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是中国历史的辉煌时代

汉代是中国历史的辉煌时代,也是南阳历史的鼎盛时代。说起南阳的历史文化,人们自然会想到汉代。汉代南阳基于优越的自然环境,在经济、政治和文化诸方面,都有着特殊的成就,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区域。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兴盛时期,汉代音乐也是中国音乐发展史上重要的历史阶段,其艺术成就令世人瞩目,影响深远,有着重要的艺术价值。南阳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发迹之地,有“南都”、“帝乡”之称,与西都长安、东都洛阳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是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

汉代南阳音乐兴盛的表现1.歌舞场面盛大汉代南阳舞乐百戏极为发达。截止目前南阳已出土的40多座汉代画像石墓中大都刻有表现舞乐百戏的画像,汉画像中的乐舞场面的铺张恢宏与张衡在《南都赋》中对汉代南阳歌舞聚会活动汪洋恣肆的颂吟,相互辉映,再现了当年黄钟大吕、歌舞升平的盛大场面。“汉画中丰富多彩的舞乐百戏图像,展现了汉代乐舞的艺术水平,既蕴含道德教化精神,又淋漓尽致地表达感情。它以精湛的技艺、优美的造型、妩媚的形象和广阔的意境,发挥其娱乐功能,达到祈福禳灾的功利性目的。”张衡的《二京赋》和《南都赋》中就生动地描述了祭祀祖先、上巳节日和重大庆典的乐舞百戏活动。南阳人民历来具有热情好客的优良传统,每逢家族聚会,祭祀大典之时,定将“以速远朋,嘉宾是将,揖让而升,宴于兰堂”“珍馐琅歼,充溢圆方,琢碉狎猎,金银琳琅”。这欢洽友好的气氛、金镶玉嵌的器具、山珍海味的佳肴,处处充溢着醇厚热情的民风。宴会开始以后,“侍者蛊媚,巾鲜明,被服杂错,履蹑华英。儇才齐敏,受爵传觞,献酬既交,率礼无违。弹琴,流风徘徊,清角发征,听者增哀。客赋醉言归,主称露未唏,接欢宴于日夜,终恺乐之令仪......

南阳汉文化在当时诸郡国居于领先地位，显示出明显的先进性、丰富性，艺术文化灿烂

汉代南阳艺术形式多样，内涵丰富，技艺精湛。舞乐百戏丰富多彩。张衡《南都赋》载，南阳聚族蒸尝祭祀，宴请宾客之际，“弹琴（扌厌）龠，流风徘徊，清角发声，听者增哀”。南阳士人在三月上巳日纷纷到河边踏青游乐，举行歌舞聚会活动，“于是齐僮唱兮列赵女，坐南歌兮起郑舞”，弹筝吹笙，发出动听的新声。南阳画像石中有许多歌舞演奏场面，其中撞钟图、击铙图，十分生动，而弹琴、抚琴、击鼓更是栩栩如生，并有管弦打击乐器伴奏的乐队，所见有瑟、竽、排箫、埙、拍、铙、钲、钟、磬、建鼓、鞞等多种乐器，令人仿佛听到了《寡妇曲》的悲吟，鵾鸡曲》的哀鸣，听到柔丽多变的“新声”。画像中的“七盘舞”、“建鼓舞”、“独舞”、“双人舞”、“巫舞”、“长袖舞”，舞者个个细腰长袖，翩跹起舞，体现和反映出了丰富多彩的舞姿，状如白鹤，形同流云，使人应接不暇。画像中乐舞场面的恢宏盛大与张衡在《南都赋》中的汪洋恣肆的吟颂，相互辉映，令人如入其境，如闻其声，使人们仿佛回到了音乐文化异彩纷呈的汉代。汉画中还有多种多样的杂技表演，诸如飞剑、跳丸、倒立、冲狭、弄壶、戏车等，技艺高超，令人赞叹不绝。特别是戏车，再现了一场惊心动魄、绝妙非凡的车上履索杂技表演，堪称杂技之精粹。

