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汉卿笔下的女性形象

关汉卿笔下的女性形象关汉卿是元代著名的剧作家，是中国戏剧史上最多产、最伟大的剧作家，有“东方莎士比亚”之称，他一生创作了60多部杂剧。

据统计，现在留存下来的18部关汉卿的杂剧中，旦本占了20部。

此外，在一些末本中也反眏了妇女的不幸遭遇，比如《鲁斋郎》等等。

在关汉卿的20个旦本中，除了《哭存孝》和《陈母教子》之外，其他10部反映的都是当时元代社会严重的妇女问题。

《窦娥冤》、《望江亭》、《蝴蝶梦》控诉了豪权恶霸对妇女的欺压迫害；《谢天香》、《救风尘》中慨叹了青楼女子的悲惨命运；《调风月》、《拜月亭》则关注于封建礼教下的婚姻悲剧。

关汉卿的旦本创作中，并不单单是将女性作为拉动情节的“花瓶”式的主人公，而是在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怀下，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元代社会的妇女问题。

他在关心同情女性命运的同时，更多关注的是她们内心的追求，她们的意愿，她们的爱情，而关汉卿也恰恰以此来与封建礼教作正面的对抗。

自主自愿的爱情成为这些女性一切反抗行为的出发点，是她们维护自身尊严，敢于向封建礼教、豪强恶霸宣战的根本原因。

谭记儿为了保护自己的婚姻毅然只身与“花花太岁”杨衙内周旋，燕燕为了维护自己的爱情不惜大闹情郎的婚礼，王瑞兰为了爱情与父亲对抗反目……关汉卿使得爱情变得如此简单，你情我愿，便水到渠成，虽然其中不乏有大小波折，但总不妨碍。

一、守节寡妇——窦娥与谭记儿窦娥，是关汉卿笔下最著名的一个女性形象，其原型来自民间故事《东海孝妇》。

《淮南子》中记载的东海孝妇是在小姑子栽赃之下被诬告谋害婆婆而枉送了性命，但在关汉卿的笔下，为了使矛盾冲突更为激烈，关汉卿让窦娥遇到了更为凶险的泼皮无赖张驴儿父子。

也因此，窦娥这个形象变得更为丰满起来。

窦娥年轻守寡，和婆婆相依为命，但却被流氓无赖一步一步紧紧逼迫，从善良懦弱到初露锋芒到坚强反抗，尤其是最后刑场上许下三愿：“不要半星热血红尘洒，都只在八尺旗枪素练悬”、“若果有一腔怨气喷如火，定要感的六出冰花滚似绵”、“着这楚州亢旱三年”，最终至死不屈，到达了反抗精神的顶峰。

谭记儿则是《望江亭》中的女主角，一开始也是个寡妇，但她的性格则比窦娥要活泼俏丽的多，她还是守寡期间内心就十分期盼爱情，“我想着香闺少女,但生的嫩色娇颜,都只爱朝云暮雨,那个肯凤只鸾单?”但她却装作不情不愿；当她成为学士夫人时，温文尔雅，举止端庄；但当恶人来犯时，她转身一变，就成了个俏丽泼辣的渔妇，“摇船捕鱼、挽袖切鲙、传杯递盏、打情骂俏，无所不用其极，”最终赚得金牌，救得郎君。

甚至在离开之前,谭记儿还回过身来,幽默而俏皮地向仇人深深地一拜,“我且回身将杨衙内深深拜谢,您娘向急飑飑船儿上去也,到家对儿夫尽分说那一番周折”,这才得意洋洋地扬长而去。

在两位主人公刚出场的时候，都有着年轻寡妇的独特心理，两人是一样的看花落泪、对月伤情，都有着不甘守寡渴望爱情的羞涩情怀。

但守寡三年后，这两个女子却直面不同的生活境遇，窦娥遇上泼皮无赖张驴儿，抵死不从，终于被冤入狱，血溅白练；谭记儿则如愿改嫁，与夫君白士中举案齐眉，即使其后碰到了麻烦也化险为夷，最终仍是“好夫妻关汉卿剧作中的女性形象及作家的妇女观浅析.实际上，窦娥之所以不屈从于张驴儿的根本原因并非是所谓的为了守节守贞，而是因为她对张驴儿没有产生真正的爱情，所以并不能说关汉卿在宣扬封建的忠孝节义思想。

谭记儿同样也是少年守寡，但她并未有什么想着守节至死的思想，在她遇见了中意的白士中后就毅然改嫁了。

关汉卿是个尊重女性感受、女性意愿、女性尊严的作家，他尊重她们的选择，她们的爱情，这恰恰是其反抗封建礼教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泼辣婢女燕燕《调风月》中的燕燕刚出场就体现出了反抗的气息,她的《点绛唇》唱道:“半世为人,不曾交大人心困,虽是搽胭粉,子争不裹头巾,将那等不做人的婆娘恨。

