装与中国传统服装相比，虽然有新异的成分，但更多是作为革命的象征、对领袖、对马克思主义的拥戴而形成的时尚。“文革”十年，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旗袍、布拉吉、西装等成为封、资、修的象征，被军便服取代，这更明显地标明，服装是革命的表征，是革命的一部分。

清代服装

满清是以满族统治者为主的政权机构，满族旗人的风俗习惯影响着中原地区。几千年来世代相传的传统服制度，由于满族八旗兵的进关而遭到破坏。可以说这种变革是历史上"胡服骑射"、"开放唐装"之后的第三次明显的突变。

历时数千年的宽袍大袖、拖裙盛冠、潇洒富丽、纤细柔弱，与衣身修长、衣袖短窄的满装形式，形成鲜明的对比。旗装以它用料节省，制作简便和服用方便，取代了古代的衣裙的繁复，这是后人易于接受的主要原因。

满族的旗装，外轮廓呈长方形，马鞍形领掩颊护面，衣服上下不取腰身，衫不露外，偏襟右衽以盘纽为饰，假袖二至三幅，马蹄袖盖手，镶滚工艺装饰，衣外加衣，增加坎肩或马

褂。其造型完整严谨，呈封闭式盒状体，因此形象肃穆庄重，清高不凡，而独树一帜，突破了几千年来飘逸的塔形衣冠。时至今日，它对现代服装也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随时代发展，经过加工曲线突出修长秀丽的旗袍，已经形成了汉民族的服饰代表，显示了东方女性的温柔与内涵，具有永恒存在的价值。

旗袍或短装有琵琶襟、大襟和对襟等几种不同形式。与其相配的裙或裤，以满地印花、绣花和裥等工艺手段作装饰。襟边、领边和袖边均以镶、滚、绣等为饰。清初满族妇女与男人的装扮相差不多，不同之处只是穿耳梳髻，未嫁女垂辫。满族妇女不缠足、不穿裙，衣外坎肩与衫齐平，长衫之内有小衣，相当于汉族妇女的肚兜，衣外之衣又称"乌龙"。

近代服饰

服装的样式和颜色在中国文化观念中具有特殊的意义。根据中国古代的天人观，某一朝代的兴衰与某种颜色密切相关，而且这种颜色之间的变化是按照五行相生相克的规律运行的，是上天意志的体现。衣服的式样、颜色和装饰的限制是区别人的贵贱的重要标志，最初的理想状态是要“见其物而知贵贱”。官服自不待言，依其级别有不同的式样、颜色和装饰物的规定，让人一眼就能看得出。据瞿同祖先生的考察：虽然哪几种颜色被确定为上色要依那个朝代所尊崇的颜色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以颜色来指示衣者的身份，其意义则一。有些上色是品官专用的，所以这几种颜色对于庶人便是禁忌，他们只能穿用这些上色以外的颜色。

做衣服的材料也有限制，人们并不是想穿什么就能穿什么。就拿清代的规定来说，官员五品以下就不能用蟒缎、妆缎；八品以下不得用大花缎纱。而一般老百姓做衣服，可以用丝、绫、罗、绸、绢、素纱，但不能用金绣。妇女也不能裁制花样金线装饰。

辛亥革命后服饰的改变

辛亥革命后,服制形式大变,清代的官吏衣着和顶戴都被淘汰。最突出的就是剪辫,当时“剪”与“留”,已经成为革新和保守的分水岭。剪辫的先行者是城市中的官吏和知识分子,偏远乡村仍不轻易接受。当时旗人盛装虽然消失了,但是旗袍仍然存在,女学生中的“蓝布大褂”是领衔的式样，而后日渐流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