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精英民主理论对经典民主理论的挑战

当代精英民主理论对经典民主理论的挑战

金贻顺

内容提要:精英民主理论是当代西方民主理论中的一个主要流派,它的产生有其历

史背景和理论渊源。韦伯、熊彼特等精英民主理论家依据实证主义分析方法,批判

了经典民主理论关于“公益”和“人民意志”的假说以及理想主义的民主概念,提出

了民主是一套制度化的程序和人民选择统治者的方法,也是政治家竞取领导权的

过程。虽然精英民主理论也遭受了许多批评和责难,但由于它能提供分析上的准

确性和经验上的参照物,因而其根基至今未受动摇。

关键词:民主;政治理论;流派;西方国家

由洛克、卢梭等人表述的,以代议制论为核心的民主理论,为近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它却越来越难以圆满解释和说明西方不断变化的社会政治现实。对经典民主理论进行反思、改造、修正以适应社会客观条件的变化和发展,势所必然。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各种形形色色的有别于经典民主理论的新的民主思想或流派横空出世,它们见解主张各异,视角方法有别,影响大小不等。其中以韦伯、熊彼特、拉斯韦尔等人为代表的精英民主理论是一个重要转折,也是当代西方民主理论中一个举足轻重的流派。

一、精英民主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

经典民主理论是指启蒙学者和功利主义者的民主观。它源自古希腊,其基本含义是“人民的统治”,或“大多数人的统治”。具体说来,经典民主理论可用熊彼特所下的定义来说明:“民主方法是这样一种达到政治决定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使人民通过选举将集合起来表达他们的意志的人,自己来决定争论的问题,从而实现公意。”①这一定义至少可分解为下列三个基本命题:第一,人民能够理性地行为,并具有某些必不可少的美德和才智;第二,存在着某种“公益”之类的终极价值,从而也相应地存在着人民的共同意志;第三,能够找到一套可借以实现这些价值的具体程序或制度,如代议制度等。在启蒙学者们看来,这些命题是不证自明的。然而,随着本世纪以来心理学、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大量研究成果的问世,许多深受实证主义哲学熏陶的西方学者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或者说至少对此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因为他们发现,即使在公认的西方民主社会,也无法真正满足上述三个命题。相反,大量事实似乎表明,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符合经典民主理论的民主模式。显然,这对西方学者来

当代精英民主理论对经典民主理论的挑战

说是一个两难的抉择:如果接受经典民主理论,把它当作衡量民主与否的标准,那么就得承认,西方社会现在没有,甚至将来也可能永远不会有民主制度存在;如果断定西方现存制度是民主制度,那么就得宣布经典民主理论不能提供区分是否民主制度的标准。

面对经典民主理论与西方民主现实的这种矛盾,韦伯、熊彼特等人作出了经验和实证取向的选择。他们认为,既然大多数人能较一致地区分民主国家与极权国家,那么在这两种国家之间肯定存在着某些重大的实质性差别。也就是说,肯定存在着某种与专制制度相区别的民主制度。因此,需要有一种从经验出发,能在实践中区分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的民主理论。而要这样做,又不可避免地必须把西方民主制度当作理论建构的现实根据。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他们才对经典民主理论提出了全面责难,并开始寻求一种符合西方民主现实的新的民主理论,于是,精英民主论便应运而生。

作为上述背景的产物的精英民主论就其理论形态而言,却是与柏拉图以来渊源流长的贤人治国理论一脉相承的,更是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名噪一时的政治精英理论的继承发展,后者构成了精英民主论的直接理论渊源,其代表人物有意大利的益塔诺·莫斯卡和维尔支雷多·帕雷托、瑞士的罗伯特·米歇尔斯、西班牙的奥尔特加·伊·加赛特等。

政治精英理论的逻辑起点是对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划分。这一理论的第一位倡导者莫斯卡在1896年发表的《统治阶级》一书中认为,从亚里士多德以来那种把一切政体划分为君主、贵族、民主三类的做法是可笑的。所有存在过的政体只有一种类型,即寡头政体,他指出在各种社会中“都有一个统治阶级和另一个被统治阶级。第一个阶级人数较少,但是履行所有政治职能,垄断各种权力并享受由此而来的利益。第二个阶级接受第一个阶级的指挥和控制,其方式或多或少是合法的,同时又或多或少是专制而暴烈的”②。这个统治阶级并不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家阶级,而是社会的精英,即社会各个领域中最杰出的优秀分子。他能力超群,在各方面都胜过常人。帕雷托还把社会成员具体分为10个等级,其成功者如律师是第一等级,最倒运者如“小笨贼”属最末等级,在帕雷托看来,不管什么行业,只要在该行业中位居最高等级,他便是社会的精英。

