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交流角度思考两岸之前瞻

从文化交流角度思考两岸之前瞻


复兴岗学院政治研究所教授 黄筱芗

前言

两岸文化交流是拉近两岸认知距离与隔阂的推手，是沟通两岸子孙民族感情的纽带和桥梁。过去海峡两岸长期的分治与对峙，彼此不仅陌生、疏离、存有猜忌，且意识形态差距颇大，经贸交流扮演了化解敌意的触媒，但在文化认同的过程中，两岸政治经济制度的显著差异，使文化传统上固然有相通的一面，却因各自局限于所认定的概念范畴，而不愿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待各自文化社会的合理性，反而造成「大陆意识」与「台湾意识」的对立，也招致了「政治中国」与「文化中国」的两难。

审视两岸前景，仍须透过文化的互动建立起两岸民间对中国问题与前途之共识，才能为两岸关系的推展整好土壤。笔者设定两岸如何从历史面认识文化的深层本质、演变，如何从现实面看待两岸文化交流的议题，理解文化因素在两岸和与分中扮演抉择角色，如何勾勒共同的文化愿景，以及如何进行两岸文化交流，皆会影响两岸关系的最终结果。因此，本文即从上述视角出发，试着提供一些观察与远眺的视野。

民族文化的源起、本质与流变

文化乃是一切生活的总体，这个生活就是文化的生命表现。文化亦是一个民族的生命，没有文化就没有民族。换言之，文化即是「一个历史性的生活团体，表现其创造力的历程和结果的整体，其中包涵了信仰系统、认知系统、规范系统、表现系统和行动系统。」其最根源的要素为「信仰系统」。另有把文化解释为「创造性活动」和「活动方式论」，强调文化不只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而且活动的过程及其方式本身也应该列入文化的范畴。概括而言，文化不仅表现一个民族的外在风貌，也是其内在的精神灵魂，其成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受到文化模式的制约。显然文化的范畴是把整个社会系统都作为反映对象。

人类文明起源于以氏族或部族为生存单位的不同发祥地，使得人类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语言、地域、经济生活、文化及心理特征上的差异，在利益关系上也呈现多中心状态，不同的民族得以形成。近代「民族」的概念，指的是资本主义产生之后，利用原有的族裔意识发展出来的共同体观念。这表示语言、神话、风俗、族名、传世符号以及历史事件，都可以用来建构民族的概念，民族形成过程也就是某一族裔文化及其意识不断提升的过程。在族群演化中，血缘关系日趋松弛，先祖意识、地域观念成为支配力量，语言和风俗习惯更成为较稳定的民族特征，这些形构出一种文化模式，不论是英雄崇拜、

艺术美感、生活制度、价值标准，都有它们自己认同的准则。在历史的长河中，地缘、生态因素和政治架构的分殊，影响到民族文化的内涵，形成差异，亦是一种发展上的必然。

当一个族群对祖宗意识和文化渊源意识产生了主观性的认同，接着产生了在客观上要求组成地域共同体时，其形式便从部落化的地域聚集发展到建立政治化的民族国家。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一定的观察、思考世界的独特方式，这就构成了这个民族的传统，这个传统一旦形成，它又会借助本身特有的历史惯性来加强和巩固民族的特征和文化的基本调子，也形成自己文化的特色。例如［中华文化］的概念，乃是由极具差异的众多族群、地方土著及外来移民的各种文化宗教特征，经过长期碰撞与融合而衍变生成的社会价值系统，成为统一的「民族记忆」。这表示族群特征并非来自生物遗传规律的结果，而是文化选择样式的结果，它决定了民族的素质，也决定了民族的差异。因此，民族作为一定历史范畴的社会现象，它本身即存在界限，亦不得不承认族群间的歧见，皆来自于其文化的深处。

民族与民族之间，由于文化和地域等多方面的差异和分界，以及利益的纷争，使得民族问题容易形成某种［失控］的状态。由于同一民族具有长期形成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一体感，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容易在政治上走向一致，团结在一起，故而它会成为构成国防力量和进行战争最基本的政治实体。这样的论述指出，一个民族的文化不只会决定一个民族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民族情感、民族性格等，更会决定一个民族的精神力量，和决定一个民族对待战争的态度，导致民族文化成为扮演抑制战争或催化战争的重要因素。

冷战结束，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冲突逐渐让位于文化宗教的差异或地缘文明的抗衡，民族主义亦崛起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力量。然民族主义却是当代世界最为复杂的概念，它的次级系统包括了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的多层面义理。其中政治民族主义是以实现新的族体联盟作为前提，并在大型社会结构、族群组合以及国家制度中充当自我认同的融合媒介。经济民族主义基本上是按照世界通行的自由主义的经济理念，来引导民族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并在跨地区贸易中维持本土经济的命脉，确定自身文化传统的发展模式。文化民族主义始终是民族主义的主体性架构，用以维系族体的价值、伦理及文化取向，从而把民族的个别性特征和原则标准化，使之涵化为普遍性的政治原则和经济理论。这种涵化形成的既定思

