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交流角度思考两岸之前瞻

冷战结束，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冲突逐渐让位于文化宗教的差异或地缘文明的抗衡，民族主义亦崛起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力量。然民族主义却是当代世界最为复杂的概念，它的次级系统包括了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的多层面义理。其中政治民族主义是以实现新的族体联盟作为前提，并在大型社会结构、族群组合以及国家制度中充当自我认同的融合媒介。经济民族主义基本上是按照世界通行的自由主义的经济理念，来引导民族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并在跨地区贸易中维持本土经济的命脉，确定自身文化传统的发展模式。文化民族主义始终是民族主义的主体性架构，用以维系族体的价值、伦理及文化取向，从而把民族的个别性特征和原则标准化，使之涵化为普遍性的政治原则和经济理论。这种涵化形成的既定思维模式，使文化民族主义既是资产也是负债，如何处理自己障碍点，作出超越视野的明智抉择，正是每一种文化所共同面临的课题与挑战。
中国作为历史性的单一文化、单一种族的文明大国，地域辽阔，族群众多，虽然文化认同与族体认同未必完全一致，但古老文明中的多神信仰和多元道德，曾使中央王朝展现对周边部族文化异质性的较大包容。但是由于自然环境、生态条件、经济生计以及民族分布模式等因素的制约，使主体社会的同构型一向来自华夏中心意识的不断积累，所以汉族不免以不宽容的态度或最强硬的手段来对付同一族群的疏离倾向，满足族体的完整性和归属感。惟它所造成的历史创伤却是严重影响民族之间和解的最大窒碍。
例如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大陆有人把此一趋势视为是危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要害所在，和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人道主义干涉的政治借口。谓西方的大国沙文主义打着人权、民主的幌子，肆意干涉他国内政，并把近年美国在台湾问题、西藏问题及人权问题、宗教问题上，不断对中国大陆发难，皆归属为此一作为。大陆若单向地把处理好民族问题视为是反对霸权主义干涉、捍卫国家主权的重大战略课题，却忽略扩大与其它民族文化的差异，文化和文明的断层反而更加凸显。两岸之间的文化分殊设若亦如此解读，不但会成为两岸重建文化认同上的最大壁垒，也很难让湾人民认同。
这样的社会文化建构，不致于让相应的民族情感、道德范式以及文化心理的积淀因无法超越传统，而成为一种排他性的意识形态系统。因为历史记忆依然可以渗透到其中，成为人们理解和诠释事物的条件或背景，而且引入了人类普遍性的价值，非只强调族群文化与族裔价值的殊别性。当一个族群的文化原则会排斥其它民族的文化价值时，一切的文化资源都会被用来重塑国家精神和民族价值，并在较深的层面延续原来的对抗格局，遂成为文明冲突的根源。
台湾民众的祖先除少数原住民外，绝大多数都是从大陆移民来台，因此台湾社会是一个以中国文化内涵为本质的社会。由于台湾和大陆的地理环境接近，两岸人民通婚、交流相当普遍，这也是一般外国人眼中，「台湾不就是中国吗？」的缘由。再深入探究，由于台湾先天的海岛地形和位居交通要冲，又曾是殖民地的影响，文化溯源不仅有南岛文化、大陆中原文化，也有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日本等国的海洋文明，多族群文化存在已久。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本土文化意识的潮流与力量增强，各族群才开始积极维护或传承自己的文化。
民族文化的源起、本质与流变
