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辛亥革命看妥协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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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辛亥革命看妥协的智慧
马炳旺201012501167 刘晟利201012501171 欧阳剑201012501185 胡立刚201012501166 赵甫遴201012501187 戴凌超201012501169
“妥协”一词在人们工作生活中经常遇到、用到,而且在很多场合是以贬义的形式出现的。通常人们把其当作软弱可欺、无立场、无原则的代名词。其实,这是对它的误解,《现代汉语词典》中就将其解为:用让步的方法避免冲突或争执。历史,也有它妥协的智慧:众所周知,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从那以后英国基本上步入了资本主义的正轨。站在妥协的角度,光荣革命何尝不是一次妥协,“英伦绅士”用他们的妥协为大英帝国迎来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从这个结果来看,毫无疑问,英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是可行的,或者说是成功的,这样的“妥协”,不应该是贬义了吧!1911年,在古老的东方,也爆发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给这个自鸦片战争后就一蹶不振的古老帝国带来了一丝希望。理性地看整个辛亥革命的过程,不难发现,辛亥革命也充满着妥协。同样是妥协,为什么我们革命的结果却是失败了?为什么当我们提到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的妥协时,心中总会有那么一点鄙夷?为什么当历史学家研究历史时,总会痛彻我们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因为,历史可以妥协,但历史,也有它,妥协的智慧。
---【摘要】1911年4月27日旧历辛亥年二月二十九,革命党人黄兴率敢死队120余人在广州举行起义,其大部分在激战中牺牲。同年五月,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省掀起保路风潮,反抗清政府丧权辱国的铁路政策。10月10日晚,驻武昌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举行起义,一夜之间就占领了武昌,首义胜利。不到三天,武汉三镇光复,湖北军政府成立。辛亥革命高潮由此掀起,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革命烈火,熊熊燃起。一月之内,国内13省及上海和许多州县宣布起义,脱离清政府统治。腐朽的清王朝迅速瓦解。1911年底,独立各省代表于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职,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同年2月12日,清帝退位。4月1日,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以上便是辛亥革命的大致脉络。现在把焦点转向“妥协”。这场伟大而又不无弱处的革命,在狭义上,不足一年。后人对其成果曾有评语:“只赶走了一个皇帝,剪掉了一根辫子。”虽不免极端,但从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性质上看,便可见其精辟了。为什么呢?一场以无数战士的鲜血造就的革命竟然取得了这样与其光荣毫不匹配的结果?我们认为,很大程度上,在于“妥协”。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武昌起义时便已表现出了自身软弱。湖北革命党人起义后请来的都督竟是原清军协统黎元洪---原革命对象。结果,黎元洪与立宪派勾结,把持了湖北军政大权。其后,在湖南,革命党人夺权后,最初任正副都督的焦达峰、陈作新,在前清势力发动政变后遭杀害,继任都督竟是立宪派首领谭延凯。在一些省份,旧官僚同立宪派仍维持着旧政权,只不过改换了些头面。至于1912年初孙中山对袁世凯的一再妥协,更不待言。凡此种种,是在向旧官僚、旧军官妥协,最终导致了革命果实为其窃夺。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发布《告各友邦书》,其中竟有承认清政府与列强所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清政府所欠的一切外债的内容。这无疑将导致帝国主义势力在华的继续维持。以此为代表的做法,是在向帝国主义妥协。而恰如孙中山先生在回顾辛亥革命的
历程并总结有关教训时说过的:“……与反革命之专制阶级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在妥协中,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仍未改变,革命失败。
鉴于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形势,而革命党人又势单力薄,适当的妥协自然也无可厚非,但依后来局势的发展来看,革命党人的妥协的确太过度了。无论对内对外,革命党人的这种妥协方式都是不可取的,必须把握住的权力和尊严都放弃了,建立民主政府的理念也只会成为空谈。
而世界史上,一场著名的革命同样不无妥协,但却以成功告终,并被后人冠以“光荣”之称。这便是英国资产阶级的“光荣革命。”辛亥革命和光荣革命具有很多相似性—虽然当时英国并没有像中国这样受到列强的威胁,但仅从反封建势力来讲,至少英国人的方式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惊人的相似,却是完全不同的后果。
在内战初期,英国国会的总指挥曼彻斯特伯爵不止一次地公开强调:“如果我们击溃了国王99次,他和他的后代仍是国王,而如果国王击败了我们,哪怕只有一次,所有的人都要被绞死,我们的子女都将沦为奴隶,这样的思想是当时革命军队中相当多的人所共有的。即无论如何,英国不能没有国王,而以国会为代表的革命党也不能沦为国王的阶下囚。在这两难中,他们采取向国王妥协,实行保留国王,剥夺王权,实行国会权力至高无上的原则,进而创立了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政权体制,以此达到了目的。
那么现在就有必要讨论进行妥协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就可行性而言,英国的光荣革命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在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势力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无论哪一方都不能完全消灭对方,而两方都抱着誓死达到各自目的的决心。在这个时候,武装斗争已经不能适应历史形势的发展和当时的历史现实需要,而进行妥协谈判则成为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可行性历史抉择。如果从对立面来讨论的话,如果资产阶级势力与封建势力拒不妥协,那么除了进行更长时期的战争,国内局势混乱、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之外,英国还必须牺牲无数革命人士的生命和陷入长时期的历史混乱,必将严重影响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势必招致欧洲大陆强大封建势力的干涉。这构成了资产阶级势力与封建势力进行妥协的必要性。
由英国谈及中国的辛亥革命,革命形势则更要求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封建势力进行妥协。首先,从必要性而言,是由资产阶级革命派自身特点决定的。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组织内部十分涣散,同盟会虽然在临时政府占主导地位,但混入了大量投机革命的立宪派和封建旧官僚。在北洋军暂时停止攻击革命军时,不仅立宪派和封建旧官僚表现出了向袁世凯妥协的假革命嘴脸,就连同盟会中也有为数不少的革命人士表现出了放弃革命领导权的软弱性。连一个彻底革命党都不具备,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怎么可以取得成功?革命立场不坚定,不彻底是革命派自身最大的弱点,除此之外还有财政的严重匮乏,这是制约革命彻底性的瓶颈。
而除了必要性,可行性条件也十分充足。就封建势力而言,袁世凯为首的封建势力并不反对建立民国,也不希望彻底消灭革命派力量,袁世凯最希望的结果是利用革命派逼清帝退位,自己掌握清政权。那么这时候,革命派最需要做的是如何与袁世凯分享权力,而不把权力全部让给袁世凯,也不是制定《中华民国约法》去限制袁世凯。革命派进行妥协的最佳途径是改造袁世凯并逐渐加强巩固同盟会在新政权中的领导地位。试想假如孙中山不去制定《中华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