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历史的经济学家_第3章 令人尊敬的爵士：

威廉·配第文艺和科学的两位伟大革新者莎士比亚和培根是托马斯·曼的同时代人，而与政治经济学的革新者威廉·配第的出现却相隔了一代人之久。处于他们之间（出生于16～17世纪之交）的这一代人中的著名人物大都是些斗士或宣传家。稳健的资产阶级领袖和英雄奥利弗·克伦威尔，他的更激进的政治对手约翰·利尔本，都是一手握着刀剑一手拿着《圣经》。在17世纪的历史条件下，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一般都带有宗教色彩，都是在清教教义的外衣下进行的。

在克伦威尔的保护下，资产阶级丧失了革命性，它在1660年同新贵族结成联盟，迎立被处死国王的儿子查理二世为国王，复辟了斯图亚特王朝，但是它不可能是过去那种专制王权了，革命没有白费。资产阶级靠牺牲旧封建贵族的利益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在革命期间（1641～1660年）新一代人迅速成长起来，革命在他们的思想上打下了深深的（尽管是各式各样的）烙印。政治和宗教（它们是密不可分的）在一定程度上不再时兴了。人们（革命初期的青年人现在正是四五十岁）对那些以《圣经》为主要论据的繁琐争论已经感到厌恶，他们从革命中接受了另一种东西，即资产阶级的自由、理性和进步的精神。在科学界出现了一批杰出人物，其巾第一流的明星有物理学家罗伯特·波义耳，哲学家约翰·洛克，还有伟大的伊萨克·牛顿。

威廉·配第属于这一代人和这一群明星之列，按马克思的说法，威廉·配第是“政治经济学之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统计学的创始人”。①配第经历了一个时代配第生前已是一位知名人物。麦克库洛赫在1845年写道：

“威廉·配第爵士是17世纪最有名的人物之一。”他还称配第为劳动价值论的奠基人，并把配第同李嘉图直接联系起来。然而，只有马克思充分揭示了配第对科学所做的贡献。马克思以其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方法重新阐明了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历史，从而指出了这位天才的英国人在学说史上的真正地位，即配第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这种经济学力图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分析它的实际运动规律。

马克思对配第鲜明的个性和特点抱有强烈的好感。“配第觉得自己是一门新科学的奠基者……”；“他的天才的胆略……”；“这个人物本身是天才”；“按内容和形式来说，这是一部篇幅不大的杰作”——引自马克思不同著作的这些评语表明了马克思对这位“最有天才的和最有创见的经济研究家”的态度。

麦克库洛赫还指出了配第著作遗产所受到的令人不解的遭遇。

尽管配第的地位十分重要，然而他的著作却从未出过完整的版本，只有一些拙劣陈旧的版本留存于世，到19世纪40年代几乎成了书肆珍品。麦克库洛赫在结束自己关于配第的注释时提出了如下意见：“配第的显贵后裔们（配第的才干和地产大都传到他们手中），与其为他建立一座纪念碑，不如出版他的著作全集。”②但是，配第“显贵的后裔们”（肖别尔伯爵和兰斯唐侯爵）绝不想把先祖的身世公诸于众，这位先祖出身于不富裕的手工业者家庭，以不太体面的方式发了财，成了贵族。因此，用一位新传记作者的话来说，“享有很大的然而令人怀疑的声名”。这位作者（埃米尔·斯特劳斯）还指出，19世纪40年代在兰斯唐家族的家庭文库中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配第文稿。

两百多年来，配第后人所面临的上述问题比科学而历史地评价他的著作还显得重要，只是在19世纪末才出版了配第的第一批（暂时还是唯一的，但绝不是完整的）经济著作集。他的一位后人同时也出版了配第的第一本传记。19世纪20年代还出版了一些手稿和书信。

现在，配第的政治观点、社会活动和科学活动，以及他同当时大学者的联系，都比较清楚了，他的生平的一些细节也弄明白了。

对伟大人物不需要加以美化，也不必掩饰他们的缺点和不足，这对配第也完全适用。在人类文化史上他不是作为一个爱尔兰的大地主和精明的（尽管不总是顺心的）御医，而是作为一个睿智的思想家，一个为社会科学开辟了新道路的思想家而闻名于世的。

配第的历史地位首先在于，他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首创者。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承认配第是一位大学者，承认他有鲜明的个性，但常常不提他作为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的先驱者的作用，他在科学上的地位有时仅仅被局限于为经济统计研究方法奠定了基础。

熊彼特断言，在配第的著作中没有劳动价值论（和一般价值概念），没有任何工资理论的萌芽，因而也没有任何理解剩余价值的迹象。配第的声名似乎只是由于“马克思的命令，按照这一命令，配第被说成是经济科学的奠基者”。①也多亏有些资产阶级学者喜欢配第，尽管他们就像熊彼特暗示的那样并不打算“往磨盘里加水”，助长声势。许多学者仅仅把配第看做是重商主义的代表者之一，或者看做是最有才华的和最先进的代表者之一，他们顶多承认他发明了统计研究方法，并用以解释某些经济问题和经济政策（税收和关税制度）。不能说这种观点在现代资产阶级科学中占着支配地位，还有其他一些观点。一些人对配第在经济科学中的作用，对他的理论同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理论的联系，在比较正确的历史背景下进行了不少研究，然而熊彼特所持的立场是主导的。

从见习水手到地主笛福小说中的英雄——年轻的鲁滨逊——偷偷地离开他的家来到海上，开始了他神奇般的漂流生活。二百五十年来，这个故事一直激动着读者的心。呢绒业者安托尼·配第的家（住在南英格兰罕布什尔的罗姆斯城）也出了与此相类似的事情：他的儿子威廉·配第不想继承父业，而到南罕米敦当了一名见习水手。

在17、18世纪的英国，去海外曾经是青年人力图摆脱平淡无奇生活的一种常见的方式，它表现了青年人所固有的追求惊险和自主的脾性。这并不意味着反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相反，这种历险多多少少都是同发财致富的欲望以及在新的资产阶级世界中确立自己的个性有关，对年轻的配第来说也完全是这样。

一年后配第摔坏了腿，按照当时严格的惯例，他在最近的岸边下了船，来到法国诺曼底沿海一带。天生的才干、能力和机遇救了他。配第在自传中以会计一样的精确性，然而又是同现实生活中的鲁滨逊相称的精确性，记述了他的经历：他怎样被送到岸上，怎样花为数不多的一点钱，如何通过购买和倒卖各种小玩意儿增加了自己的“财产”。他起初不得不用拐杖，但不久就丢开了它。

配第算得上是一位神童。尽管他受的教育不多（只在罗姆斯城上过学），但他懂拉丁文，提交了一份以拉丁文诗韵体写成的入学“申请”，加入了耶稣教会并在法国克恩城办的中学学习。不知是对这位年轻人的才华感到吃惊，还是鉴于他为天主教神甫做出了什么有价值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