维模式，使文化民族主义既是资产也是负债，如何处理自己障碍点，作出超越视野的明智抉择，正是每一种文化所共同面临的课题与挑战。

当一切价值判准和伦理范式都被溶入民族文化的心理情感之中时，自我中心意识的膨胀便会演变成文明冲突的根源。杭廷顿（Samuel Huntington）认为文明是人类文化认同的最高领域，它一方面由语言、历史、宗教、风俗、制度等共同客观因素决定，另一方面也有个人主观认同的因素，所以一个族群或族体的文化本质决定了其文明的范式。不幸的是，后冷战时代的到来，反使西方中心主义不断膨胀，也使得众多国家采取文化中心主义的立场，捍卫自己的传统和利益，其中一个族群因感受到生存威胁并产生文化危机感而反映出排他性的文化心理结构——即民族主义，遂成为另一种对人类生存带来灾难的力量。

中国作为历史性的单一文化、单一种族的文明大国，地域辽阔，族群众多，虽然文化认同与族体认同未必完全一致，但古老文明中的多神信仰和多元道德，曾使中央王朝展现对周边部族文化异质性的较大包容。但是由于自然环境、生态条件、经济生计以及民族分布模式等因素的制约，使主体社会的同构型一向来自华夏中心意识的不断积累，所以汉族不免以不宽容的态度或最强硬的手段来对付同一族群的疏离倾向，满足族体的完整性和归属感。惟它所造成的历史创伤却是严重影响民族之间和解的最大窒碍。

台湾民众的祖先除少数原住民外，绝大多数都是从大陆移民来台，因此台湾社会是一个以中国文化内涵为本质的社会。由于台湾和大陆的地理环境接近，两岸人民通婚、交流相当普遍，这也是一般外国人眼中，「台湾不就是中国吗？」的缘由。再深入探究，由于台湾先天的海岛地形和位居交通要冲，又曾是殖民地的影响，文化溯源不仅有南岛文化、大陆中原文化，也有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日本等国的海洋文明，多族群文化存在已久。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本土文化意识的潮流与力量增强，各族群才开始积极维护或传承自己的文化。

在政府尊重多元文化的策略下，使得各族群文化在台湾得以永续发展，如百花绽放，各显其长。近年官方策划辅导或民间自行主办的各项文化活动，已形成一个生机蓬勃的文化泉源，不仅有中原文化，也有原住民文化、客家文化及闽南文化，性质有软件及硬件（各种特色文物馆、园区之兴建），范畴包括文史、语文、古迹、民俗艺术、展演活动等。这样的文化策略，也赋予一个生命共同体认识和改变自己所处环境的中介。在台湾这块土地上，聚集

了如此多样又互相迥异的文化，且能兼容并存、人文荟萃，进而充当政治融合的媒介，为在政治上效法民主制度，文化上采取普遍主义的原则，奠定基础。换言之，台湾的文化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已然正视现代工业和普遍理性带来的社会冲击和实际效益，展现了一种超越本民族而奉人类同一性的普世主义色彩。

这样的社会文化建构，不致于让相应的民族情感、道德范式以及文化心理的积淀因无法超越传统，而成为一种排他性的意识形态系统。因为历史记忆依然可以渗透到其中，成为人们理解和诠释事物的条件或背景，而且引入了人类普遍性的价值，非只强调族群文化与族裔价值的殊别性。当一个族群的文化原则会排斥其它民族的文化价值时，一切的文化资源都会被用来重塑国家精神和民族价值，并在较深的层面延续原来的对抗格局，遂成为文明冲突的根源。

例如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大陆有人把此一趋势视为是危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要害所在，和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人道主义干涉的政治借口。谓西方的大国沙文主义打着人权、民主的幌子，肆意干涉他国内政，并把近年美国在台湾问题、西藏问题及人权问题、宗教问题上，不断对中国大陆发难，皆归属为此一作为。大陆若单向地把处理好民族问题视为是反对霸权主义干涉、捍卫国家主权的重大战略课题，却忽略扩大与其它民族文化的差异，文化和文明的断层反而更加凸显。两岸之间的文化分殊设若亦如此解读，不但会成为两岸重建文化认同上的最大壁垒，也很难让湾人民认同。

