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京杭大运河的规划思想与传承

论京杭大运河的规划思想与传承作者：孙景亮发表：《南水北调与水利科技》2004(6):39-41摘要：京杭大运河有着千年的历史，千里的长度，沟通五水系，流经六省市，集航运、灌溉、防洪工程于一体，是古代中国南北方向唯一的内陆水上交通大动脉，工程历史悠久，内涵丰富。

本文结合南水北调从规划京杭大运河工程地理位置因素的考虑、对历代政治、经济及军事等方面的作用以及规划思想、治理策略进行了研讨。

关键字：京杭大运河；地理位置因素；经济、政治及军事因素；规划思想与传承京杭大运河，全长2400多公里，联通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五大水系，流经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天津和北京六省市。

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线路最长的人工大运河。

这条集航运、灌溉、防洪工程于一体的运河工程，历经二千余年，一度成为古代中国沟通华北、中原与江浙地区的南北交通大动脉，有力地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沿河千百座城镇商阜的兴起和商品贸易的发展，对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统治的巩固、军事防务、文化交流等方面都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结合我国正在进行的南水北调工程，深入研讨和传承京杭大运河恢弘的规划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义。

1. 规划京杭大运河工程地理位置因素的考虑中国的地形地势是西高东低，其诸多的天然大江大河基本都是由西流向东。

在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还没有出现以前的中国古代社会里，水路运输曾是交通运输的主要方式。

人们靠肩挑背扛牲口驮，运载能力极其低下，陆路运输费用至少是水陆运输的30倍以上，就现代而言，其水路、铁路和公路的运费仍大致比例为1：5：10。

人类社会利用天然河流发挥舟楫之利上千年的历史，水运对人类的文明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西欧经济发达国家辐射范围广阔的大市场，就是由水路运输形成的。

曾有专家撰文指出：“古代中国资本主义得不到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地理因素”。

众所周知，我国的黄河流域是人类四大文明发祥地之一，流域内的气候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地区。

上千年来，东西纬度方向气候基本变化不大，使得上下游农作物的种植品种大致相同，夏粮小麦，秋粮菽粟。

在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古代中国，东西方向上农产品的一致性，使得上下游地区之间农产品输送不存在比较利益，利用水路运送农产品获取不到经济收益，不能有效地刺激商品贸易和农业经济的发展。

另外，从河流特性上，在中国夏秋两季河流洪水涨满，泥沙俱下，时常河水泛滥成灾；到冬春两季，则几乎是干涸断流，水位变幅大，河床宽浅，航运能力极其低下且难以建立码头，不利于发展水运。

然而，我国南北纬度方向跨度大、气候变化大、农作物品种差异也较大。

例如：北部旱地产麦粟，南部水田产水稻。

另从货物总量上看，南粮北运，北盐南运，商品运输比较利益大。

但是，由于南北方向上却没有天然河道供开辟水上运输，路陆运输的费用又极其高昂，这就极大地桎梏了古代中国南北方向上的商品物资流通与交换、制约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京杭大运河的工程位置及线路规划，充分体现了大水利的规划思想。

运河绵延2400多公里，流经江、浙、鲁、冀、津、京六省市、联通钱、长、淮、黄、海五水系;贯穿华夏大地与南北、弥补中国南北方向无天然河流之短、扬内陆水上运输之长。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其规划思想之恢弘，充分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卓越的智慧和伟大的创造力，值得我们当代人认真的学习和思考。

2. 开凿京杭大运河的经济、政治及军事因素京杭大运河是在历代运河工程基础上扩建、续建而成的。

而最早的河段史称邗沟,始建于公元前486年的春秋末年。

在公元604年，隋朝的隋炀帝杨广登基，次年便下令大开运河，公元605年开成通济渠、公元608年在黄河北岸引黄河水开挖永济渠至蓟城（今北京）、610年又开江南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引长江水直送余杭（今杭州）入钱塘江，至此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全部告成，曲折连通了京杭两地。

