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活着而活着——试论《活着》中福贵的生存方式【文献综述】

毕业论文文献综述题目：为活着而活着——试论《活着》中福贵的生存方式专业班级：汉语言文学一、前言部分（说明写作的目的，介绍有关概念，扼要说明有关主题争论焦点）余华，当代作家，浙江海盐人，1960年出生于浙江杭州，后来随父母迁居海盐县。

中学毕业后，因父母为医生的关系，余华曾当过牙医，五年后弃医从文，进入县文化馆和嘉兴文联，从此与创作结下不解之缘。

余华从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是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并与叶兆言和苏童等人齐名。

其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韩文和日文等在国外出版。

著有短篇小说集《十八岁出门远行》、《世事如烟》，和长篇小说《活着》、《在细雨中呼喊》及《战栗》等。

其中《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同时入选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具有影响的十部作品‛。

曾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1998年），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2002年）。

写于1995 年的《活着》，是余华小说创作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余华创作风格由‚先锋‛向‚写实‛的转型。

长期以来，余华的作品创作的灵感都是源于与现实的那层紧张关系和以敌对的态度看待现实，正因为如此，余华的早期小说主要写血腥、暴力、死亡，写人性恶，他展示的是人和世界的黑暗现象。

他小说中的生活是非常态、非理性的，小说里的人物与情节都臵于非常态、非理性的现实生活之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他的心态也渐渐的变得平和，他发现了一个真正作家所寻求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控诉、揭露，而是向人们展现高尚，是对万物理解后的一种超然，对善与恶的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眼光看世界。

当时他听到了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

这首歌深深打动了他，他决定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活着》。

它奠定了余华在当代文坛不可动摇的地位，它是充满温暖的情感之力作，小说以一种淡漠的话语基调，朴实平和地叙述着社会底层人群的生存故事，在悲剧性氛围里发掘种种人性的善良和光辉，凸现人格尊严的力量，寻找内心温暖的亮光，并显示了余华对人生、世界的独特审美观。

在《活着》中，主人公福贵与老黑奴有着类似的生存方式——在遭受苦难后仍然乐观、豁达的面对人生。

就字面意思来说，生存方式是指生命的存在方式，也就是生命生存样式和活动。

相对于一般的存在物，人是一种很特殊的存在，主要体现为人不仅是有生命的，而且具有自我意识。

因此，人的生存活动也相应不仅仅具有对象性和主体性纬度，更重要的是还具有意向性纬度，即人的生存还具有意义性。

这样，相对于一般存在，人是有生命的存在，而相对于有生命的存在，人又是不断追求生活意义的存在，也就是说，生存是否具有意义成为人的生存区别于一般生命生存的根本特征。

《活着》中的福贵，竟然在一次次灭顶之灾的打击下，一次次在死亡的边缘止步，于苦难悲伤的极限处善待生命，默默地承受苦难并无怨无悔的活着，而且越活越通达，这就让人不得不就他的生存方式做一番特别的研究了。

对此，余华在《活着》的中文版自序中说，‚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1]也就是说，余华认为生存的意义就在于活着本身，而不是其他。

此外，‚《活着》也讲述了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2]，余华就以福贵为例，讲述中国下层民众的生存方式是怎样的。

本文试从《活着》中福贵的生存方式着手，通过对福贵的少年、中年、老年三个时期不同的生活状况分析福贵是如何活着的，从而来阐述中国下层民众是如何活着的，从而剖析出余华写福贵的这种生活状况的创作目的是什么，并进一步深入阐述他想告诉人们怎样的追求，以期更加接近作家内心，呈现一个更为透明的余华。

二、主题部分（阐明有关主题的历史背景、现状和发展方向，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评述）关于福贵的生存方式，很多评论家都关注到了这一点。