从现实面看待两岸文化交流议题

台海情势波涛翻腾，两岸各领域的交流也跌宕起伏，尽管如此而已，仍然展现出可观的成绩。近年来两岸在文化交流方面，由于政府与民间的合作规划与推动，已由早期的人员互访、召开研讨会等，发展至新闻交流、交换出版品、合作研究、艺文展演、技艺观摩、传习教学等。无论交流之范围、数量或层级，均逐年大幅提升，交流结构也从过去精英取向的民俗技艺、体育和学者交流活动，逐步推展到以基层民众为主体的宗教、科技和青少年活动。1987年以来，到大陆探亲旅游、就学和从事商务、交流活动的台湾同胞已达一千八百六十多万人次。其中2000年1月到11月就有二百四十一万六千多人次；此期间，大陆同胞赴台六万多人次，其中赴台交流一千五百九十八项、一万一千九百六十二人次。此外，直接从海上到大陆的台湾渔民还有近百万人次。台胞证发放总本数近六百万本，2000年有七十二万多本。台湾二千三百万人口中到过大陆的已超过四百万

，两岸民众通婚已超过八万对。

适当的交流与沟通的确是缩短彼此社会差距的最佳途径。国台办官员肯定两岸交流，认为两岸民间交流对润滑两岸关系发挥莫大作用，但对两岸交流数量的不平衡——台湾民众赴大陆者远超过大陆民众来台者，希望能逐步调整，促使更多大陆同胞认识台湾、肯定台湾。早在1994年，辜振甫先生即指出，世界变了，以前是军事竞赛，现在是经济竞赛；以前是军事同盟，现在是经济结合，意识形态已不是问题，怎样使人民生活更好变得最重要，两岸关系应朝这个方向发展。事实上两岸已朝着此一方向发展。台湾学界、舆论界皆肯定开放两岸人员交流是增进了解、消除误解的最佳途径，也同意两岸政治图腾、意识形态之争须透过更多的对话来增加理解。其它诸如推动两岸论坛，进一步促进两岸产官学界的互访，尤其是开放大陆人民来台体验自由、民主开放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活力，更认为是缩短两岸距离的最有效方法。大陆涉台部门近来也积极推动两岸各种层面的交流，并视之为确保两岸关系良性互动的重要领域。惜两岸政治抉择的制约又形成一般反向的拉力。

大陆评估台湾的经贸或文化交流政策，认为只是一种「以静制动」的「求稳战略」。大陆归结台湾的经贸或文化交流政策，基本上有以下特性：第一，总体战略的从属性。以大陆政策为依归，并首先考虑到台湾的安全性问题，同时考虑对台湾经济的利弊得失。因此，「立足台湾」是政策制定的出发点，也限制了两岸经贸交流的范围与进程。第二，具体内容上的差异性。如贸易松而投资紧，输出宽而输入严，货松人紧。这种在层次、方向和对象上的差别对待，束缚两岸交流内容的多元化与活动渠道的多向性。第三，开放过程中的被动性。大都是被事实推着走，在工商界和舆论界的压力下作出被动反应，或是对行政与技术上无法有效阻止的既成事实的追认，故始终落后在实际要求与两岸关系发展现状。第四，调整程序上的渐进性。虽在政策调整上，会出现收缩或摇摆现象，总的走向是循序渐进。这种策略上的从属、被动取向，致缺乏前瞻性与系统性。

台湾方面的评估认为，中国大陆把经济发展视为一种政治行为，从中汲取统治合法性的资源，而在文化策略上，开放市场便意味着将意识形态重新向世界敞开，却未走出自相矛盾的困境。从根本上讲，市场也是一个文化网络，当国家力量为市场的存在留出一定空间的时候，市场不仅能满足人类对物质的需要，也能焕发人类对交往的渴求。因为市场机制首先是与民族的历史、习俗和偏见相联系的；

同时市场又是世界普遍规则的象征，它可以超越种族、文化、区域而独立存在。但在中国，知识精英普遍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和政治落后于西方，华夏中心主义失落了，却仍把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伦理，视为是世界最优秀的文化，并总是以此预设来论证自身文化优越于西方，这就导致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

这一思潮力图从中国本土资源中提炼一种足以安身立命、兴邦强国的民族精神，以加强族体的凝聚力，却也阻碍了对传统的突破。首先，随着现代进程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日益激烈，它的本土化情绪必会随之高涨，一旦变成民族主义分子的利器，最终不免放弃了它原有的开放性。再者，中国文化中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为政治权力的维系提供了道德认同，结果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必然地作为一种工具主义的理性，为政治权威或文明范式充当意识形态的壁垒。在这种诉求下，加上两岸社会制度的差异「政治民族」与「文化民族」常被混淆，因为大陆民族认同主要是以政治和意识形态为标准，不是以共同的文化价值为标准，这使得文化认同受到制度体系异质性因素的影响。但文化作为传统的产物并不会失去其个性，遂导致与现代化并行不悖的寻根、本土性和基本教义派的兴起，这样的文化断裂又会阻碍不同地区的交流与整合。