”在等级森严、尊卑有序的封建社会,奴婢地位极低,所以燕燕“恨”,恨自己卑微的出身，恨自己是女儿身。

就是这样一个聪明伶俐的婢女，一旦她爱上了与自己地位极不相称的贵公子小千户时，她追求爱情的勇气是大胆而且赤裸裸的，不亚于崔莺莺和杜丽娘。

她不仅挑战封建礼教而且还反抗封建等级制度。

在地位上,她只是小千户的侍女,然而在爱情面前,她要保持同主人一样的人格尊严。

但薄情的小千户转眼间移情别恋要娶贵族小姐莺莺为妻，这使燕燕悲痛交加。

燕燕性格刚强，哪里肯善罢甘休，面对小千户的百般安抚并登门赔礼，她执意拒人于门外，借说媒之名，行破亲之事；破亲不成，便不顾尚书、世袭千户的赫赫声威，大闹婚礼，控诉小千户的背信弃义，诅咒他们的婚礼。

燕燕毫不妥协于封建尊卑等级的社会秩序，对爱情的纯洁性和唯一性有着执著追求，力图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不得不令人惊叹。

终于，这样一位位卑势弱的小丫头竟以正压邪大获全胜，相公夫人不得已“许第二夫人做”。

有人认为燕燕最终没有和小千户“了绝爽利”，便暴露出关汉卿反封建伦理道德的不彻底处，但是，燕燕的妥协正是她自己的选择，在剧中她一直以着一个独立自主的形象出现，一开始，她下定决心“知人无意，及早抽身”，唯恐被人玩弄，这是她的选择。

而后来看见“摩合罗”般“在意殷勤”的小千户便委身于他，这也是她自己的选择。

后来为了维护自己的爱情和尊严，燕燕更是不屈不挠。

所以说，做这个“第二夫人”并不能认为是燕燕的妥协，以燕燕的倔强泼辣来说，要她妥协实在是不大可能，所以，这里只有一个原因，这个“第二夫人”是燕燕自己的选择。

她愿意，只是因为简简单单的她还爱着小千户，倔强泼辣的诈妮子不过是个痴情纠缠的傻女子。

燕燕的最终如愿不仅是对封建礼教门第观念的攻击和嘲笑，也体现了关汉卿对女性自主自觉的爱情的尊重。

三、大家闺秀王瑞兰王瑞兰一上场一出口便是个大家闺秀：“卷地狂风吹塞沙，映日疏林啼暮鸦。

满满的捧流霞，相留得半霎，咫尺隔天涯。

行色一鞭催瘦马。

”关汉卿为了成就一段完全颠覆封建礼教的爱情婚姻，将男女主人公都投入了乱世战火之中，兵荒马乱颠沛流离之际。

刚刚与父亲作别的瑞兰，在随车驾南逃时候又和母亲失散了，柔弱无依的瑞兰慌了手脚。

这时候她遇见了同样在逃亡的蒋世隆，蒋世隆建议瑞兰结伴而行，对外假称夫妻。

这把“我每常几曾和个男儿一处说话来”的瑞兰羞红了脸，但为了免遭乱军掳掠，瑞兰只得答应假扮夫妻结伴逃难。

但这对逃难的假夫妻，在蒋世隆的一片真心之下，顺着他人的撮合，终于在客栈结亲。

可没想到，世隆“百忙里卧枕着病”，病倒了，瑞兰一面请医问药，一面精心照料，夫妻恩爱，患难与共。

不巧王镇路过此店，父女相会，各言凄惶，但当父亲得知女儿嫁了一个穷秀才之后，一把揪住瑞兰就要拖她回家，瑞兰百般恳求终于得见世隆一面，刚说了几句，父亲就在一旁紧催，如“烈焰飘风”一般要拆散他们夫妻，瑞兰仰天长叹“天那！一霎儿把这世间愁都撮到我眉尖上”，瑞兰向夫君表达了绝不嫌贫爱富另攀高门，“我宁可独自孤孀，怕他大抑勒我别寻个家长，那话儿便休想”，表明与他永生永世的决心。

离开蒋世隆后的瑞兰也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他，“不曾片刻放下俺那染病的男儿”，埋怨狠心的父亲“把世间毒害收拾彻”，对于父亲所谓的“穷秀才几时有发迹？”她却自有思量：“自古及今，那个人生下来便做大官享富贵那！”瑞兰的爱情可谓是饱经考验，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千金小姐在战乱中与夫君挨苦受难，互相扶持；夫君病后，又衣不解带的悉心照料，患难与共；在夫妻被迫分离之后，瑞兰还是一心只有蒋世隆。