他们大多将福贵的生活方式与余华的另一部作品《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的生存方式进行对比着论证，因为《许三观卖血记》是《活着》的延续与升华，并且这两部作品表达着相似的主题，那便是‚活着‛，两个主角的生存方式很类似，想要弄清‚活着‛的意义，就得先研究他们这种生存方式。

对于这种生存方式，评论界分歧甚大，甚至尖锐对立。

一派意见认为，余华‚为没有任何外在于生命的名利追求可能的百姓提供生存下去的信念和意义‛[3]，活着的意义就是为了活着本身，并体现了‚深切的意义追问和民间关怀。

‛[4] 姜飞、洪治纲等人都持这种观点。

另一派的观点则基于存在主义的‚人‛的立场，批评余华在鼓吹‚苟活哲学‛（‚好死不如赖活着‛），‚从精神上自行阉割自身对苦难的‘痛感神经’‛，展示了‚某种以民族精神的集体遗忘为标志的良知的贫困。

‛[5]夏中义、谢有顺、赵歌东都持这种激烈否定态度。

昌切、叶李提供了中间意见，认为‚福贵们的生存态度无疑是缺乏存在主义悲剧精神的，然而在这种无可抗拒的宿命中宁静地继续着生存，这本身一样可以感受到人类那种永恒的对生命的热爱与坚韧。

这与存在主义主体的精神立场不同，但结果却呈现出殊途而同归。

‛[6]在这些歧异的意见中，我比较认同姜飞等人的观点。

支持并赞成余华笔下福贵的生存方式的评论家们，认为余华揭示了某种中国式的生存方式，深刻体现中国老百姓的生存状况，表现出悲天悯人的情怀和人道主义关怀，是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中下层民众的生存哲学。

在福贵历经苦难之后，最终昭示出的是一种宁静、忍耐、温情的受难，执著于此生此世的人性光辉，这也正是一种中国底层老百姓在残酷的境遇中对付生存困境的努力。

他们忍受痛苦，植根于广阔的大地上，用坚忍享受痛苦中的幸福，为‚生命寻找充足的理由和神圣的哲学意义。

‛[8]於可训也认为，‚（《活着》）不但反映了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上，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的艰难的生活历程，因而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意义，而且，也借以在一个更深入的层面上，揭示了一种带有某种乐生主义色彩的生存哲学的奥秘。

‛[9]并且，夏中义、富华也认为《活着》是‚乡土中国的生存启示录或本土‘圣经’‛[10]，这是批评者亦承认的。

张新颖认为，‚这样的作品特别能够唤起朴素的、深厚的、本土的现实感受和文学感受。

‛[11]著名学者张梦阳先生认为，‚富贵承继并凸现了阿Q的乐天精神，说明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以至几千年是如何熬过来的，是怎样乐天地忍受着种种苦难，坚忍地‘活着’的。

正是本根于这种精神，阿Q 才不致发疯或自杀，福贵也没有跟随他所有的亲人去死，中华民族也才坚韧不拔地顽强延续了五千年。

‛[12]这些表述，与余华写出了‚活生生的中国人‛[13]的说法，可以互相参考。

同时，余华所说的‚中国人‛应该是指‚没有自己名字‛的底层群体，而非官、绅、士等各种握有政治、经济、话语强权的人，这是与精英知识分子人生很不相同的、异质的生存哲学，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

此外，‚忍受‛，福贵生存方式最关键的一种生存‚方法‛，在他们看来也是很值得探讨学习的，‚默默地忍受着这些难以忍受的人生苦难无怨无悔、无怒无争地‘活着’‛[14]。

除此之外，以洪治刚为代表的赞同者们还认为‚在福贵的这种‘活着’的背后洋溢着一种对生命的感恩，也折射出了对命运的自然承受，包含了某种宽广无边的生存意味，也体现了自然生命的坚韧，具有非凡的潜在力量‛[15]。