文化因素扮演两岸和与分的抉择角色

中国大陆在过去系以「体用论」架构来处理民族主义所必须面对的传统和现代问题。这样的民族主义诉求，基本上并没有和近代以来配合民族国家形成而发展出来的民族主义典范完全衔接。近代以来形成的这种典范，不只承认民族国家形式上的对等性，而且承认在其主权领土内人民权利上的对等性，而不只是从属于国家机器之下，必须受国家机器绝对支配的被动性客体。大陆一直努力地想形构一套民族主义，来作为进行改革的动力，但在思考此一问题时，其思维仍不脱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视为一个「二元对立」的范畴，即从维护政治秩序的角度看待文化问题，遂陷入相对简单、化约的思考述架构中，不愿去建构或接受这种具有现代的意义民族主义，反而自觉或不自沉地通过民族主义的诉求，陷入以进化主义为轴，将社会主义彻底的沦为表现国家主义的手段，在狭隘的排他意识引导下，很容易走上霸权的道路，变成一种为扩张辩护的史观。

再者，民族主义一旦成为要替统治者的权威、国家主义或以民粹主义进行动员的手段，这就相对地会强调国家相对于社会、集体相对于个人的优越性，其结果是集体主义的诉求被无限上纲，民族主义的诉求转而成为

压制政治竞争的机制，亦使人权受到相对的漠视或否定。由于强调自己所建构价值体系的优越性，并以政权所确立的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作为目标，自然地会以政治标准来衡量文化的制度与活动，进而用政治秩序和伦理规范来限制文化的过度发展，当然也容易流于不愿承认国际社会成员之间形式甚至实质的对等性。

大陆这种民族主义诉求，它只凸显对内某种程度的「凝聚」作用，然其对其他种族或台湾在民族认同上的「排它」性，也不言而喻。以这种植基于「体用论」架构的粗糙民族主义内涵，要以之作为支撑两岸朝向「民族统合」的发展基础，是相当困难的。两岸要在民族文化的发展轴线上寻求统合，大陆须先处理妥善现代化和传统文化如何互动问题；其次，是摒弃大汉沙文主义为中心的诉求，使各民族之间具有权利和形式上的对等性，并朝发展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义方向去充实其内涵，不能只做为爱国或为政治服务的动员工具。

杭廷顿认为人类对和平、公正、道义、宽容等到普世价值的认同程度越高，冲突越少。这表示冲突的根源仍是一个文化问题。两岸的分隔原是意识形态、制度的选择不同之争，但此一分歧经过半世纪的睽违和各自发展，已形成不同政、经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唯因两岸文化的渊源相同，所以有极大的整合机会，可是一旦产生在民族和文化差异上的冲突，彼此的文化距离越拉越远，却又要回头要求彼此认同共同的民族国家，恐怕就产生了极大的困难。吾人必须理解承认，两岸人民的想法和作法，尤其是当权者的思考与作为，会严重影响彼此认定的文化内容。例如，大陆采用简化汉字，台湾仍沿用古体楷书，就造成了内容的差异。又如，双方当权者对彼此人民交流的种种限制，会加深彼此人民的敌对和隔阂。加上彼此采有同的政治主导思想，不同的政治运作模式，不同的经济管制方式等等，这些都可以会深化彼此间民族文化内涵认定上的隔阂。

大陆汉文化研究的学者基本上都同意，文化融合属于历史的范畴，而历史、环境、政治制度的变迁乃是常态。我们不必全然否定人为造作和政治力的影响，它未必是负面因素，既是过去历史因素造成两岸对峙，导致文化认同上的分歧，欲从疏离中找回接合点，是需要相互容忍，以平等的精神共同来耕耘灌溉才行。台湾文化的母体源自大陆，有了新发展是不争的事实，不能说台湾文化底子深厚，但在制度面有相当程度的领先，也是事实。用通俗的话来说两岸文化的发展既有质的变化，也有程度上的差异欲在不对称中以政治力要求任何一方屈从，都是

窒碍难行的。

就国家而言，它是政治力运作的产物，针对当前两岸的僵局，如果仅着眼在国家统一或独立，战争的解决似乎是最直接的。但是两岸之间真的发生战争，除了战争的正当性遭到质疑外，最立即的效应便是严重的伤害两岸人民的民族感情。矛盾的是在国家统一的要求中，在没有外力干预的情况下，民族意识或民族情感是其用武正当性的最大支柱。当权的双方领导人不断消除彼此人民这份意识与情感认同，又要急切遂行所谓统一，结果可能只得到形式的统一，长久而言，终究还是会有问题的。若从民族文化的相互证成和相互维护的关系出发，两岸皆能在肯定中国历史文化的条件下，以儒家的「和合」精神作为有机结合的调适途径努力，形成既符合世界体系的潮流，又能为两岸文化增添新的内容，让中国文化成为更富生命力的文化机体，相信它更能有效扮演两岸统合的桥梁角色。

