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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化进程和人口增长的加快,食品保障与营养已经成为全球化的关键议题。农业、食品生产加工分配以及市场体制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传统渔业、动物生产、果蔬培育和谷类收割系统已经变得更有效、更高产,但这些方法具有潜在的不持续性。对食品保障与营养有关的健康问题和可持续发展来说,健康的生态系统是基础。如果我们不保持清醒的认识,我们的生态系统会遭到不可逆的破坏。联合国,以及些国家和地区性组织正在为此做出努力,积极保护生态系统,并让人口规模的发展保持可持续性,保证食品的供给和稳定。

世界遗传、营养学与健康学委员会以“健康农业、健康营养、健康的人”为主题的会议于2010年10月在希腊古城奥林匹亚召开。此次会议的焦点方面放在了人生活史中饮食发展层面,这些是与人的遗传素质、健康、疾病预防情况和久坐的生活方式相关的。另方面,会议也聚焦到饮食的变化层面上,这些变化是由于现代农业、农业企业、食品生产体系、气候变化以及对城市农业和建筑的需求等因素引起的。而所有这些都是受政府和国内外政策影响的。因此,在会议后期,政府和国际组织的作用受到了来自六大洲20多个国家与会者的热议。

如今,我们身处的营养环境与我们遗传学角度上所能适应的环境大不相同。在大约1万年前,随着动物被驯化和农业革命,我们食品供应已发生了变化。随后,工业革命以及食品技术的发展给食品组成成分带来了进步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就是各种脂肪酸数目和质量的变化。饱和脂肪酸和ω-6必须脂肪酸含量增加,而ω-3脂肪酸含量下降。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单不饱和脂肪酸的氢化作用产生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增加,这与工业化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化学肥料的使用,使必须维生素与矿物质含量也降低了30%,这些化学肥料的生产过程是很耗能的。或许,所有这些最严重的后果是会导致磷循环的破坏。尽管这些原因以及农业与食品生产营养学与生态学彼此之问有如此紧密的联系,但农业、环境和人类营养与健康方面的政策之问,在很大程度上却彼此分离。我们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至少我们要认清农业、人类健康与地球上生物所依赖的生态系统之问复杂的关系。

本次会议简报称,在饮食发生主要变化的这段相对较短时问内,人类的基因组并没有发生太多变化。因此,极有可能的是些慢性疾病,比如特定的心血管疾病、肥胖、糖尿病、关节炎、精神疾病和神经病变,至少部分是由于食品的环境和在遗传角度上我们并没有很好地适应现代生活元素的原因造成的。

份来自饮食脂肪酸与冠心病流行病学研究分析表明,与当前几乎所有推荐标准不同,食用过多植物油中的亚油酸(主要是ω-6脂肪酸)实际上会增加得冠心病的风险。植物油的生产,比如玉米油和大豆油,是现代食品生产体系中主要的元素。因此,可能非常不幸的是,含有高亚油酸(ω-6)与亚麻酸(ω-3)比值(大约15:1)的食品,这通常在发达国家常见,但现在正蔓延到发展中国家,这些发展中国家正采用所谓的发达国家的农业和饮食习惯。对转基因动物(FAT-1型小鼠)的研究进步支持了这种观点,即高水平的亚油酸和花生四烯酸是有害的,而仅亚麻酸,十二碳五烯酸和二十二碳是有益的。

在饮食中降低ω-6脂肪酸的水平,并提高ω-3脂肪酸水平,把ω-6脂肪酸与ω-3脂肪酸的比例从典型的15:1降低到理想的2:1,甚至更低,这是个对食品工业国内外的相关组织、农业与健康协会来说需要考虑的营养政策,这也不断地被基础研究、当今流行病学和进化论研究所证实。但与此相反,没有任何研究证明,介入反式脂肪酸可能会对健康产生什么效果。最近研究表明,至少像饱和脂肪酸样,反式脂肪酸有导致冠心病的风险。相似的是,在饮食中加入大量ω-6脂肪酸也是被些研究所支持的,但这些研究本不该迎合当前的研究标准。因此,我们必须慎重地看待那些“神奇食品”的功效以及农业专家和食品技术专家所计划的在饮食中任何数量和质量上的变化。并且,在那些食品被广泛应用到整个人群中之前,就应该开展相关的初步研究工作。

