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经济思想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

“中国在16世纪以前的科技发展在许多方面超过西方，何以现代科学崛起于欧洲而非中国?”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曾有过辉煌的发展，产生了诸多足以构成近代经济学，即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的理论元素。但这些理论成果最终处在“前科学”的形态，而未能发展成具有“科学”形态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如果这个“谜”的提出本身是合理的，那么，说明并解开这个“谜”需要回答下述三个问题：

光秦诸子百家是否形成了与大约同时代的古希腊学者的经济思想相媲美的经济思想？

公元前645年以前，管子就提出一个职业划分理论，将人们按职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民．这一划分，比色诺芬、亚里士多德的职业划分理论早300多年。管子充分肯定手工业和商业的作用，认为手工业可以提供生产工具、作战武器和生活用品，商业则可以沟通有无，沟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联系，打破生产和消费的界限。范蠡提出了谷贱伤农的概念，表明他已认识到价格机制对生产者的激励作用。他创立了一个经济循环学说，在《计然》中，他根据天文学成就，将“天道循环”引起的年岁丰歉现象与整个社会经济情况联系起来。

中国古代是否产生过足以构成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理论元素?

司马迁的《史记》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虽然恪守“述而不作”的原则，但在对先秦历代帝王经济实践的总结与批评中，明显地表露了他的诸多经济主张。这些主张在近代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或成为重要理沦基石，或成为重大学术流派的基本观点。难怪日本学者桑田幸三在他所著《中国经济思想史论》中发出感叹：“司马的分工理论，与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有不少共同点。进一步说，熊彼特的思想，他的动态论、发展理论的内容，在《货殖列传》中已经有了。司马迁确是一位仰之弥高的伟人。”

肯定人的物质和经济欲望，肯定人类的谋利动机，肯定人的“经济人”特征，是近代经济学的前提条件之一。经济学即研究人类经济欲望与稀缺性的关系的学问。离开对人的经济欲求和“经济人”特征的肯定，经济学难以确立。

提出社会分工自然形成和自然调节学说。司马迁20岁南游长江、淮水，访会稽山、沅水、湘水，北渡汶水、泗水，游学于齐、鲁，见闻了孔子的遗风，行乡射之礼，经彭城、梁、楚而归。经过实地考察，他对当时物产的自然地域格局得出一个基本认识：“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在他看来，这种自然地域格局给农、虞、工、商的分工与发展带来好处。而且，各地的物产“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因此，社会分工是自然形成的，继而，社会分工是受到自然调节的。“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司马迁的社会分工理论也是先秦思想家有关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管子》最早将人按职业进行划分，即划为士、农、工、商四民。士即奴隶主阶层的下层，农主要是指从事农业的平民和奴隶，工即官府控制下的手工业奴隶。商包括商人和商人、官府控制下的奴隶。管

仲第一次肯定了工、商的作用。司马迁的农、虞、工、商之分与管仲的士、农、工、商之分有明显的继承关系。而且在社会分工的形成原因与协调机制以及社会分工的意义等方面有所发展。

主张经济自由化政策，反对政府对经济生活的过度干预，司马迁的经济运行思想继承了管仲轻重思想中强调经济依其规律运行的一面，批判了孟子过分强调国家干预和计划经济的思想。如前所述，他在理论上肯定人的谋利动机与行为是自然的，商品生产与流通也如“水之趋下”，是自然规律作用使然。因此，经济的运作听其自然为上策，凭借权力的干预和统制是下策。他的这种观点还体现在他对汉初经济自由化政策及结果的充分肯定上。汉朝兴起，秦末四分五裂的局面一经统一，就废除了秦朝各种统制政策，试图实行经济自由化，即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等，采取了刺激经济活动的积极政策。其结果是，“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平准书》叙述了汉兴以来70余年间的繁荣，其中写道：“国家无事，非遇水早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中国古代经济理论成果为什么始终未能从“前科学”状态发展成具有近代科学形态的古典政治经济学?

首先，是因为司马迁没有达到构建类似于古典政治经济学那样的完整经济理论体系的理论抽象高度。之所以如此，又是因为：一方面，当时中国的商品经济并不发达，更谈不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和发展，而古典政治经济学首先是商品市场经济的理论抽象。是资产阶级要求在经济思想上的反映；另一方面，先秦思想家和司马迁都没有在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即价值上作多的研究，没有形成系统的价值理论，因此，他们缺乏构建古典经济学所必须的一系列基本范畴，如商品、价值、价格、货币等。

其次，司马迁以后，中国的经济理论走向衰落，理性色彩褪化，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窒息经济思想理性的特性，中国经济思想逐渐丧失了形成系统的经济理论体系所需的一切重要的理论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