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企业文化百年来艰难发展历程(一)

论我国企业文化百年来艰难发展历程(一)

论文关键词]企业文化中国式企业文化海尔联想

论文摘要]随着“海尔”、“联想”等实力雄厚的企业的迅速崛起,研究它们的企业文化专着也越来越多,但大都没有追根求源,这是一大缺憾。文章指出,海尔文化、联想文化等等,乃是中国企业一百多年来求发展的艰难探索的结晶。从洋务运动开始,经过近一个半世纪的长期孕育,当今先进的企业文化是根植于我们民族之中、承继了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优秀精华、在吸收世界先进企业文化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中国式企业文化,企业发展的是极富生命力和爆发力的力量。

随着中国市场加速国际化的进程,大批发达国家强大企业已涌入中国,世界500强中,目前有超过60%的企业已落户我国,这个比例还将不断提高。他们的管理经验丰富、技术装备先进,资金实力雄厚,大有鲸吞中国市场,淹没我民族工业之势,这对国内企业来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严峻挑战。“狼”来了,会不会被“狼”吃掉?成了每个有志向的企业家心目中的一大隐忧。

当20世纪——整个世界都产生了翻天覆地变革的伟大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然而并未引起轰动的事:一位与发达国家的庞大企业老总相比可称之为“土包子”的中国企业的老总——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应邀走进了现代企业管理的理论圣殿——哈佛大学,为那些未来大企业的CEO们作海尔企业文化的演讲。这一旅程的深远意义恐怕是当时的组织者和演讲者所不能预想的。一次极为平凡的演讲竟是中国企业界向世界的宣言:中国的企业经过了一百多年曲折艰难的探索,终于找到了一条将跻身于世界强企、能与“狼”共舞的道路——利用现代中国式企业文化,树立起自己的竞争优势,走向世界,振兴中华。就在2004年12月,联想集团又兼并了IBM公司的个人电脑部门,标志着这个时代已经到来。

企业文化这一概念是美国管理学家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对日本经济的崛起做了详细研究基础上提出的,但作为企业的一种文化,则是从企业诞生的时刻就存在的,正如人一出生就有思维和意识一样。美国哈佛教授特雷斯·E·迪尔和麦肯锡咨询公司顾问阿伦·A·肯尼迪认为:每一个存在的企业都有一种文化,只是文化有“强”、“弱”之别。在企业发展的初期,生产方式尚处于机械的时代,文化于企业的作用、影响并不显著,不被人们所注重,因而未上升到理论高度。1](P12-14)按现代意义上的“企业文化”来说,我国企业文化的历史是很短的,人们往往忽视了其发展历程,看不到它的根,因而也就往往不可能真正看清它的发展远景和巨大的潜能。笔者认为,我国企业文化带着深深的民族传统文化的烙印经历了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没有的长久和艰难的孕育过程。从企业发展的纵向来看,基本上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近百年企业文化的孕育期

鸦片战争后,列强入侵中国,充分暴露了中国封建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原始落后。19世纪60年代,亚洲出现了两件大事:一是日本的明治维新,自此日本开始走上富国强兵之路;二是满清的洋务运动。虽表面上看这两者都是“富国强兵”,然洋务运动代表了一种腐朽的官僚资本,再加上其买办性,完全排斥了自由工商业的发展,因此,洋务运动一开始就决定了我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多舛。

洋务派办企业的目的,用李鸿章的话说就是“安内而制外”。制外办不到,就只有转为“依外”,靠买外国的枪炮、机器来维持大清的统治。为安内,就必然限制民间办企,如李鸿章在奏折中就明确指出:“铜钱、火器之类仍照向例设禁。”2](P91)即使织布业也严加限制:“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3](P110)这决定了中国民族工商业只能缓慢地发展,有据可考的最早的近代民营工业是1858年的上海甘章船厂和1863年成立的上海洪盛机器碾米厂。4](P38)由于清政府的设禁,使民间兴办企业困难重重。至甲午战败后,清政府才稍加放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满清倒台,西方殖民者无暇顾及中国市场,而成为这一阶段民族工商业的最佳发展时期,然其结果堪怜:工矿企业也仅增加470余个,资本接近9500万元而已。5]随着大战结束,西方殖民者又卷土重来,我国工商业又处于饱受挤压的缓慢发展时期,至解放