认为‚活着‛这个语汇本身，就是以最简单最平凡的方式，展示了生命中最深厚最顽强的精神力量，它的包容性很强大，足以覆盖任何一种生命的存在方式。

尤其是当余华将它安臵在一个乡间农民的命运之中时，又无形之中赋予了其深厚的悲悯情怀，使创作主体的情感力量与人物的命运之间达成了内在的共振关系。

并且，他们认为余华其实试图通过对福贵这种生活方式的描绘来回答一个这样问题：如果活着意味着苦难，如果苦难并不来自社会的不公，如果苦难并不能获得彼岸的救赎，那么，人是否还有必要活着？显然，答案是肯定的：人应该活着，并且，在活着的期间，我们要心存善意。

当然，也不是所以的评论家都赞同福贵的这种生存方式的。

与赞同这种生存方式观点相对的‚苟活哲学‛，其中最具代表性是夏中义先生的观点。

夏先生认为，‚余华对福贵‘活法之倾心’当近之，余华所以尊福贵为偶像，是企盼自己乃至中国人皆能像福贵那样‘温情地受难’，即增强全民忍受苦难的生命韧性，其最佳途径，便是模拟福贵从精神上自行阉割自身对苦难的‘痛感神经’‛[16]，并且也显示了‚某种以民族精神的集体遗忘为标志的良知的贫困‛[ 17] 。

关于这一点，他和富华的长文《苦难中的温情与温情地受难——论余华小说的母题演化》中谈得较详细，他们认为这些‚乡野父老何以世世代代地熬到今天呢？想穿了，也挺简单，无非是苦惯了，皮厚了，眼昏了，心糙了，苦点难点也就不在乎了，仿佛人生自古便如此，也就不再或无力想象山外有山楼外楼，人竟还会有另种更好的活法。

‛[18]我发现持有‚苟活哲学‛评论家们，都有着相似的观点，就是认为福贵是盲目的乐观，他是对苦难已经麻木的人，在痛苦面前失去自我。

并且，他们颇为反感所谓的‚忍受‛，认为他没有抗争，没有挣扎，对自己身上的伟大品质也没有任何发现，他只是被动、粗糙而又无奈地苟且的活着。

比如评论家谢有顺认为，福贵‚对自己的痛苦处境没有意识‛[ 19] ，这‚与一头猪、一条牛没有什么区别‛[ 20]。

尽管余华指着《活着》说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但在他看来余华忽视了这种高尚里所包含的虚假性——福贵对苦难的承受是被动的，他的乐观也是盲目的，他虽然学会了用同情的眼光看待世界，也仿佛有着与那头老牛一样的超然，但是，存在的幸福并不会因此而到来。

因为人和牛毕竟是不同的，牛永远不会追问‚我是谁‛这样的问题，但是人会，人在被迫反省自身时会进入到‚我是谁‛、‚我何以为人‛这样的意识和自我追问中，这是人和动物的一个界限。

他还认为，到《活着》的最后，福贵主动将那头老牛称为福贵，并与自己同名，主动的将自己的存在等同于动物的存在，实际上就是‚我是谁‛这一问题的放弃，就是宣布自己从人的‚世界‛里退出，意味着一个人对自身的存在自动的放弃；而福贵表现出来的所谓平静，实际上只是一种麻木之后的寂然而已。

这不是一种高尚，而是一种存在的悲哀。

赵歌东也指责‚福贵、许三观们执着地将‘药渣’式的人生和‘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苟活哲学进行到底‛，体现了‚一种受虐者和苟活者的人生哲学。

‛[ 21]虽然反对者们说的头头是道，有理有据，但我个人认为，他们的观点难免有些片面。

余华笔下的福贵虽然在某些角度中显示出‚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一种类似于阿Q精神胜利法的精神，但从福贵由少时福贵到年老时孑然一身的一生中，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坚毅的精神以及一种活着的力量。

尤其他对于苦难来临的抵抗的态度，更让人感慨人性的美好、生存的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