品种繁多是汉代娱乐文化的一大特点。其中就具有舞台表演性质的娱乐形式而言，大致上可以分为“乐”和“戏”这两大类。“乐”指音乐歌舞，在汉代，以娱乐为主要功能的音乐歌舞有一专门名称，称为“倡乐”，以别于朝廷典雅之乐和儒家的“雅乐”。《后汉书》卷二十《王霸传》记载建武四年王霸与苏茂、周建交战时作倡乐的情形：“贼复聚众挑战，霸坚卧不出，方飨士作倡乐。”又卷二十八《桓谭传》说桓谭“性嗜倡乐”。《桓子新论·政事第十一》有曰：“扬子云大才而不晓音，余颇离雅乐而更为新弄。子云曰：‘事浅易善，深者难识，卿不好雅颂而悦郑声，宜也！”，(据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十五)据此可知，桓氏所嗜好的“倡乐”，即是与“雅乐”相对的俗乐新声，这是汉代“倡乐”的本义。“倡”即倡人，《汉书》卷九十七《外戚传人》：“孝武李夫人，本以倡进”，又卷九十三《佞幸传》：“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这两处提到“倡”时，颜师古都以“乐人”注之。从李延年、李夫人兄妹的情况看，“倡”正是以音乐歌舞为业的乐人，“倡乐”亦即娱乐性的音乐歌舞。与“乐”并提的“戏”，是汉代的发达情形仅次于“乐”的一类娱乐艺术，其纯粹追求娱乐、趣味的性质则更甚于“乐”。“戏”的种类十分繁多，且变化多端，各种“戏”，并无太多的固定形式和表演创作的程式可言，唯以追求娱乐效果和刺激性为原则。当时单称“戏”，或复称“诸戏”，如《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记载召信臣为少府时“奏省乐府黄门倡优诸戏”。其效果突出者，又称妙戏，张衡《西京赋》有“呈角觝之妙戏”一语。其内容幽秘、不常示人者，又称“秘戏”，华峤《后汉书·灵帝纪》记载灵帝于平乐观“设秘戏以示远人”[12]。可见汉戏种类之繁多，性质之复杂。汉戏后人多称为“百戏”，详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四十七《乐考·散乐百戏》条，马氏叙述汉时杂艺时说：“如是杂变，总名百戏”。但“百戏”一词也可能汉人已经使用，《唐六典》云：“后汉少府属官有承华令，典黄门鼓吹百三十五人，百戏师二十七。”不知“百戏师”一名为唐人用以称汉戏人员，是汉人原用之名，待考。

百戏艺术具体内容究竟如何，已难全面描述。据其内容性质分，似乎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角之类的杂技表演；另一类有人物表演乃至演出事的成分，有些是属于戏剧萌芽时期的艺术形。上文所引《唐六典》中的“百戏师”，似乎主要是前类杂戏的表演。这类杂戏有尚力、宣武、逞技的特点。这类百戏表演，若借用后世戏剧文武戏分的说法，颇具有“武戏”的特点，而后世武戏的某因素，汉代“武戏”中已经具有了。与此类尚力、宣武、逞技之百戏相对的，是以歌舞表演、杂以滑成分的杂戏，它们的演员在当时统称为“优”或“优伶”、“徘优”。广义来讲，“百戏师”也应包括在优人里面，但一般所说的优人，似乎并不包括角觝戏、杂技戏等“百戏”演员。现在我们回顾一下汉代“乐”、“戏”两大娱乐艺术的类型，其分别界限即在于“乐”为音乐歌舞，戏为逞技表演的百戏、杂戏；“乐”的演员通称“倡”，“戏”的演员通称“优”或“徘优”、“优伶”。“倡优”这一词组在汉代典籍中出现的频率很高，正代表了汉代社会娱乐艺术中最重要的两部分。《桓子新论》中桓谭说自己的父亲在汉成帝时为“乐府令”，“凡所典领倡优伎乐盖有千人”。这是西汉朝廷乐府最盛时的情形。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汉代的乐府机构，不但掌音乐歌舞，也掌百戏众艺，而其机构之基本功能在于提供娱乐，也昭然可见。由于乐府机构“乐”、“戏”同掌，所以这两大艺术类型之间，具有虽有分界而又相参合渗透的关系。大抵可以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