苯丙酮尿症解释了营养素的摄入与少见但强烈的基因变异之问的相互作用是如何决定身体是否健康或患病问这种差异的。相反,更常见但微小的基因变异与营养素相互作用,能适度的影响相当大比例人的健康。举例来说,必须营养素亚油酸与α-亚麻酸对必须长链脂肪酸的新陈代谢,就是受基因控制的。这种基因常见的变化会影响这些新陈代谢转化的效率,因此对亚油酸和α-亚麻酸的饮食需求,在不同个体问是变化显著的。作为种必然结果,因为饮食中亚油酸与α-亚麻酸绝对和相对含量与冠心病和癌症有关,比如乳腺癌,那么在摄入相似脂肪酸的个体中,患病的风险可能就有所不同,这是那些变异的控制基因起的作用。在富裕国家,对有钱人来说,考虑个人基因变化来制定饮食推荐(个性化的营养)或将成为可能。

肥胖,11型糖尿病,特定的心血管疾病和癌症常被称为“生活方式”型疾病。把这个词的重点放在个人身上,这并不是逃避学术研究上能避免疾病的责任。但在任何情况下,促进健康的责任很明显是两方面的,比如,一个人的体育运动是与他身体健康状况直接相关的,能做足够的体育运动的责任是在政府和个人两个方面。政府必须确保个安全的体育活动环境,这样才能确保市民走路、交通的安全。政府也必须给学校制定政策,确保中小学生有时问休息并进行体育锻炼。另外,城市环境必须没有污染,城市的规划要能鼓励市民参与到活动中,比如当地的园艺活动。这样做的好处是能更好地促进市民关系,更好的饮食、更多的体育活动和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

人类庞大的污染取决于农业的大部分食品。农业是人类活动中最具生态破坏性的,也是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因素。农业对农场具有多大破坏性关键在于我们耕种什么和如何耕种。与生产果蔬相比,生产畜产品对生态系统更具破坏性。但我们耕作是否具有破坏性和持续性,则取决于我们如何想办法生产可食用的动植物。比如说,与喂谷物给牛吃相比,让它们自己吃草会降低沼气的排放。同时,健康取决于我们吃什么,怎么吃。还是这个例子,自己吃草的牛比喂谷物的牛所产牛乳中含有的ω-6与ω-3脂肪酸比值要低。此外,食用大量红肉(牛肉,猪肉,羊肉的)增加了患常见类型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几率。然而,适量的肉和乳,可能又是有价值的蛋白质的来源。这种复杂的关系表明,我们在制定政策时要把食品生产和疾病预防联系起来,将来要根据我们对生态气候变化和我们掌握的营养学知识进行膳食推荐。

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的影响使农业耕作变得更困难,食品供应更不确定。同时,农业也是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当代农业,尤其是工业化农业依靠燃烧石化燃料获取廉价能源。在不远的将来,无论何种能源都会预期变得愈发昂贵。而且,由于种种原因,包括环保,食品安全以及公共健康的原因,我们需要更多智能化农业。正如在2010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Olivler de Schutter关于食品权问题报告中所描述的农业生态学的概念,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整合农业科学、营养学与医学的成果。农业必须能生产我们所了解的并对健康有益的食品。

有些相关科学由于巨大商业利益而受到偏袒的资助,这实际上影响着相关科学。比如工业化农业对农业大学的利益关系就是个恰当的例子。此外,食品和农业科学的科学工作者们直都在引导营养学的研究,并引领发展了些被证明对身体本无益处的产品。例如通过改变动物喂养方式,用谷物、反式脂肪酸和高果葡糖浆喂养,使食品中有高水平的ω-6脂肪酸,等等。营养学研究和知识应该首先定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产品,之后,食品科学与技术专家再负责发展这些产品,并在这些产品被应用到民众之前,就通应该过实验证明是安全、健康的。营养学的部门应在研究和发展产品上应起到首要作用。在这些产品对人类、动物和环境的营养价值被证明之前,农业与食品科技部门不是引导产品的发展,而是应扮演次要作用。如果这成为现实,那么各类组织的名称也应加以修改,比如把”食品与营养董事会”改为“营养、食品与农业董事会”,这就表示,营养学的研究引导着食品与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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