而航线上最关键的工程通惠河段则是续建于元朝（即公元1293年）。

首先，出于经济上的考虑。

隋朝建都城于长安，关中地区虽然是有名的富庶地区，但其出产物却远远不能满足皇室贵族、朝廷百官和中央军队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需要从其它地区转运菽粟布帛，为了大量攫取关东和江南的民间财富,隋朝有必要开凿一条贯通南北的运河。

其次，是出于政治、军事上的考虑。

隋灭陈统一全国以后，时常受江南土族叛乱和人民起义的双重威胁。

对于这些反抗斗争，隋王朝因“关河悬远，兵不赴急”常常无法及时平定。

而开凿一条大运河，就可以大大缩短军队调遣的行程和时间。

另外，隋朝建立后，多次征伐高丽。

隋文帝时，就曾派兵三十万进军东北，终因运输不继、军队乏食、疾疫流行而告失败。

隋炀帝即位后，又用兵高丽。

开凿大运河，有“以通运漕”，保证军队供给，以利再战的目的。

到了元朝28年（公元1291年），元朝已新建了大都（今北京）。

为了完成漕粮北运的任务,元朝除积极发展海运外，还先后用了十几年时间，进一步疏通了南北大运河，使维系统治者生命的粮赋可以源源不断地水运至通州。

到了通州至大都，每年几百万石漕粮的转运任务仍十分艰巨。

通州至大都的北线运河运力不足,只得依靠陆路运输,而遇秋雨连绵季节，道路泥泞难行，“驴畜死者不可胜计”。

解决大都水源，开发通惠河工程的宏伟规划便应运而生，并经过二年施工，于元朝30年（公元1293年）的秋天竣工。

当一支满载江南漕粮的船队浩浩荡荡驶入大都城内的积水潭，元世祖忽必烈兴高采烈地给这段通州至大都的运河赐名为“通惠河”。

负责这段运河规划、设计、施工的“总工程师”就是中国元代最著名的科学家、水利专家郭守敬。

元、明、清三朝均在北京建都，北京位于华北大平原的北端，而漕粮又多取之于长江下游。

京杭大运河对当时统一的中央集权统治起着巩固的作用，有力地促进了全国地区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沿岸地区的经济发展，巩固了国家军事防务。

3 京杭大运河规划治理演革与策略京杭大运河所经地区地形复杂，存在洪水侵泛、水源缺乏、泥沙处理等技术问题。

在长达二千多年的工程治理规划中，融入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与智慧，历代统治者把它视为“建国之本”，百计经营，其采取的洪水渲泄、节制水量、平衡水位等技术措施技艺精湛。

3．1 规划治理演革京杭大运河开凿历史久远，早在春秋末年，处在长江三角洲的吴王夫差战胜楚国、越国以后，雄心勃勃,企图北上中原争做霸主。

于公元前486年，在今扬州市西北的蜀冈尾闾，修建邗城，并在城下开凿运河，即邗沟。

邗城的西南滨临长江，邗沟引江水东流至末口（今淮安）入淮，为吴师运兵北上打败齐国帮了大忙。

吴虽为越所灭,而邗沟的规划，避湖险、裁弯道、河湖分家,经后世人屡次修建，成为了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沿用至今。

隋朝隋炀帝为解决京都长安和东都洛阳的交通与供水，以东都洛阳为中心，大规模修建运河。

于公元605年开成通济渠，即从洛阳西苑引谷、洛二水入河，又从黄河南岸的板渚引河入汴，至开封近郊与汴渠分流,经商丘、宿州、泗县至盱眙道上入淮。

这条斜贯淮北的通济渠，不仅裁直原汴渠、泗水的弯路,也避开了泗水道上吕梁、徐州二洪之险。

公元608年,又在黄河北岸引黄河水，开挖永济渠。

永济渠北引黄河水入沁水，至淇县利用曹操所开的白沟，于馆陶另开新路,流经今清河、德州、泊头、沧州、青县、静海至独流口折向西北，经信安、永清与今永定河相接，直抵蓟城（涿郡治北京）。

