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色》-黑人女性抗争与成长之路

《紫色》:黑人女性的抗争与成长之路

摘要美国黑人女作家艾丽丝·沃克的长篇小说《紫色》是一部反映身受三重压迫的黑人女性的小说，此小说不仅表现了美国黑人女性在逆境中顽强抗争的过程，也浓缩了沃克的生命观和女权理论，并描绘出了一条黑人女性的抗争与成长之路。

关键词：《紫色》黑人女性抗争与成长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

英国女权主义思想家朱丽叶·米切尔在《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一文中指出：“妇女是人类的基础，不可替代。故她们不像其他社会群体，所受的剥削也有别于其他的社会群体。对人类来说，她们必不可少，然而她们在政治、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却常被忽视。恰恰是这种结合——既必不可少却被忽视——决定了她们的命运。在男权世界里，她们的境地可与受压迫的少数民族相提并论，但同时，她们又存在于男权社会之外……实际上她们既是暴力又是绝望的

承受者。”美国女权主义者贝尔·胡克斯亦指出：“性别歧视暴政下妇女的遭遇是一种所有妇女共同的东西，超越了这种暴政所采取的不同方式的特殊性，苦难不能用数量来比较和衡量。”朱丽叶·米切尔的理论说明了女性的悲惨处境：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经济自主权，处于社会与男权的双重压迫之下。而贝尔·胡克斯的理论则更加说明性别歧视和妇女苦难的普遍性，因此如果身为一个备受歧视的种族中的底层女性，她所受的压迫就会更加深重，苦难的数量则会成倍增加。

美国黑人女作家艾丽丝·沃克的长篇小说《紫色》就是一部反映身受三重压迫的黑人女性的小说，艾丽丝·沃克是美国黑人女性作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她的作品具有与现实生活的密切契合度，在《紫色》这部以九十四封书信串连而成的长篇小说中，艾丽丝·沃克不仅描绘了美国黑人女性在逆境中顽强抗争的历程，也浓缩了沃克的生命观和女权理论，因此《紫色》刚一出版即以它独特的风格成为畅销书，并获得美国文学最重要的普利策奖、美国国家图书奖和全国书评家协会奖。

小说描绘的是黑人女子茜丽的故事，该故事大约发生在上世纪20年代，时间跨度约三十年，在茜丽所生活的环境里，她首先要面对的是强权的白人社会和专制的黑人男权，白人社会里的种族歧视制度剥夺了黑人的话语权，而黑人社会里的男权则剥夺了她作为女性的话语权，两种权势相加将她推向最弱势的地位，再加上生活的贫穷和艰辛，茜丽处于社会的真正底层。但是，表面柔弱的茜丽选择了她所能有的一切反抗方式对男权世界进行抗争，茜丽像一株石缝里的小草那样顽强地成长着，在面对贫穷、白人和男权的重重压迫之中，茜丽经历了从消极反抗、到积极反抗、再到重塑自我的生命阶段，从而谱写出黑人女性的生命新篇章。

一消极反抗阶段

大多数关于《紫色》的评论文章都把茜丽评论为一个悲惨驯服的女子，认为青年时代的茜丽逆来顺受、对命运忍气吞声，因为她在少年时代所受到的伤害，似乎使她处于弱势的地位中，其实不然，

茜丽虽然处境悲惨（童年丧父、青年失母，又遭继父强暴而生下私生子），但她并没有完全向自己的命运低头，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同命运抗争，以寻求改变命运的机会，比如她向上帝写信的作法，虽然只是一种消极的倾诉，却也表明了她对命运的不驯服。茜丽不仅说出了自已的苦恼，而且敢于用反叛的行为去抉择自己的命运，如继父不让她上学的时候，她仍然“穿得整整齐齐地去参加开学典礼”；她刚嫁入丈夫某某先生家中时，虽然被丈夫的儿子用石头砸破了头，但她“包扎好了脑袋”，给两个哭骂着的女孩洗头梳头；她的丈夫某某先生不停地打她，而她却“我拼命忍着哭，我把自己变成木头，我对自己说：茜丽，你是棵树”。在这样的逆境之中，茜丽仍然有着积极乐观的心态，她仍然会“笑得像个傻瓜似的”，“还想去听莎格·艾里弗（黑人歌星）唱歌”，还坚持和妹妹一起学习地理和文法，坚持用文字记录自己心声，她还会想尽办法保护着妹妹耐蒂的安全，她还帮助继子哈波设计他的婚姻，让他和心爱的姑娘结婚生子，她还要“打扮得漂漂亮亮，抹得香喷喷的”去哈波的小酒店，她尽力地抹去了悲愁和苦难在她身上留下的痕迹。茜丽的这些作法使她的丈夫某某先生也认为“她太倔了”，而茜丽自己的回答是“我天生就是这个样子的”。茜丽甚至还有她的生存之道，她认为：“她斗，但是她死了，我不斗，我安分守己，可我活着。”活着就是茜丽的目标，或者说是茜丽的胜利。在这种看似柔弱实则刚强的抗争中，茜丽的性格特征得以表现：她是一个打不垮的、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女性，如果把茜丽比成一棵植物的话，她应当是生