前夕,国内市场仍是洋货一统天下,充斥着洋枪、洋炮、洋油、洋火、洋伞等。正如电影“创业”中的一句对话:“没有美孚,你们只有一片黑暗。”就是当时旧中国工业的真实写照。

与这一阶段原始、弱小的企业现状相应的上层建筑——企业文化也处于一种原始的朦胧状态。占统治地位的官僚资本企业自不必细述,只是一种腐朽的官僚文化。而当时的民族工商业,为了原始资本的积累,虽然采用剥削手段,在管理上也带有浓重的封建色彩,但终究建立了一些不够成熟的规章制度、营销方式和商业竞争策略。这在茅盾的小说《子夜》中已被剖析得淋漓尽致。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民族工商业受到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多重挤压,为求得市场生存空间,他们把握的最好武器就是广大民众——消费者的爱国情结,如1930年代席卷全国的抵制日货运动,这正是中华民族能生存五千年而不被淘汰并能复兴的核心文化底蕴。1925年创办民生轮船公司的卢作孚,就公开提出他的企业宗旨是“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这也是我国正式提出企业精神的第一家企业。“实业救国”成为当时多数民族资本家的口号,而这一精神恰恰代表了近一百年民族工商业孕育时期的精粹。

二、1950—1970年代企业文化的初创期

我们先从一个常识说起,人未满十八周岁是未成年期,他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是因为他的大脑思维还未成熟,尚不能正确指导自己的行为。由此可见,企业在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的大脑——企业文化也不能正确指导企业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近代企业出现了几百年后,才能出现“企业文化”的理论,而现代企业的发展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该企业文化的创造性。

1950—1970年代这三十年,是我国企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三十年,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钢的产量由50万吨发展到2000万吨,工业门类齐全,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工业体系,从一个一穷二白、文盲占一半的国家成为拥有“二弹一星”的大国。与此同时,所有制形式上也成为单一的国家或集体所有制形式。我国企业除生产产品、规模大小有所不同外,从接受生产指令,到机构设置、规章制度、管理方式可谓基本一致。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数量增长型,适合当时国家经济十分短缺的时代。从无到有,就是将当时国内没有的工业从国外移植过来,如汽车工业、飞机工业等等。当时我国的文化教育十分落后,因而只能照搬照抄,谈不上消化和创新。工程技术人员的作用主要是完成工艺流程的编制,以便于工人的操作,于是,科技人员自然成为工人阶级的附属部分。虽然我们能集中全国的精英力量搞起来“二弹一星”,也仅此而已,整个工业基础与国外相比,在质的层次上我们依然差了几个档次。从小到大,主要采用母鸡下蛋式的重复建设,如以鞍钢模式包建“包钢”、“攀钢”;“一汽”援建“二汽”等,就是一种质上没有产生变化的移地重复建设。解决供需矛盾是十分必要的,但忽略了质量层次上的再创造,逐步演变成一种僵化的机械模式,导致其后的工业处于停滞状态。

这种经济发展的机械模式,产生了一系列后果:企业建设、发展速度的快慢主要取决于工人群众的卖力程度,而不是受教育程度;工程技术人员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技术创新受到了忽视。企业只须按计委部门的指令完成某一计划指标,成了计委部门的“加工车间”而不是经济中的活细胞。

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一级级传达指令,政治动员成为企业解决问题的万能钥匙,政治工作部门的机构一大套,各个企业都不能少。企业体制的一致性导致了相应的文化和管理方式的全国一致性,这在1950年代制定的以“二参一改三结合”为核心的“鞍钢宪法”中就已经初步成形,至1960年代初,就发展为“工业七十条”令全国企业遵照执行。尤其当大庆人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拿下油田之后,“精神万能论”就成了企业的主宰思想,掩盖了我们企业缺乏创新能力的本质。试想,1950年代后期我们几乎同时与日本在半导体技术上起步,结果在日本导致了新的产业革命和经济的飞速发展,然我国却失之交臂,固然原因很多,而我国的企业缺乏活力应是重要原因之一。再者,1970年代我们已正视到自己的落后,曾在全国强行推广应用日本的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