台湾由于政治的自由度提高，多元文化将成为台湾社会的必然现象，两岸若以文化多元主义作为「新中国文化意识」的主要架构，应可以避开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社会特征等因素，共创两岸的文明和前景。文化多元主义承认民族国家是一个完整自主的生命体，这种理想的国家精神能够将许多异质的有机共同体结合起来，既可达到较高层次的统一，同时又不会压制内部的族群差异或文化多样性。两岸如果能透过各种交流互动、共同研究等途径，来摆脱各自历史定论主义的泥淖，并参鉴人类学者引介「文化相对主义」的看法，以换位切入对方的角度来培养两岸之间和谐相处的理性土壤，包括尊重两岸人民不同的感受、以求同尊异的观照处理彼此之间历史的纠葛，在和平相处的社会互动下，交融的趋势是挡不住的。若彼此皆蛮横采用「以我为主」的单轨思考，只会增加两岸人民的对立氛围，两岸合与分的矛盾终将越演越烈。换言之，本位主义挂帅只会让文化融合反其道而行。

两岸藉文化冲突来扩大意识形态冲突是一种选择；透过文化的对话来化解意识形态冲突又是一种选择。后一种选择对保持各自文明的特殊性，并推进全人类价值的普遍性都有利，两岸也能带着自己的个性汇入到人类价值得到普遍认同的主流文明中。这样就让两岸的文化从宰制与被宰制转变成为一种合作与互助的型态，师法孙中山先生处理二元争论的主张——把两者有机结合成为一种相互渗透、互相辩证的关系。换言之，两岸之间不仅应该对彼此的文化持一种相对肯定的立场，对自己的思想和文化也应该保持一种多元的立场。联系其中的脐带有人类基本的共同特征，包

括生理需求的一致性，寻求安全与保障的共同企盼，保护生态、维护环境的基本共识等，还有价值目标的一致性，包括对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体认，平等权利和法律秩序的认同，社会公平与公正的追求等。

中国文化之中，本来就有普世的意识，未来中国文化的走向，依然会融合世界其它文化因素，并在全球人类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台湾发展的自由民主制度乃是全球人类会共同踏上的道路，这表示在世界人类文化逐渐形成之际，只要两岸都秉持开放的角度寻求两岸未来发展的途径，祛除民族主义对族群认同之歧视意识，并抱着过去与未来是转接的过程，而不是冲突的对立点，并使之成为双方共同努力的目标，双方虚拟一个民主、自由、繁荣的未来中国，未来两岸文化的汇合只是时间问题。

两岸如何勾勒共同文化愿景

「全球化」这个名词，已经变成全世界最脍炙人口的口头禅，然对其解读却南辕北辙，并引起巨大争论。赞成者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带来的「善果」：推广市场化、民主化、科技进步；全球成一村，最后世界大同。反对者认为这不过是是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新面孔，以美国的霸权为基础，以后期资本主义（跨国主义）为形式，最后以经济手段征服全球的大阴谋。

其实如以各地区文化互动的结果来解释「全球化」，可能更为贴切。人类学家Arjun Appdurai认为世界各地的消费者是有主动权的，而且各地之间的互动造成了五种流动性的景观：人种、媒体、科技、财经和意识形态。这种流动性往往以区域来划分，使区域不仅是一个地理名词（如亚洲），也是一个想象世界，传播媒体所提供的就是一种想象世界，它可以作为消费品提供各地群众享受，但各地人民的接受或反抗行为也可以从不同的想象世界中显现，而且有所取舍。这种各地区文化互斥和互动的现象，说不上主动权操在谁手，也许资本多来自美国，文化效果却无法预期。也就是说，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流失自己文化的主体性。

例如上海的开放，固然标志着大陆的政治与经济政策已明确由过去的国家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转向，这是城市的脱胎换骨，却由国家扮演了转变的关键性角色。这表示现代性建构与全球化伴生的动态知识，使我们有能力看到自身，有能力拉开视野的主体，而且自觉与不自觉地学着由全球化的价值与眼光看待城市，它既以民族国家为本位，也以世界马首是瞻，二者可以并行不悖。或谓国家的科技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都市政策与政治调节能否发挥成效，将决定历史结局，其文化的视野更是历史结局培育的土壤

。

美国自从布什新政府上台以来，全世界各国对其外交协商意愿的评价甚低，主因即是其独断主义的行事风格。从退出京都议定书，到压迫南韩金大中政府从阳光政策退缩，乃至巴尔干半岛的撤军提议，和不顾美俄1972年签订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决定发展大规模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布什皆展现了相对强势的高姿态。我们知道它的后遗症会很严重，因为和平须来自磋商与合作。如此只会演变成对立。美国PRI亚洲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汤本指出，历史将记住强大者的谦卑和善良，美国应该发挥经济力量、心灵力量、良知力量、善的力量和历史原则的力量，以和平的方式及自由的理念来帮助中国。两岸之间，大陆大而台湾小，尤须如此。两岸文化层面的差异显然必须以世界主义作标竿，超越民族之狭隘范畴来修补。