文化乃是一切生活的总体，这个生活就是文化的生命表现。文化亦是一个民族的生命，没有文化就没有民族。换言之，文化即是「一个历史性的生活团体，表现其创造力的历程和结果的整体，其中包涵了信仰系统、认知系统、规范系统、表现系统和行动系统。」其最根源的要素为「信仰系统」。另有把文化解释为「创造性活动」和「活动方式论」，强调文化不只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而且活动的过程及其方式本身也应该列入文化的范畴。概括而言，文化不仅表现一个民族的外在风貌，也是其内在的精神灵魂，其成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受到文化模式的制约。显然文化的范畴是把整个社会系统都作为反映对象。
从现实面看待两岸文化交流议题
台海情势波涛翻腾，两岸各领域的交流也跌宕起伏，尽管如此而已，仍然展现出可观的成绩。近年来两岸在文化交流方面，由于政府与民间的合作规划与推动，已由早期的人员互访、召开研讨会等，发展至新闻交流、交换出版品、合作研究、艺文展演、技艺观摩、传习教学等。无论交流之范围、数量或层级，均逐年大幅提升，交流结构也从过去精英取向的民俗技艺、体育和学者交流活动，逐步推展到以基层民众为主体的宗教、科技和青少年活动。1987年以来，到大陆探亲旅游、就学和从事商务、交流活动的台湾同胞已达一千八百六十多万人次。其中2000年1月到11月就有二百四十一万六千多人次；此期间，大陆同胞赴台六万多人次，其中赴台交流一千五百九十八项、一万一千九百六十二人次。此外，直接从海上到大陆的台湾渔民还有近百万人次。台胞证发放总本数近六百万本，2000年有七十二万多本。台湾二千三百万人口中到过大陆的已超过四百万，两岸民众通婚已超过八万对。
民族与民族之间，由于文化和地域等多方面的差异和分界，以及利益的纷争，使得民族问题容易形成某种［失控］的状态。由于同一民族具有长期形成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一体感，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容易在政治上走向一致，团结在一起，故而它会成为构成国防力量和进行战争最基本的政治实体。这样的论述指出，一个民族的文化不只会决定一个民族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民族情感、民族性格等，更会决定一个民族的精神力量，和决定一个民族对待战争的态度，导致民族文化成为扮演抑制战争或催化战争的重要因素。
在政府尊重多元文化的策略下，使得各族群文化在台湾得以永续发展，如百花绽放，各显其长。近年官方策划辅导或民间自行主办的各项文化活动，已形成一个生机蓬勃的文化泉源，不仅有中原文化，也有原住民文化、客家文化及闽南文化，性质有软件及硬件（各种特色文物馆、园区之兴建），范畴包括文史、语文、古迹、民俗艺术、展演活动等。这样的文化策略，也赋予一个生命共同体认识和改变自己所处环境的中介。在台湾这块土地上，聚集了如此多样又互相迥异的文化，且能兼容并存、人文荟萃，进而充当政治融合的媒介，为在政治上效法民主制度，文化上采取普遍主义的原则，奠定基础。换言之，台湾的文化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已然正视现代工业和普遍理性带来的社会冲击和实际效益，展现了一种超越本民族而奉人类同一性的普世主义色彩。
适当的交流与沟通的确是缩短彼此社会差距的最佳途径。国台办官员肯定两岸交流，认为两岸民间交流对润滑两岸关系发挥莫大作用，但对两岸交流数量的不平衡——台湾民众赴大陆者远超过大陆民众来台者，希望能逐步调整，促使更多大陆同胞认识台湾、肯定台湾。早在1994年，辜振甫先生即指出，世界变了，以前是军事竞赛，现在是经济竞赛；以前是军事同盟，现在是经济结合，意识形态已不是问题，怎样使人民生活更好变得最重要，两岸关系应朝这个方向发展。事实上两岸已朝着此一方向发展。台湾学界、舆论界皆肯定开放两岸人员交流是增进了解、消除误解的最佳途径，也同意两岸政治图腾、意识形态之争须透过更多的对话来增加理解。其它诸如推动两岸论坛，进一步促进两岸产官学界的互访，尤其是开放大陆人民来台体验自由、民主开放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活力，更认为是缩短两岸距离的最有效方法。大陆涉台部门近来也积极推动两岸各种层面的交流，并视之为确保两岸关系良性互动的重要领域。惜两岸政治抉择的制约又形成一般反向的拉力。