长于沙漠的胡杨或是骆驼刺，因为她抗击打的能力太强大了，她的生命的耐受能力也太强大了，正因为茜丽具有这些素质，她才具有了成功的潜质。

在茜丽生活的时代，美国黑人男人在承受着来自白人社会的压迫时，又把这种压迫所产生的伤害转嫁于比他们更弱小的黑人女性身上，因此，黑人女性成了社会的最底层，成了黑人男人奴役的对像，黑人男性在奴役压迫黑人女性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尊严，这也是黑人男性惟一的实现自己尊严的途径，因此黑人男性的男权意识就更加强大，正如张京媛所言：“对立的双方要获得意义就必须压制另一方，对立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地为获取意指优势而争斗。”为此作者在小说的前半部分里还安排了一个重要的人物作为茜丽的

反衬，这就是泼辣女子索菲亚。这个女子身材高大，从外型上接近于男人，也具有男性的孔武有力和敢做敢为的风范。索菲亚不但敢于选择自己的婚姻对象，更敢于在经历了失败的婚姻之后，勇敢地丢下自己丈夫，带着孩子另嫁他人。索菲亚不像茜丽那样忍受着丈夫的打骂，而是激烈地与丈夫对打，并且在一定时期占据上风。这个人物的存在，是作者的一种特殊话语权的表现，她“力图展现一种作为存在的方式和话语方式的、既非男性化的、也不是纯粹女性化的‘第三态’的思维”，也是作者给黑人女性设计的一个未来前景。

二积极反抗阶段

有了上述的强大生命力和抗击打能力做底蕴，茜丽在遇到合适的

机遇时，必然会进入到生命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积极反抗阶段。茜丽丈夫的情人莎格·艾里弗的出现是茜丽命运的一个转机，“当茜丽接受了莎格的肉体的拥抱的时候，茜丽的生活由耻辱向自尊发生了转变”，莎格帮茜丽偷到了被丈夫藏起来的耐蒂的来信，让茜丽知道了好多外面的事情，给茜丽指明了生活的新道路。耐蒂在信中鼓励茜丽“你要斗争，离开艾伯特，他不是好东西”，同时也告诉茜丽“世界都在变迁，天下不再是男孩和男人的了”，这些话对改变茜丽的命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莎格的鼓励下她敢于回到家乡，向她的继父要回属于自己的财产，决心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于是，整个小说的叙述方式马上转变了，茜丽的倾诉对象从天上转到人间，从对上帝倾诉转向对妹妹倾诉，这说明茜丽对生活的希望更加现实，她不再寄希望于虚无的上帝，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抗争来改变命运。她大胆地向白人世界呐喊：“我穷，我是个黑人，我也许长得难看，还不会做饭……不过我就在这里。”面对欺负她的丈夫，她也会痛斥道：“你这个卑鄙的混蛋！我现在该离开你去创造新的世界了，你死了我最高兴，我可以拿你的尸体去当蹭鞋的垫子！”当丈夫还像以前那样打她的时候，“我用餐刀扎他的手”，茜丽最终大胆地丢下丈夫，与几个姐妹一起奔往孟菲斯，买了新房子，安下了新家，她和莎格一起布置房间，还像男人那样脱下裙子穿上了裤子，这一切都说明茜丽已告别昨日，开始寻找新的生活。

三重塑自我阶段

西蒙·波娃在论述妇女的创造力时指出：创造力不是天生的，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