与此同时，又挖山阳河（即古邗沟）和江南运河（即六朝的古运河故道）,开阔后使其从京口过江，绕太湖之东而达余杭（今杭州）。

至此，一条南起杭州、北至北京，全长2400余公里的大运河在隋朝建成。

这条途经洛阳的南北大运河，后来为唐、宋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后在南宋时期偏安江南的150多年时间里，中原战乱频繁，黄河大堤决口无人治理，黄河水挟带的大量泥沙淤塞了黄淮海平原许多河道和湖泊，大运河的通济渠和永济渠段也在所难免。

12世纪宋金对峙之初，通济渠和永济渠就很不畅通了。

清朝末年，黄河北徙，在苏北留下了被完全打乱的水系、几近淤废的下游淮河和京杭大运河的苏北段，漕督、河督相继撤消，漕粮改由海运。

新中国成立以后，京杭大运河苏北段经过几次大规模整治，已经河阔水深。

但是，现代大运河的交通作用已被海、陆、空运平分了秋色。

3．2 治理策略京杭大运河永济渠段在隋朝开凿后，使海河水系在天津附近汇流入海的局面被固定下来。

各河洪水宣泄不畅，极易成灾。

开挖减河，导洪入海的防洪措施可上溯到初唐时期。

当时在永济渠以东地区开挖减河，增辟入海水道，并在永济渠以西利用大量的洼淀滞蓄洪水，减轻洪水压力，保证通航。

到明朝永乐年间，在永济渠（今南运河段）以东先后开辟的减河就有四女寺、肖马营、兴济、捷地减河；清朝开挖了马厂减河等。

主要的是分泄洪水，保证漕运。

京杭大运河永济渠段，在古代就是一条非汛期水源缺乏的河段,为了保证漕运，历代统治者都想方设法引水济运。

公元204年，曹操筑枋头汇“遏淇水入白沟”，开辟了卫运河航道，在公元213年又开利漕渠，沟通了漳、卫、黄三河，后成为京杭大运河的组成部分；隋朝引沁水入永济渠，以增加大运河水量；宋朝实行过引黄济卫；明朝在百泉河上修建仁、义、礼、智、信等5座水闸,用于引水灌溉，济运保漕；明清两代实行过引丹济卫、引漳济卫等。

京杭大运河难度最大的是通惠河段，元朝水利专家郭守敬认为，在水资源并不丰富的北京地区兴建运河，首先是设法解决水资源不足的矛盾，通过兴筑60余里长的白浮瓮山河，汇聚了诸泉之水，并导入作为调节水库的瓮山泊（今昆明湖），沿渠十二处“清水口”兴建了溢洪建筑，较好地解决了拦蓄泉水于山洪冲积的矛盾，通过长河由瓮山泊引水入大都城内积水潭。

在元朝，由于黄河经常泛滥，加上水源缺乏等原因，以至到元末海运仍占主要。

明清两朝对京杭大运河重点进行治理的策略主要为：一是找准分水地点。

元朝在济宁会源闸分水，由于元初至明初，黄河经常北决，泥沙向东北方向淤积，由会源闸分水改为南旺分水，遏汶水至此，六分水注，四分向南，成功地解决了缺水问题，使漕运得以畅通。

二是解决黄河和运河分离问题。

因为淮阴至徐州间借黄行运风险大，明清两朝，对鲁桥至淮阴的运河，曾多次开凿新河，避开300余公里的黄河之险，开凿了大约同长度的运河，使黄运分离。

三是对江淮间的运河，以开挖月河的方法，使河运分离，以避诸湖风浪。

四是解决运河与黄河的交叉问题。

因为黄高运低，为缩小黄运之间的水头差，而采取弯道，故有“三湾顶一坝”之说，今淮阴西南的一段运河，与黄河之间就变成“之”字形弯道。

4 结语京杭大运河有着千年的历史、千里的长度，在世界上被誉为皇帝运河、中国的老人河。

当代大作家任卫新称：“它有着老人般的沉静，沉静不是沉睡，更不是沉沦，或许是一种伟大的历史沉思！然而，一旦被人们重新提起，被重新认识，便会加倍使人敬仰！”虽然京杭大运河至今已有一个世纪不能全线通航了，但其作为贯穿我国南北五大水系的唯一南北水上交通大动脉，在历史上对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繁荣地区经济、巩固国防、促进南北文化交流等方面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