当一切价值判准和伦理范式都被溶入民族文化的心理情感之中时，自我中心意识的膨胀便会演变成文明冲突的根源。杭廷顿（Samuel Huntington）认为文明是人类文化认同的最高领域，它一方面由语言、历史、宗教、风俗、制度等共同客观因素决定，另一方面也有个人主观认同的因素，所以一个族群或族体的文化本质决定了其文明的范式。不幸的是，后冷战时代的到来，反使西方中心主义不断膨胀，也使得众多国家采取文化中心主义的立场，捍卫自己的传统和利益，其中一个族群因感受到生存威胁并产生文化危机感而反映出排他性的文化心理结构——即民族主义，遂成为另一种对人类生存带来灾难的力量。
审视两岸前景，仍须透过文化的互动建立起两岸民间对中国问题与前途之共识，才能为两岸关系的推展整好土壤。笔者设定两岸如何从历史面认识文化的深层本质、演变，如何从现实面看待两岸文化交流的议题，理解文化因素在两岸和与分中扮演抉择角色，如何勾勒共同的文化愿景，以及如何进行两岸文化交流，皆会影响两岸关系的最终结果。因此，本文即从上述视角出发，试着提供一些观察与远眺的视野。
大陆评估台湾的经贸或文化交流政策，认为只是一种「以静制动」的「求稳战略」。大陆归结台湾的经贸或文化交流政策，基本上有以下特性：第一，总体战略的从属性。以大陆政策为依归，并首先考虑到台湾的安全性问题，同时考虑对台湾经济的利弊得失。因此，「立足台湾」是政策制定的出发点，也限制了两岸经贸交流的范围与进程。第二，具体内容上的差异性。如贸易松而投资紧，输出宽而输入严，货松人紧。这种在层次、方向和对象上的差别对待，束缚两岸交流内容的多元化与活动渠道的多向性。第三，开放过程中的被动性。大都是被事实推着走，在工商界和舆论界的压力下作出被动反应，或是对行政与技术上无法有效阻止的既成事实的追认，故始终落后在实际要求与两岸关系发展现状。第四，调整程序上的渐进性。虽在政策调整上，会出现收缩或摇摆现象，总的走向是循序渐进。这种策略上的从属、被动取单位的不同发祥地，使得人类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语言、地域、经济生活、文化及心理特征上的差异，在利益关系上也呈现多中心状态，不同的民族得以形成。近代「民族」的概念，指的是资本主义产生之后，利用原有的族裔意识发展出来的共同体观念。这表示语言、神话、风俗、族名、传世符号以及历史事件，都可以用来建构民族的概念，民族形成过程也就是某一族裔文化及其意识不断提升的过程。在族群演化中，血缘关系日趋松弛，先祖意识、地域观念成为支配力量，语言和风俗习惯更成为较稳定的民族特征，这些形构出一种文化模式，不论是英雄崇拜、艺术美感、生活制度、价值标准，都有它们自己认同的准则。在历史的长河中，地缘、生态因素和政治架构的分殊，影响到民族文化的内涵，形成差异，亦是一种发展上的必然。
台湾方面的评估认为，中国大陆把经济发展视为一种政治行为，从中汲取统治合法性的资源，而在文化策略上，开放市场便意味着将意识形态重新向世界敞开，却未走出自相矛盾的困境。从根本上讲，市场也是一个文化网络，当国家力量为市场的存在留出一定空间的时候，市场不仅能满足人类对物质的需要，也能焕发人类对交往的渴求。因为市场机制首先是与民族的历史、习俗和偏见相联系的；同时市场又是世界普遍规则的象征，它可以超越种族、文化、区域而独立存在。但在中国，知识精英普遍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和政治落后于西方，华夏中心主义失落了，却仍把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伦理，视为是世界最优秀的文化，并总是以此预设来论证自身文化优越于西方，这就导致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