精英理论的核心是论证社会精英特别是统治精英对社会的关键或决定作用。他们站在保守派的立场上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深感忧虑。莫斯卡列数了以代议制和普权制、分权制为特征的民主政治在实践中表现出的一系列弊端。第一,民主社会的多数人并不能象卢梭等人所说的那样选择政府,实际上只是有组织的少数人在自我选择。他们玩弄权术,想方设法迎合民众。第二,民主政治由于一味顺从民众物质要求而导致官僚机构在规模和权力两个方面的膨胀,因为其职能就是提供公共服务,结果则是分权制度的名存实亡。第三,现代民主孕育财阀政治,因为议会和普选制使富豪得以间接地统治社会。美国就是财阀政治的典型。第四,群众性政党的恶性滋长意味着私利的争斗,机会主义者、冒险家和暴发户均得以渔利,成为社会的主宰。第五,工业社会所依赖的专业化使各职业集团利用自己的专长要挟整个社会。第六,民主政治削弱了宗教和伦理约束,激发了民族、阶级和个人的仇恨,进而危及社会的统一和稳定。

莫斯卡的上述观点得到了其他精英论者的支持。帕雷托认为,在自由民主制度中,统治者的委屈求全和软弱无力反而使对手们活动嚣张,并使用暴力手段,而这些对手们的强大正是由本来能够对付他们的那些人表现出的胆小懦弱所造成的。政府已无力实施法律,而对于一个文明的人来说,没有法律就很难生存下去。奥尔特加甚至断言,民主政治的过度发展

政治学研究 1999年第2期

使得自19世纪末以来被统治阶级(他称之为群众)开始否认自身的固有缺陷,组织起来迫使政府接受自己的无理要求和愚蠢见解,而一旦社会被愚昧无知和不负责任的群众所支配,西方民主和西方文明便会走向衰落。奥尔特加并不否认民主,但在他看来,民主是少数精英(他称之为文明少数)创造的,如果多数人尊重少数人的正常权威,民主就可成为一种现实可行的制度。否则现代文明的毁灭将在劫难逃。显然,在奥尔特加看来,民主政治必须与精英政治相结合,以承认少数精英的权威为前提。

把政治精英作用推向极端的是米歇尔斯。他提出了著名的“寡头统治铁律”,在他看来,极少数政治精英对绝大多数群众的统治是通过组织实现的,政治精英是一个有组织的集团,绝大多数群众只是一群丝毫无能为力的无组织的乌合之众。而由政治精英所构成的所有政治组织特别是政党都是受少数统治寡头控制的。这是因为首先在任何政治组织中都必须有自己的政治代表和技术专家,否则这些组织就瓦解,而这两部分人一旦(事实上也经常)合二为一,就会产出寡头。其次,由于先天禀赋和后天条件的差异,总有少数人以其超群才能而脱颖而出,迟早形成寡头。再次,绝大多数的组织成员在政治上是冷漠的、盲从的,他们永远缺乏自我管理的能力,离开了领袖人物的领导和控制,组织就无法达到预定目标。有鉴于此,人类的一切党派组织、进而一切政治系统和社会系统,都必须也只能由少数寡头统治,这是万古不变的“历史铁律”。

尽管精英主宰社会和历史是一种不可改变的规律,但精英地位的维持却需要有相应的意识形态作依据。莫斯卡和帕雷托认为,在任何社会里,统治精英都力图找到其独占权力的合法和道德依据,并把它描绘成“普遍承认和接受的学说,信仰的逻辑和必然结果”,它使人们普遍地感到精英统治“不是根据纯粹的物质力量和知识力量,而是根据道德原则的”。莫斯卡称之为“政治公式”。政治公式未必符合真理,而常常是被人民所接受的似乎有理的神话,是统治阶级为自己的政策所披上的一件道德和合法的外衣。但尽管如此,也不应简单地斥之为统治阶级所精心制造的骗局。因为政治公式在相当程度上是独立于政府权力的,人们之所以相信和遵守它,是因为它能满足人们的道德需要,而且它还具有统一政治制度、统一不同民族、统一各种文化的内聚力量。莫斯卡甚至认为这种政治公式在20世纪的表现就是民主和社会主义,在他看来,民主和社会主义与其他政治公式一样都是统治者借以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的“虚假神话”,它们的背后实际存在的都是专制统治。

政治精英通过政治公式是否就能永远维持自己的地位呢?莫斯卡、帕雷托等人作了否定回答。这种回答构成精英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精英的流动问题。他们认为,在任何社会里精英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处于流动之中。这种流动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精英集团内部的流动,另一种是精英和群众之间的流动。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政治精英的无限循环过程,帕雷托强调指出:“通过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新的精英产生于社会的较低阶层,升为更高阶层,在这里登峰造极,然后,趋向堕落,被消灭或消失”③,与这一精英循环过程相适应的就是“社会状况的缓慢转变和改良”④。这里帕雷托还借用马基雅弗利的术语,把政治精英分为狮子和狐狸两类,狮子是诉诸实力和暴力的勇敢的领导者,狐狸则是玩弄骗术的统治者。在帕雷托看来,这两类精英分别体现创新和稳定这两种不同的社会需要,因此必须达到某种平稳。他认为,近代以前的社会是狮子独占精英地位,现代议会民主政治则走向另一个极端,狐狸占据了政治舞台,这两种情况都造成了狮子和狐狸两类精英的不平衡,其后果都是灾难性的。因此必须使精英的来源多样化,使狮狐之间处于平衡和竞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