瑞兰的爱情也是关汉卿尊重女性选择和爱情的一个典型代表，关汉卿还赋予了瑞兰不嫌贫爱富、不趋炎附势的高贵品格，这就使得瑞兰的形象更为生动饱满，一个娇羞怯懦的贵族小姐最终成为一个不矜门第、敢爱敢恨的封建婚姻的反叛者。

四、风尘女子杜蕊娘杜蕊娘是《金线池》中的主要人物，是关汉卿笔下众多的青楼女子之一，“高傲而深情”是她性格的核心。

她色艺出众，数年的娼妓生涯使她对勾栏瓦舍产生了强烈的痛恨。

因此，她坚决要求嫁给情投意合的秀才韩辅臣，然而却遭到母亲的阻拦与挑拨。

杜蕊娘要嫁韩辅臣，“漾人头厮摔，含热血厮喷”，也在所不惜；韩辅臣要娶杜蕊娘，把“上朝取应”的前程也抛在脑后，他们的爱情无疑是赤诚的。

但在花街柳巷，真正的爱情能有多少呢？蕊娘更是看惯了子弟哥儿“也不管设誓拈香，到处里停眠整宿，说着他瞒心的谎，昧心的咒”，这就使得他们不得不上了鸨母的当，各自为对方的移情别恋而痛苦万分。

另一方面，他们都不甘心于自己被背叛的命运，于是各有对策，杜蕊娘决心不再被韩辅臣玩弄，所以严词拒绝与韩辅臣和好；韩辅臣则竭力争取杜蕊娘的谅解，指望重归于好。

就这样，一个躲，一个追；一个硬，一个软，直至最后韩辅臣借助“怒哄哄列杖擎鞭”这种极端方式以表真情时，杜蕊娘才终于放下心来“从今后我情愿实为姻眷”。

关汉卿赋予杜蕊娘维护爱情的赤诚和人格的尊严。

高傲倔强的杜蕊娘从良的要求虽屡遭挫折，但她仍不愿任人宰割。

她义正辞严地指责母亲：“非是我偏生忿，还是你不关亲，只着俺淡抹浓妆倚门市，积下金银囤”，为了和韩辅臣结合，她不惜以死相逼，透射出她对自身权利和价值的认识，对独立人格的向往。

对韩辅臣，她一心一意，一往情深，但也不是百依百顺，言听计从，而是倔强地维护着自己的爱情信仰与尊严。

杜蕊娘意志坚定地追求纯洁爱情的行为,实质上就是一种对社会歧视无声的反抗。

关汉卿笔下的女性各个闪闪动人，为爱情、为尊严积极抗争，反抗命运的捉弄与压迫，此情此意令人钦佩。

当然，这也源于关汉卿对女性命运的关怀与同情，以及他精妙的笔法与笔力。

回顾整个封建社会怕也难找到这样的奇女子们，她们的艺术形象在艺术长廊上熠熠生辉。

他所创造的妇女形象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一、以形形色色被压迫妇女在其悲惨遭遇中所表现出来的忍无可忍的愤怒思想和情绪，自发反抗的精神为其人物性格的核心内涵。

这是关汉卿笔下妇女与古代文学画廊里妇女在性格方面最明显的不同之处。

在元代，广大下层妇女受到残酷压迫，她们身上集中了民族压迫、阶级压迫的巨大苦难，关汉卿以一个艺术家的正直和良知，把妇女间题作为自己剧作的中心题材，把凝聚诸多社会矛盾的妇女问题作为揭露黑暗社会现实的突破口，揭示社会底层饱受压迫的各式各样的受侮辱、受损害者的残酷处境，而有压迫就有反抗，因此，其笔下的妇女形象也就很少是安于命运摆布的可怜虫，而是敢于同压迫者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勇士。

这样，这些被压迫妇女在其悲惨遭遇中所表现出来的忍无可忍的愤怒的思想和情绪，不屈不挠的抗精神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其笔下妇女性格的核心内涵。

这种忍无可忍的愤怒情绪和强烈的反抗精神表现的最为淋漓尽致的人物是《窦娥冤》里的窦娥，她曾按照一般小民的想法，指望官府为她辨明冤枉，把她从泼皮无赖的欺侮下解救出来，从不白之冤中解脱出来，然而得到的却是不问青红皂白的酷刑，以至屈死法场。

在生命的最后一息，她把满腔愤怒象烈火般地喷向不分好歹、错勘贤愚的黑暗现实，对其曾迷信过命运的主宰一一天地进行埋怨、质问和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