基本上，两岸人民都有一个共同的族群意识和族体文化认同的观念。然历史的过程却造成了现实中的各种差异，彼此都不能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理解各自文化社会的合理性。「大陆意识」包括了亲族意识、地缘意识、文化中心意识、历史沿革意识、权力实践意识和国家统一意识等诸多内容，并作为一种政治理念，使它与容忍制度差别或政治自决是矛盾的。「台湾意识」则是以区域主义特征为内涵，表现为「住民意识」、「乡土意识」、「省籍意识」、「生命共同体意识」、「住民自决意识」和「台独意识」的相互交缠，其深层是台湾经济政治成功产生的自足与寻求国际活动空间的困窘之间呈现的矛盾心态。大陆的「中国意识」使它不会放弃实现统一的目标；但台湾多年来已发展出自己有的不同于中国大陆的文化风格。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虽可达重新分配彼此政治力量，进而影响政治生态的发展，它并无法于短期内达成，也未必会让台湾民众转移其政治忠诚或主权的信赖对象。换言之，两岸人民是否有能力消除因制度差隔或意识形态分殊造成的不信任，文化渠道所扮演的桥梁角色更具影响性。

当今世界上不同民族的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尽管两岸关系低迷不振，城市交流却持续加温。从去年下半年起，上海热几乎席卷了整个台湾企业界、政界及文化界，上海俨然成为台湾的新希望。台北文化局长龙应台认为，台北有一个非常独行的文化优势，它比大陆任何一个城市都自由，也没有文化断层，这是非常珍贵的。台北已是华文世界的文化重镇，它绝对可以发挥小而关键的文化火车头地位。在国际竞争中，中国大陆很多城市正急起直追，以上海为例，其深层的人文涵养以及现代化程度

，对台北市构成很大的威胁，例如上海在硬件上的投资，像大剧院、图书馆、上海博物馆，有一种气魄，就是不做则已，要做不是只做中国最好的，要做世界最好的。近年来两岸在政治上没有共识，然在艺术文化体育各界蓬勃交流下，均有相当之成果与相互认识，台湾虽享有经济奇迹的美誉，却缺乏文化愿景，在艺术发展上没有受到官方足够的眷顾与青睐，反观大陆地区，对于艺术文化之保存与推广，有渐趋重视之现象，显见两岸文化各具特色，也蕴含融合之条件。

两岸都应该致力于共同塑造一个健康的两岸文化发展沃壤，作为重建两岸关系的基石。与大陆发展良好的关系对台湾而言，是重要和需要的，大陆坚持有动武的权力，却未必是一个能奏效的选择。只有在中国大陆吸引台湾情形下，统合才可能发生，而这只有在中国是繁荣且民主的情况下才可能这样。从全局和长远看，避免军事冲突，坚持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手段促成两岸合作，力争以最小的代价来完成两岸自主的和平统合，才是符合两岸最大利益的发展道路。两岸经贸关系已是全球生产分工链的重要一环，这种分工关系如果能够具有更制度化的规范，两岸互补互利、各取所需，双方往来的风险可大幅降低，更可以全球生产分工上占有更枢纽的的位置。与此同时，文化的论坛式对话与互动亦能同时激活，尤为稳定两岸形势的重要途径。

从本位主义出发的思考模式，以及扮演汉民族文化指导者的强悍角色，隐含着种族歧视的危险，不利两岸关系的突破开展。和香港人比较起来，台湾人似乎更容易融进中国大陆社会，因为有更多共同的文化与情感语言，可以穿透政治围墙。中国大陆歌后那英，在台湾拿到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台湾歌星邓丽君，在猝逝六年后仍然是大陆老百姓最爱；两岸人民都喜欢在筵席上喝白酒、干杯、肝胆相照；前进大陆已成为台湾寻找新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两岸民间的「大陆热」和「台湾热」，势将改变大陆，也将改变台湾。两岸如何从传统中取经再放宽眼界，确立一种建基在富足和人道基础上的理性民族主义，打开胸襟学习地球村每个角落各具特色的文化，进一步将两岸未来具有共识的共同愿景，如民主政治、经济发展、电子产业、环境保护、社会文化变迁、知识经济等等，同时纳入两岸统合的政策考量，并从事精致、诚恳的沟通对话，相信两岸在此一愿景下，定能营造出属于中国人兼具传统与现代的文化生活。

从中不难理解，两岸文化整合的主要精义，除整合资源外，最大的价值，乃在于开发、培养出时代性及最具中国

风貌的文化新内涵。两岸的文化交流，既可以让彼此的文化得到学习、成长、切磋、支持的空间，创造更具丰富人文素养和鉴赏文化的能力，使得具有创时代意义的经典作品，都会受到两岸的尊重和肯定，不因地域而分歧，不因语言而隔阂；在文化的发展史上，也才能承先启后。更重要的是，这不意味着因此而否定区域的文化传统，他们仍将是历史文明的一部分，其各自具有的普世价值，也会深深地融合到世界的主流文明当中。

由于两岸政经发展上的差距，要求大陆理解民主普世价值的意义，是有困难，但大陆必须充分认知台湾人对自由民主上的不妥协性。这表示，即使两岸在血缘、文化、历史的传承上，存在着共同合作的「心理基础」，然就双方当前政治、经济、法制、民主的现实而言，两岸的统一仍然欠缺「社会基础」。再者，大陆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发展，循的是渐进主义的途径，不可能快速达成，这表示两岸之间要走向相融一体，还有一段漫长的旅途。对人类本质的认同，即文明的普世化已为两岸的未来指明一条出路，接下来就是两岸是否形成这样的共识：愿意共同努力消除因制度差隔或意识形态分殊造成的裂痕，抚平缘于种族、地域、文化所产生的排他意识，真心为两岸真正的和解孕育好沃壤了。

如何进行两岸文化交流

海峡两岸政治断裂的同时，台湾与大陆的文化发展，也各自经历了两种不同意义下的「断裂」：一是文化与非文化领域之间的「断裂」：二是文化领域内部的「断裂」，厘清这一点，才知道应如何衔接。就台湾方面来说，首先，由于五十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文化领域的运作逻辑，深深受到经济领域动作逻辑的支配与转化，使最近几十年来文化日趋庸俗化、市场化与商品化，结果导致文化领域自主性的丧失，使文化创造力为之萎缩。其次，文化领域内部诸元素互相冲突，并表现为以下三类：（1）中原文化与台湾文化之间的不协调。这是由两岸几十年来政治结构与政策导致。（2）国际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紧张。这与台湾几十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及日趋国际化有直接关系。（3）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对抗。具有本质性，因而牵动前二者的发展。

大陆方面的文化发展也出现类似的问题。首先，是从1949年以后，政治支配力的高度突出，以致文化领域的运作逻辑深受政治领域运作逻辑与价值体系的支配，文化论落为政治的附庸，为政治服务，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文化大革命结束，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大陆地区日趋显著，经济力逐渐上

升而与政治力共同成为支配文化领域发展的力量。总而言之，大陆地区文化的自主性都呈现一种郁而不张的状态，臣服于非文化领域之下。其次，文化领域的内部表现为两种形态的「断裂」：（1）传统与现代断裂；（2）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紧张性。这两种「断裂」，在时间的进程中，交织为一相互加强，使中华文化在新旧交迭和中西冲突之中，艰苦备尝。在「传统」与「现代」处于严重断裂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思考现阶段两岸文化交流尤具意义。吾人应可朝以下三方面规划进行：

一、 展现两岸方化特色、丰富文化内涵

两岸文化本属同源，也共同继承中华文化及历史情感。五十余年来，两岸在文化领域

成就各有所长，大陆丰富的传统与地方艺术资源，为台湾所需；而台湾融汇近代西方思潮，所蕴涵的勤劳、公平竞争、效率、创意、民主化、多元化国际观等可贵经验，也正是最大的特色。这些具体成果，经由双方接触交流，相互分享撷取所长，并转化实践至现代化生活之中，将可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与精神，逐步达成文化整合的目的。

二、 建立两岸交流的架构和组织、促进良性互动

首应建立交流规划，统筹规划交流重点，发挥导引力量，使民间有所依循。由于民间的充沛资源及积极参与，两岸文化交流发展甚为快速，亦因而有各行其是的情形，甚而走在政策及法律之前者。为维护法律尊严及提供民间制度化的交流环境，政府各机关应各依职责予以规划，据以执行。其次，两岸的文化交流，由于受到两岸政治干预或不合理的要求，产生许多障碍，亟需采取一项有效的短期对应方案，再积极循制度化协调商谈解决。因此，当务之急为恢复海基会与海协会的协商功能，以解决交流中衍生的问题，亦得以让民间交流合作在秩序化、制度化的架构下进行。

三、 扩大交流广度深度、发挥交流效果

文化交流的面向宜广，实质宜深，效益始得以彰显。惟两岸一本对其有利之交流心态，

仅做有限度或有选择的交流，使交流效果大为减低。两岸交流不应只停留在为交流而交流的表象，参访、开会并不是交流唯一方式。今后交流层面宜宽广而深入，举凡学术、艺术、科技、宗教、体育、新闻、出版、影视等均应迈开步伐。如鼓励两岸学者进行中、长期合作研究；共同合作出版；交换教授及学生；两岸新闻媒本人员的观摩与研习；共同编写适合两岸学生使用的参考用书、青少年读物；共同耕耘不同族群之间、具有地区物色之民俗交流活动；及相互提供信息服务等。藉由学术共享、出片合作、信息流通、

地方季节性文化展演交流，建立对彼此文化深度的了解与认识，才能发挥文化资源整合与文化融合的效果。

当今两岸文化交流，若能多一分文化考量，少一分政治较劲；多一份历史情感，少一分提防猜忌，则前景自不应过度悲观。台湾面对全球化浪潮，此时宜抛开历史的恩怨，重新积极寻找自我文化的定位与价值；大陆也要登高远望，求同存异，共同构筑一条以文化为轴心的推动扭带。其累积所酝酿形成的力量，将全提供并支撑经济、政治统合最好的环境平台。两岸若一味怀抱「以己之长攻人之短」的竞争意识与优越感，只会带来更多负面的猜忌与敌意，一旦政治歧异被凸显，交流与合作只得中断，辛苦的成果将付诸流水。检讨与思考如何有效地使两岸民众透过各层面的交流渠道，正确、客观地认识与了解优越性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两岸如能在和平互惠的格局中彼此提升，共同在经济建设、民生福祉、更好的生产力与竞争力上致力分享，并让民族情感、文化渊源、互惠互利的共同繁荣创造真正有利于全体中国人的融合环境，两岸的统合就会成为历史的必然。

现阶段两岸民间的文化交流只能前进，已无法后退。我们可以合理的期盼：两岸通俗文化的交流是超政治的，也唯有透过这种软性和柔性交流，才可降低两岸极端非常理性之政治行为出现的可能性。瞻望未来，在两岸进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如何摆脱政治力量的干预与意识形态的束缚，乃致两岸情感上的纠葛在利益竞争、经济动机主导的情势下，如何维持互补互利的共生局面；在两岸文化较劲、意识形态竞逐的隐忧中，如何摆脱双方执持之傲慢与偏见，动机纯正地进行彼此受惠的「文化」交流等等，将是一连串充满迷思的挑战。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睽诸以往历史，文化模式、地域关系、制度选择及族群利益分配的差别，并非是人类分裂的实质性因素，人类历史的过程也容忍了这些差别。今后如能在追求现代化与国际化的前提下，继续营造和平理性平等善意、相互礼让新生的环境，并以「文化交流」作为增进了解，减少敌意与误会的途径，对两岸而言，既能滋润彼此的土地和资源，也会发挥凝聚中华族群的作用。

结论

国家作用在于为文化的运行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换言之，政府之存在和目的，不是为了实现某一个特殊的价值观，而是要使拥有不同生命理想和价值观的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在保有其自主性的条件下共同生活。故一个合法政府之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不应该预设任何一个特殊的价值理念。因为价值观本身的多样性是一个良序社会的基

础，只有为了保障相同或另一种不同的基本自由，才可以证成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因此，容忍歧见成为自由社会公民最重要的德行，任何理性的个人都是平等的、尊严的存在，不能以集体的理由为名任意加以侵犯。就两岸的需求面而言，距政治理理文化融合仍然有一段距离，但历史的春天是创造出来的，大陆如能以客观、理性、前瞻的视野，摆脱意识形态的羁绊，掌舵历史巨轮的方向标——勇于向民主化转型，从而建立可长可久的民主法制规范，才是两岸走向统合最短的路。

重温中国的历史和两岸文化交流，是有意义的。历史自身的发展就是一个动态变迁的过程，冲突、融合导致文化要素不断进行选择与重组，推动了文化的嬗变，它又成为历史和每一代人的认知图标，只要有足够的弹性，它们就会为文化加添薪柴。文化多元主义的产生，虽可能让共产主义的价值系统遭受挑战，却也是新价值系统滋生的产婆，不以毒蛇猛兽视之，从转化的角度来说，至少它可以在文化层面、社会政治层面上，有一个更广大的包容度。况且经历自觉批判与深刻反思后的文化潜移，亦是一条让本身文化变得更为成熟，更加完善，更具时代性和民族性的不二途径。

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先生指出，「辜汪会谈」的历史性意义，在于它充分体现了海峡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的客观现实，它也凝结了中国人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情感。惟两岸的未来不能只凭借想象，尚需要「前景」来集中力量，导引行动的方向，它不只是理想、使命感、立场，还要能激发出各自的可能途径。从总的角度看来，中国传统文化在台湾可说仍是根深蒂固，所以「文化中国」这一概念的中心并不在大陆，而是在台湾，然每一文化体系本身都有其相对的独立性，要相互涵化，不仅需要多数的容让与少数的愿意，更需要去提炼一套足以为彼此认同的理念。两岸在文化整合上，若能发场共同文化的根源——中华文化，并探索中国人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处境和需要，进而形成一种「断裂中有延续」、「创新中有传承」新文化观照，开展一个含容量更多可能性的文化型态，必能为两岸统合奠定更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